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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逐个分析了几位最高领导人的个人特性，谆谆希望全党加强团结。他认为，要防止最高领导人中存在着的分裂危险，根本的措施是对中央委员会实行改革，加强集体领导，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到五十甚至一百人，并且其中应该有几十个普通工人。这样，就能保证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防止少数人的冲突对全党的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
（四）列宁的历史局限性
1．自列宁于1916年写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后，80多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已用事实说明，列宁当时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和调节本身矛盾的能力是估计不足的，过早地作出了资本主义已进入“垂死”和“腐朽”阶段的结论。
2．对当时欧洲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形势估计过于乐观。红军打到波兰境内伤害了波兰人民的民族感情，受到了波兰人民的抵抗而失利。
3．通过实施“战时共产主义”企图取消商品和货币交换，“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这种超越阶段的做法，引起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和工人的不满和反抗，造成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巨大的政治危机。列宁承认，“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
4．在《国家与革命》一书和十月革命后的一些言论中反映出在国家问题的认识上有某些简单化和空想化的成分。对议会制度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对苏维埃制度理想化。
高放：从新经济政策可以看到，列宁初步认识到像俄国这样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然而，还没有来得及掌握这个特殊规律，列宁就去世了。后来的苏共领导人没有对此继续探索，反而越来越背离这一特殊规律，深陷于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最终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 三、 斯大林模式
（一） 斯大林模式的历程 1、斯大林时期（1924-1953）：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和凝固化过程；它的特征；斯大林执政年代给苏联社会留下的严重后果。
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首先面临着确定接班人和制定今后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两大问题。党内展开了尖税和复杂的头争。真正理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只有后来被斯大林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加以镇压的布哈林和其他少数几个人。斯大林在1925年和1926年发表了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两本问鼎之作。斯大林这两部不论对苏联还是对各国共产党都曾有过巨大影响的著作，只字不提列宁主义思想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新经济政策”。表明，斯大林根本不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看作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的根本战略思想，而只把它当作权宜之计。1928年到1933年，以开展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党内斗争和对富农（实际上大多数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致富的富裕农民）的阶级斗争为动力，用强制手段实行了农业的全盘集体化，把广大小农都赶进集体农庄，严重破坏了苏联农业生产的基础，造成了后来几十年中难以改变的深远恶果。与此同时，斯大林又制造了“社会主义愈是取得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化”的理论，大大强化了国家专政机关，把内务人民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等专政机关凌驾于党政机关之上，成为直接从属于斯大林个人的专政工具。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内确立了自己的最高领袖地位以后就大搞个人迷信。在学术问题上对不同观点采取的高压政策窒息了苏联的学术思想，造成了苏联长期的思想僵化。组成封闭的“经互会”和同“北约”对搞抗的“华约”集团。他的形而上学影响了苏联几代人。 2、赫鲁晓夫时期（1953-1964）：修正主义者，还是改革者？
斯大林的去世，标志着苏联长达30年的斯大林时代的结束，而开始了后斯大林的时期。这个时期从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算起，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为止，共有38年。对赫鲁晓夫其人和他的执政时期，从他于1964年10月下台后在苏联和在世界各国已议论了几十年。持否定看法的，恐怕要以中共和中国为最。在苏联和其他许多国家，当时大多数共产党员和社会人士对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这一点是持肯定态度的。赫鲁晓夫属于苏联党的高级领导人的第二代人物，这一代领导人不同于第一代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及其同辈人这一代在文化功底和理论养素方面比第一代则要逊色得多。他天生比较聪明机智，容易爆发思想火花，善于即兴而发，而且还富有罗斯农民的幽默感。他没有积极和直接参与或下令进行镇压，没有像马林科夫那样有在1949年“列宁格勒案件”中整了几千人的账，但也未反对过对“人民的敌人”进行清洗和镇压，虽然在内心中对他所认识的一些人被定为“人民的敌人”未必没有怀疑。
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政治体制，历70余年之久，未能建立起一套规范有序的、民主平稳的权力交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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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这种模式的重大弊端之一。
1）．赫鲁晓夫上台的几个阶段 三驾马车的过渡阶段（1953-1955）：
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三人组成的短暂的三驾马车；
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组成的新的三驾马车；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朱可夫。
反七人集团，搞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遭贬；撤掉朱可夫国防部长职务和改组军队领导，布尔加宁辞职；赫鲁晓夫登上权力的顶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1964年10月在苏斯洛夫、谢列平等策划的“宫廷政变”中被迫下台。 2）．赫鲁晓夫执政10年做了什么？
（1）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和严重破坏法制的罪行。平反斯大林时期搞的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
斯大林时期苏联遭各种迫害和镇压的人数很难有精确的估计。据一般估计，总共约有2000多万人。如果这些人的家庭人数都以每家4-5人计算，则波及面几近1亿人。长期压在近三分之一人口中的压抑和冤屈情绪，以及社会上对他们坎坷遭遇的同情情绪，在斯大林逝世后不可能不反映出来。
这就导致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大批斯大林和1961年苏共二十一大上进一步大批斯大林，决定将斯大林尸体搬出列宁墓的各种戏剧性事件的发生。
（2）超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把全面展开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党的当前任务，宣布苏联将在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3）赫鲁晓夫执政10年中苏联的经济形势、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首先，赫鲁晓夫在农业问题上花了极大的精力；
第二，在工业上，赫鲁晓夫坚持斯大林确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 第三，国防工业和科技的发展成就。
（4）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推行文化艺术的“解冻”政策。 （5）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对外政策。
赫鲁晓夫只反了斯大林，而没有反对斯大林主义，也就是没有反对斯大林建立的那种社会主义模式。赫鲁载重夫确实是个矛盾的人物，他亲眼看到了和亲身体会到了斯大林搞个人迷信的严重恶果，因而敢于顶住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对，要揭露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他又是斯大林体制和思想体系的产物，所以他不可能升华到突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摆脱个人迷信的领导作风。他谴责了斯大林，但是没有触及专横的政权机构；他批判个人迷信，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生育它的体制。至于抱怨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残暴性格，那是小孩子的政治思考水平。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内政外交上有很多失误，终至1964年被迫下台。这是他的悲剧。 3、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发达社会主义旗号下的新斯大林主义；苏联的停滞和衰落
勃列日涅夫于1964年10月14日取代赫鲁晓夫上台执政，1982年11月10日病逝，在苏联执政达18年之久，仅次于执政30年的斯大林。
苏联剧变后，有的人认为，苏联的问题就是就出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勃列日涅夫时期不是好好的吗？这是由于不了解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实际情况。其实，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在稳定和强盛的外表下积聚了大量的问题，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缺乏活力和政治体制的腐朽性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和暴露，导致经济处于危机的边绝缘，政治上进一步腐败，思想更加僵化。
勃列日涅夫为人谨慎，秉性保守，文化理论素养不高，不爱读书，从不动笔写作，却爱好虚荣和阿奉。他一无坚强的意志，二无宽广的经济视野，三无长远的目标，而喜欢过轻松的日子。
20世纪70年代在苏联大批党政干部中形成了一种安于现状、粉饰太平、自安自慰、盲目乐观的“勃列日涅夫风气”。70年代中，勃两次中风，实际上已难于正常工作，然而在苏联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体制下，他仍掌握着最高权力，他本人身体越来越糟糕，他领导下的苏联也开始走上停滞和衰败的下坡路，他把苏联带进了全面停滞局面。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中——
1．在思想理论方面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重占上风。
在1968年苏联把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改革浪潮——“布拉格之春”用军事手段镇压下去之后，苏联对改革思想和“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讨伐更是变本加厉，连续不断。
2．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了一个居于各级领导地位的利益集团或官僚特权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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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干部的终身制导致干部队伍的严重老龄化。 4．经济形势不断恶化。
5．军事工业集团、军方的势力和影响大大膨胀。 6．社会思想和社会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进行对比，而发现自己的落后。可是苏共的教条主义宣传却无法解答人们心中的疑问和现实生活提出的种种问题。这样，在群众中就逐渐出现和加深了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信任和信仰危机。不少人变得消极悲观，或玩世不恭；另有一些人则变成体制内或体制外的反对派。
勃列日涅夫晚期苏联出现的死气沉沉、一潭死水的停滞局面，有其必然性，这正是苏联长期僵化的斯大林模式下否定市场机制的经济体制的活力，和违反政治民主化方向的政治体制的腐朽性的进一步暴和反映。
4、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1982．10—1985．3）：短暂的过渡时期
苏联历史上出现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二人在三年多一点时间里先后执政这个短暂过渡时期，是苏共领导干部终身制带来的恶劣后果的最生动写照。
斯大林当党的总书记时42岁，赫鲁晓夫59岁，勃列日涅夫57岁；而安德罗波夫是68岁，契尔年科则是73岁，而且后两人上台时都已病魔缠身，气息奄奄。
安德罗波夫在思想上坚持传统观念，维护传统体制。但他忠于职守，为人廉洁正派，可是他已年老多病，实际上只工作了半年时间就病倒了。由于严重的肾病缠身，他剩下的近一年时间是靠血液透析在专设的病房里进行工作的，再有雄心，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安德罗波夫病逝时，年老的保守势力，把他们所支持的更加老态龙钟且又平庸无能的契尔年科推上了总书记的宝座。
契尔年科执政时期因时间短促和毫无作为而不引人注目。契尔年科当上总书记后，由于病体不支，基本上没有主持过后来的政治局会议。他却能在垂暮之年以平庸之才登上了这个泱泱大国的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广大党员和人民只能无可奈何和消极被动地等待这个过渡时期的结束。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濒死状态”。对明知无能领导这个国家的更老朽的人出任最高领导人，却不能表示任何意见，只能沉默接受的状况，是极为罕见的。这说明此时斯大林模式的政治体制它的权力结构和权力机制，已完全走进了死胡同。
5、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3—1991．12）：改革新思维和苏联的剧变
1985年3月契尔年科病逝时，在不到三年半时间接连为三位老病逝的最高领导人举行国丧的难堪局面下，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圈子中，54岁戈尔巴乔夫成了充当接班人的唯一选择。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历史上属于第三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人们盼望着年富力强的领导人的出现，期待着改革。戈尔巴乔夫一改前几任领导人老态龙钟、深居克林姆林宫远离群众的形象，一时燃起了广大群众的希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积极面：年富力强，有较高文化，强烈要求改革。
消极面：一是对苏联长期存大的问题的实质和严重的性质认识不深，对如何改革和改革的方向等心中无数，许多重大政策不经慎重讨论即轻率决定；二是不能摆脱旧体制在他身上培育出来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搞运动式和行政命令式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三是不能摆脱苏联历史上形成的总书记的权力意识的影响，他当上总书记后就开始过高估计自己，逐渐听不进不同意见，政治局会议常常成为他的一人独白。结果是他在执政时非但不能领导苏联克服困难，逐步开拓前进，反而激发了早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最终发生了苏联的剧变，出现了苏联的解体、苏共的瓦解和苏联74年历史的终结。
戈尔巴乔夫的主要错误是：
（1）他虽已认识到需要改革旧的体制，但对如何改和向什么方向改没有明确的目标； （2）不顾时间和条件地、像搞运动式地提倡“公开性”、“民主化”和“恢复历史真实”、“不留历史空白”，企图以此推动改革，实际上却助长了怀疑一切和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思想，引发了社会上各种争论和对立情绪，转移了广大群众对当前改革中着急问题的注意力；（3）在经济改革没有成效的情况下，匆忙地把政治改革提到首位，造成国家权力的失控和国家管理的大混乱；（4）不重视和不下功夫去改善党的领导作用和发挥党的组织作用，却因党内存在改革的阻力而企图撇开党或绕过党去推行自已的改革政策，┅┅但是如果把苏联的仅仅归结为戈尔巴乔夫个人的错误，那是不可能全面说明这个历史事件并总结其深刻教训的。
从客观因素来看，一方面，当时苏联面临着十分紧迫的改革任务。
从主观因素来看，戈尔巴乔夫头脑中既有新思维，也有旧思维；他对苏联国情，如民族关系缺乏深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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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他没有明确和深刻的改革目标；他过于自信，过高估计自已的说服力和号召力，好夸夸其谈；他不易听取不同意见，不善于团结同志，特别是在他当上最高领导人之后（他采取的一系列打击、孤立叶利钦和同叶利钦不能相容的做法导致两人严重的敌对，他不信任周围同志使他最后成为孤家寡人）；他有时左右摇摆，看风使使舵（如在民主派和左派之间迂回），有时又急躁冒进，一意孤行（如一下子把政治改革推上首位）；他爱搞机会主义、折中主义和实用主义；他爱好虚荣，崇尚权力；他常常脱离实际，把理想当作现实。 （二） 斯大林模式的特征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尤其明显地受到斯大林思想的影响。因此，人们常把这种模式称作斯大林模式。所谓“斯大林模式”，是指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采取的道路、方针、方法以及所实行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的总称。它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以及外交关系等四个方面。
(1)经济方面
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采取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认为，全民所有制形式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而集体所有制则是低级形式，并且要不断实行从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过渡。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集体所有制所占的比重大大超过全民所有制。这种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对社会主义早期经济发展的作用，固然不容否定，但事实证明，它并不是一种最佳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且后来对苏联经济起了相当大的负作用。第二，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有三个特点：一是高度集中性，主要是计划指标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地、集体地制订的；二是全面性，囊括了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部门，一切经济过程和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连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以及种植什么都由计划规定；三是强制性，国家集中地制订出来的计划，经最高苏维埃批准后，就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第三，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管理体制。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最集中统一的经济。在此思想指导下，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管理体制。中央通过部门对国家的经济活动进行垂直领导，严格控制着生产到分配的全过程。中央的集中领导不仅包括宏观经济，而且包括微观经济。甚至连地方一些自产自销的企业也收归中央管辖。中央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实行直接领导，包括人、财、物、产、供、销，甚至是一双鞋、一件内衣的生产与销售都要由中央部门决定，中央与企业是完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为适应这种管理体制的需要，党中央的主管部门越设越多。政府原有14个部，1939年增至34个，1943年又增至43个，到1947年达59个，1952年精减后仍有52个。单是分管工业的部，从1932～1941年，就由4个增加到25个。第四，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是以当时俄国的国情和所处的国家环境为根据制定的。一是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工业生产就大大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要求国家对其特别关注。二是由于世界大战和外国的武装干涉，使苏联的工业受到了严重的摧残、破坏。尽管苏维埃国家做了很大努力，但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时，作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现代重工业仍然很薄弱。三是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苏联有30多年是处在世界资本主义汪洋包围中的一个社会主义孤岛，经常受到帝国主义入侵和世界战争的威胁，帝国主义妄图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在这种国内和国际条件下，高速度发展工业，尽快增强经济实力，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是保证苏联经济独立和增强国防力量、保卫社会主义苏维埃的重要条件。
(2)政治方面
第一，推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苏联建国后，国家政权采取了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的苏维埃形式。列宁认为，苏维埃“它保证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行法律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在苏联由劳动者代表组成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1936年后改称最高苏维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它拥有立法权。为了体现联邦制，最高苏维埃由按人口比例选出的联盟院和按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相同数额代表参加的民族院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1936年后改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是人民委员会，1946年改名为部长会议，它对最高苏维埃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负责。但从苏联实践看，最高苏维埃的实际权力逐渐缩小，行政机关的权力日益扩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权力过分集中在中央甚至少数领导人手里，实行严格的部门管理原则，中央通过控制各管理部门来实际控制基层单位。中央的权力越来越大，加盟共和国与地方的权限却越来越小，苏联虽然实行联邦制和民族自治，但在实际上已无多大实际意义。这就破坏了苏维埃国家政权本来的宗旨，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第二，一党单独执政的政党制度。在政党制度方面，苏联实行的是一党制，而不是多党制；是共产党一党执政，而不是多党联合执政；是共产党一党独存，而不是多党共存的制度。第三，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领导体制。斯大林时期，党政职能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被认为是体现党的领导的正常原则而肯定下来。斯大林说：“在我们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原则性指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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