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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这样就把党指挥一切、包办一切从理论原则上肯定下来。第四，干部委派制和职务终身制的干部制度。在斯大林时期，党政工团的各级干部均由党的领导机关自上而下层层委任。这种做法，不仅使少数人代替普通党员和公民行使他们的合法权利，也使被任命的干部只对上级领导机关负责，而不对群众负责，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同时，由于缺乏正常的任免轮换制，领导干部实行实际上的终身制。在苏联，不仅斯大林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直至逝世，就是其他一些高级干部也是终身任职。第五，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从30年代开始，党的监察机关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关，再也无权监督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和总书记制定的政策及执行情况，结果造成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和个人崇拜不受任何约束。
苏维埃国家的监察系统的权力也被削弱。列宁时期的工农检查院是由苏共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苏联政府)共同领导的，而后来的苏维埃监察委员会(1946年改名为国家监察部)则只从属于苏联政府，已失去了对政府领导人的监督职能。在政府各部以及其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则建立了以本单位领导人为首的监督小组，只监督本单位、本机关领导者的决定执行情况。在基层，由工会监督企业及其管理者，而工会又没有什么权力，因而工会的作用微乎其微。同时，人民群众也被排斥在监察工作之外。斯大林时期的宪法规定，人民群众有选举权和罢免权，但却没有制定必要的制度保证，使其对领导机关和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
(3)思想文化方面
第一，对各种文化单位实行由国家包下来的管理体制，并采取高度集中的领导形式。对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化学术方面进行过多地行政干预，往往以政治为根据去肯定或否定科学研究成果，以党或党的领导人，主要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意志作为判断文化学术方面的是非标准。例如，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都由斯大林审定。斯大林还多次组织学术批判，如波克洛夫斯基的批判等，对不同的学术观点视为异端加以排斥，对被批判者给以组织处分和行政制裁。第二，舆论一律，思想单一化。在思想意识领域内，全党全国只有一个声音，不允许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文化学术上的争论，更不允许有不同的科学文艺派别的存在，因而在文化学术领域内失去了自由辩论的机制，导致文学创作难以繁荣，社会科学常常限于讲解、注释领袖人物的经典著述，学者们不能独立思考，难以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形成一种舆论一律、思想单一化的局面。这种高度集中的思想文化体制不利于调动和激发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阻碍了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4)对外关系方面
第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自十月革命胜利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将苏联视为异己力量，想方设法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种处境下，斯大林始终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西方世界。坚持反对资本主义的侵略政策，坚持反帝斗争，坚持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方针。在二战爆发前，面对希特勒的战争政策，苏联同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战争爆发后，苏联集中一切力量抗击法西斯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并援助东欧一些国家的解放事业，促进了世界和平。但斯大林在坚持同帝国主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的过程中也作了一些不适当的妥协退让，甚至牺牲了一些弱国的利益。例如：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定互不侵犯条约，苏联的目的是为了粉碎英、法的绥靖政策，制止把战争的祸水引向东方的阴谋，以确保苏联的安全，条约的内容是：“缔约双方互不使用武力，不参加直接或间接反对他方的国家集团；在一方遭到第三国进攻时，另一方不给该第三国任何支持”。这一条约的签定，客观上使德国发动侵略战争有恃无恐，使他可以放手地去侵略那些弱小的国家，导致德国法西斯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占领了9个国家，到1941年春，占领13个国家，最终也没有制止住德国法西斯的东侵，于1941年6月向苏联发起了进攻。另外斯大林的妥协政策，还表现在二战后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上，斯大林为了维护与英美的同盟关系和雅尔塔协定，要求各国共产党以国内的妥协来服从国际的妥协，放弃武装斗争，放弃夺取政权的斗争。第二，在处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由一国变为多国，并逐步形成了一个世界体系。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国家给予了积极的国际主义援助和支持，在国际舞台上通过外交活动捍卫了这些国家的利益。比如，面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东欧国家实行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政策，苏联和东欧国家加强了经济合作，签订了一系列经贸协定，使东欧各国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并于1949年1月，成立了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促进了东欧各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苏联还对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军事援助和道义上的支持。比如在朝鲜战争中，斯大林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并为朝鲜战争提供军火援助，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但是，苏联在处理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犯了严重的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虽然斯大林在理论上也承认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自主，但在实践中，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却愈演愈烈。苏联党不仅对各国共产党员的纲领、路线以及领导机构的组成有最后决定权，而且派出一些特派员，直接监督各国党的一切活动，并有权直接发布命令撤换某些党的领导人。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党通过共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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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先后换掉了50多个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致使不少国家的共产党脱离本国人民的民族愿望和现实要求，而陷入孤立。在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总是以老大哥自居，以指挥者自居，以苏联的利益为整个社会主义的利益自居。战后建立起来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被当作苏联的卫星国，以苏联为中心，以苏联的意志为转移，东欧各国在经济、军事发展方面往往要听从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对不服从指挥者往往施以家长般的教训，其中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中国都领教过这种教训。总之，苏联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交往时不能平等地交往，导致后来与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冲突。
2.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的原因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与苏联二三十年代面临的国内形势有关，也同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相联系，尤其是受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影响较大，可以说是当时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 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原因 客观因素 1.俄国专制主义历史传统。
在俄国历史上，其进入资本主义比西欧主要国家晚得多，只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才有较大发展。到20世纪初，俄国跟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这个国家可以说被前资本主义的密网禅染着。”俄国一战前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封建农奴制残余大量存在，依然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而且在工业生产技术和紫荆方面都严重的依赖于外国。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古充分，经济文化落后，所以历史传统的影响十分强大。按列宁的说法，旧俄国是一个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历史著称的传统主要表现在沙皇的高度君主集权的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以崇拜上晃为特征的沙皇主义传统，在经济上以村社占有为主要形式的封建宗法经济系统，以及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与对外扩张等。十月革命猛烈的冲击了旧的社会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的历史方向，创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从政治本质上开辟了国家的新天地。但是，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一下子割断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当革命风暴一过，历史传统的影响，就会顽强的表现出来，并发挥影响。在俄国的历史传统中，对“斯大林模式”影响最大的是皇权主义和封建宗法制。
皇权主义的兴盛同俄罗斯国家成长发展的历史紧密相联。在历史上，由于这个国家领土辽阔，而且缺乏天然防御屏障，容易受到俩自亚洲和欧洲两方面敌人的侵扰，这是俄罗斯历史就同无休止的征讨和战争联系在一起。最初，为了维系民族生存、地域外来入侵和反抗蒙古人的残暴统治，俄罗斯人需要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有一个能率领民众、军队抗击外敌的最高统治者。这便养成了他们崇拜皇权和集权制度的传统观念。而随着集权制度的建立和这种专制制度的长期绵延、延续，又使俄国的政治意识和文化传统中少有民主的思想，更多的是专制集权的观念。俄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虽然一直在欧洲，但俄国社会却没有受到其影响而经历过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文虎亚和思想发展运动，人们自我中心的价值观念从来没有达到象欧洲那样的水平，政治文化方面的民主精神和传统几乎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在19世纪，俄国虽然出现过相当一批卓越的思想家，如别林斯基等，但其文化革新运动却因为社会多数成员处于愚昧状态（据统计，直到十月革命前夕，俄国文盲仍占人口的3/4）和时间过短，而没有发展成为社会的普遍觉醒运动。就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传统而言，更多的带有亚洲专制制度的特点。
在俄国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俄国社会既没有形成 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自治力量，俄没有形成对国家政权进行监督的政治组织。俄国著名史学家克留切夫斯基在总结俄国16——19世纪的历史是说“国家日益膨胀臃肿起来，而人民日益贫困消瘦下去。”国家成为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人们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国家意识。政治的沿革和经济的变迁、意识形态和宗教活动、国家在其中都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甚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也深受其影响。
在俄国，皇权是国家政权和国家意识的最高代表，因而皇权主义在俄国影响很大，人们的皇权主义观念根深蒂。在沙俄时代，农民深受皇权主义影响，是皇权主义者。一些苏联学者也说，俄国百姓的一贯传统是把摆脱社会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明君”、“好沙皇”身上。俄国历史上驻宁德17世纪的波罗特尼科夫起义、拉辛起义，18世纪的普加乔夫起义，无不打着“好沙皇”的旗号。直到十月革命前，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仍然十分有限。从斯大林模式的高度集权、个人迷信以及凡是依靠行政命令和一切听命于长官个人等等特点，都可以看出俄国皇权主义的深刻影响。
在沙俄时期，广大农民还长期生活在宗法制和半宗法制之下。经济文化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使得宗法制及其观念根深蒂固。在村社这个宗法共同体中，农民的个体意识和独立意识及其淡薄。虽然俄国在1906—1907年曾推行斯托雷平改革，实行土地私有化，个体农民也脱离村社，建立家庭农场，从而出现了个体农户。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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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到1928年农业全盘集体化开始为止，个体农民的发展前后不过二十年的时间。在十月革命前，80%—90%的农民还是自给自足的小农，宗法制的影响仍很浓厚。俄国的工人阶级，由于阶级成分上同农民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因而其阶级意识和心理状态也深受宗法观念的影响。十月革命后这种状况并未立即改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留恋和习惯于自然经济，否定的鄙视商业活动，而在政治生活中则盛行个人崇拜、长官意识、家长式作风和领导方式等。所有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国宗法制的传统影响。
就地理位置来说，俄国地跨欧亚两大陆的前哨，它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要承受两个大陆经济发展方式差距的巨大压力。特别是欧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俄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自然的酒会表现为落后的亚洲式得经济基础对先进的欧洲经济发展战略的迎战。在俄国近代史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彼得大帝改革。彼得一世的改革，构成了一整套经济发展战略，彼得改革受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短短的二十年内，俄国有内陆国扩张为濒海国，为在欧走称霸奠定了基础；向南、向东侵吞了大量殖民地，大大扩大了俄国版图；在军事实力和重工业方面大大缩小了同西方国家的差距。俄国循序迅速跻身欧洲强国之列。
但是，彼得改革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走的是不平衡的，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的路线。俄国的农奴制基础不仅没有受到触动，反而日益强化。社会生活也没有因为改革而普遍提高。所以，靠了19世纪上半叶，雄立了工业革命之后，俄国复又陷入落伍的困境。究其原因，不过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彼得大帝用野蛮征服了野蛮。”历史证明，这种不清横发展的改革，是逃不了历史的短命性的。
20世纪的苏联与18世纪的俄国，尽管社会制度和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已达不相同，但是，我们在苏联的国际地位、经济发展处境和战略选择方面又看到了雷同之处。
斯大林曾设想，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克服彼得一世发展战略的局限性，因而毫不犹豫的踏上了历史的旧路。他在1928年底说：“只有在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才冷消灭我国历来的落后性。而且只有建立了自己的专政病掌握着对国家的领导的无产阶级，才能消灭这种落后性。”斯大林和彼得一样，走的是优先、高度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道路，它能否克服彼得发展战略的局限性呢？事实证明，不能。在20世纪的20—30年代，经历过重重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到了选择更广泛、更开放、更高级的生产社会化和集约化发展道路的前夜，而苏联却选择、继承了200年前的工业发展思想，这太落后了。社会主义不足以克服这种火候的发展战略的缺陷。严格说来，他在木屑方面还不如彼得。彼得大帝尽管一贯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但他的重商主义却使他大力促进同西方的贸易往来，鼓励同西方的产品竞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而斯大林囿于僵化的阶级斗争理论，走得使十足封闭的粗放发展道路，使苏联经济只能关起门来谈速度优势，在生产质量和效益方面责日益落伍。尽管苏联的工业化在极短得时间内取得了某些成就，但苏联为此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沉重代价。
从斯大林体制中，同样也能看出它对俄国社会救援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继承关系。俄国从14世纪莫斯科公国崛起以后，历来就是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社会。俄国历史上几次重大腾跃，都是在极权化同志的巅峰状态下完成的。15世纪伊凡三世建立中央集权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俄国和摆脱金帐汗国的统治。16世纪伊凡雷帝成功进行改革和领土扩张，18世纪彼得大帝使俄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以及以后的叶卡德琳娜二世更大规模的扩张等等，无一不是依靠加强中央集权，顺利贯彻君主意图实现的。俄国社会的管理者积累分权和民主管理的经验。俄国历史上唯一、短暂的政治民主时期使在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二月革命完成了“从沙皇政府的专横统治到广泛的政治自由的急剧转变”。列宁说，当时“俄国是最自由的国家”，“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由俄国这样的自由”。但实践证明，临时政府却是俄国历史上最无能、最涣散、最失败的政府，它没有能力解决任何一个迫切的社会问题。因此，临时政府只能是短暂的、昙花一现的。
俄国式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主要借助于两大传统手段：（１）不断地、随时随地的检出一切反对派，不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现实的或可愣的“异己”；（２）暴力手段高于一切其他手段，如辩论或说服的手段。斯大林是继成了这个传统的，他甚至在理论上并不回避这一点。他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内部职能扩大为“从前那些国家的职能”，即“镇压不顺从的人”；他把马克思关于“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建立的必要手段”的论断，直接扩大为暴力也是新社会建立的必要手段。他说“现在，在建设时期，也像在国内战争时期一样，镇压机关、军队和其他组织都是必要。”“高压手段，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是进攻的必要因素。”，他高呼：“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万岁！”
2.落后的经济文化。沙皇俄国不仅具有专制主义历史传统，还是一个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的国家，小农经济占优势，十月革命前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2%，十年后还占80%。20年代末期，工业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45%，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农业国。经济落后，必然带来文化落后，而“经济文化落后是中央集权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姜长斌也认为，斯大林政治体制的产生，是受俄国文化传统制约并有社会思想基础的。俄国社会没有经历过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和思想发展运动，人的自我价值观念和人对自我的无限信心，从来没有达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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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的开明水平，政治文化方面的民主精神和传统几乎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百姓一贯的传统是，把摆脱社会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明君”、“好沙皇”身上，对世俗统治者的敬畏和对神明的蒙昧皈依仍然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正是这种落后的思想成为个人崇拜产生的温床。
3.国内阶级斗争。毕克、周必文指出：“长期的党内斗争是斯大林时期苏联高度集中政治体制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苏联党内斗争接连不断，有时十分激烈。列宁在世时，由于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且对不同意见者很少采取组织手段，党内民主生活是比较正常的。但在斯大林时期，往往通过组织力量争取多数，对持不同意见者动辄采用高压手段，甚至混淆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斯大林逐渐把权力集中于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决策大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4.国际环境的影响。一般认为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诞生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被西方称为“红色的孤岛”。为了应付可能爆发的战争，苏联必须以最快速度把一些具有国防意义的工业搞上去，加之国内经济文化落后，苏联只能通过高度集中，调动有限的资金、资源，发展最急需的工业部门。林治华则从更深远的角度阐释国际环境对苏联的影响，他指出，俄国早期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受到拜占廷的强烈影响，从俄国统一国家形成时起，莫斯科沿袭了拜占廷的专制统治制度，这种制度又同东方蒙古的专制形式结合在一起而长期存在。苏维埃政权诞生后不久，就遭到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布）被迫采取高度集中的强制政策，这一政策保证了苏俄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同时它又不可避免地暂时偏离了民主的方向。然而这一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却被斯大林长期固定下来。二战更强化了这种体制，党和国家的一切都由斯大林决定。因此，“斯大林模式”是国际环境长期影响的必然结果。
主观因素 1、是在列宁去世之后的一系列理论争论，组织斗争，权力争夺中，支持斯大林的集团成为了中央多数派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取得了胜利。斯大林抓住了反对派在“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致命的犹豫；抓 住了当时反对派不顾列宁去世后党内外一致要求团结的呼声，屡次挑起争论，失去民心的时机，利用组织手段，最终走上了权力顶峰，扫除了斯大林模式形成的最大障碍——党内反对派，结束了公开的路线之争。2、是在列宁去世之后的一系列激烈争论中，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内多数派的整个理论体系经受了考验而日益清晰和系统起来。这一体系中的一些支柱如直接过渡，超越阶段，非商品市场化，阶级斗争尖锐化和暴力输出革命等观点在理论斗争中一一突显，并随着争论深入而广为传播宣传。可以说，如果在争论之前，在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时代，支持着斯大林模式的理论还只是不固定的雾化的东西，那么在争论之后，它已结晶成了触手可及的完整系统的固体，因此也就具备了更强的说服力和对实践的指导力，更易于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了解和接受。并且，这些理论随着它的持有者在权力，组织上的胜利，也最终占据了经典的地位，最终完成了斯大林模式形成的理论准备。3、俄共内部在组织原则和党内成份上的缺陷，首先是组织原则。俄共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前，是在实行专制统治的警察国家中进行着革命活动，处于地下的非法的秘密活动状态之中，这一具体社会条件决定了它不得不实行高度的集中制，以求生存。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组织原则在当时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但是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国内战争的结束，社会环境改变了，党的组织原则却由于长期形成的对高度集中，强制命令的作风迷信而末能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作为一个执政党，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党，它本身就此埋下了衰亡的种子——对民主精神的忽视。这一缺陷在列宁健在的时代，由于列宁重视而一度曾得到抑制，但在列宁去世后的日子里，却很快地恶化了。最终，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得以利用这一缺陷，从所有意义上水表 灭了反对派，造成了党内反对派的悲剧，进而造成了全党的悲剧。一旦机械式的一致取代了争论，僵化的思维取代了探索，权力的集中到了独裁的地步，那么任何政党的生命也就开始枯竭了。其次是党内成分的缺陷。第一、是党内曾经侨居国外的革命者日益通出党的领导层。这些革命者大都思维活动跃，接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正是这些人，难以适应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成为了历次党内争论的发起者和党内反对派的主体。随着党内派的失败，这些人纷纷退出政治舞台，列宁时代留下的一些民主气息也就消失了。第二，是随着工业发展，在20年代末，大量农民涌入工厂成为工人，导致工人阶级“农民化”。这一变化进一步引起了党内成份的变化。因为大量党员被从这些成为了“工人”的农民中选拨了上来，这样，许多农民的落后的封建思想涌入党内，成为个人迷信与权力崇拜最好的温床。上述两个变化，正是斯大林模式在党内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重要原因。4、斯大林个人的影响。虽然我们必须强调，斯大林模式决不可能仅仅是斯大林个人意志的产物，但同时也必须承认，斯大林的个人意志对斯大林模式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没有斯大林，没有斯大林在党的总书记职位上的权力，“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将会更为困难。
（四）斯大林模式的评价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按照他的思路创建了那个曾经被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效仿（或被迫效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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