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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上了霜。”在赵树理看来，女人四十五岁了，还穿绣花鞋，镶边裤，涂脂抹粉，就是老来俏，就是不正经，一个作风正派的女人绝不会如此，随意尽力地对这个人物讽刺，其实在今天看来，四十五岁并不算老，正是充满活力，魅力四射的年龄，爱美是女人的天性，把自己打扮的漂亮些，是热爱生活的表现，也是对人的尊重。赵树理对三仙姑进行辛辣的讽刺和嘲弄，其实是赵树理旧思想在作怪，农民式的狭隘使赵树理仅仅看到了三仙姑身上的不好的一面，这是他用男权的思想去看待三仙姑，从而得出三仙姑的形象是丑化的。
她也是一个落后人物的代表，所以当区长传话要她前去，她“好像很得意”，似乎认定这是一个展示自己魅力的机会，而且凭借自己的魅力可以把事情解决好。看她的语言和神情：“嗓子拉得长长地说：‘闺女大了咱管不了，就去请区长替咱管教管教！’”把她的心态描摹得非常形象。随后，她慢慢地梳妆，“换上新衣服、新手帕、绣花鞋、镶边裤，又擦了一次粉，加了几件首饰”，这才骑上驴子，赶到区政府。
到了区政府，她做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试图引起区长“老爷”的同情，“趴下就磕头，连声叫道：‘区长老爷，你可要给我作主！’”这种场面，我们在一些古装戏中经常看到，确实也有些“老爷”会把持不住，颇受诱惑。但作者没有直接写区长的反应，而是加了一个噱头：“区长正伏在桌上写字，见她低着头跪在地下，头上戴了满头银首饰，还以为是前两天跟婆婆生了气的那个年轻媳妇”，结果闹了个误会。这个噱头的添加，一方面强化了三仙姑穿着打扮的滑稽可笑，一方面却把三仙姑放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中。然后，区长才严肃地发话：“起来！不要装神做鬼！我什么都清楚！起来！”这也预示了三仙姑那一套旧意识、旧思想在新政府面前的破产。三仙姑由此也就老实起来，有问必答。她的回答大都比较简洁，像“四十五。”“找下了！”“三千五！”“有些首饰布匹！”本来能说会道的三仙姑，却像不会说话的人一样了，这些话语暗示了她内心的窘迫和底气不足。等到后边，邻近的女人赶来嘲笑她的时候，她“半辈没有脸红过，偏这会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羞得只顾擦汗，再也开不得口”，而且“恨不得一头碰死”。区长的严肃教育、众人的哄笑，使得三仙姑彻底站到了被动的地位上，“羞愧之下”，把小芹跟小二黑结婚以及退还吴家彩礼的事情“一一答应了下来”。应该说，人皆有爱美之心，虽然她已经四十五了，穿花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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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粉，在我们今天看来，并无不妥，对于这种“老来俏”,“美国青年在读到《小二黑结婚》时，对赵氏的这种讽刺是难以理解的。他们认为男女之间的结合不必任何人批准，也不受任何人约束，至于四十岁左后的女性穿着打扮，那更是普遍的现象。在他们看来，正是趋向衰老的中年妇女逐渐丧失本身的美，就更需要化妆”，④虽然这只是外国留学生的看法，但至少能说明一个问题，即女性对美的追求是一种个性的追求，也是一种女性解放的程度。事实上赵树理并不反对女性美，只不过更偏重女性道德而已。其实这更说明了赵树理的那种男权意识。 作者之所以批判这些行为，一方面固然有时代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更多是落后的观念意识。
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三仙姑追求的不是生理上的满足，而是心理上的愉快。因为她和人来往是公开的、群集的、而不是私通的，她心中除了丈夫之外，有一个“他者”的存在，这一个“他者”体现在众人身上。而这个“他者”并不是要改变夫妻关系。我们不应该批判她为“荡妇”、“坏女人”、“不道德”的范畴。从另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赵树理对三仙姑的形象是批判的，他只是从他的男权意义去看的，这正体现了他的女性观，他认为女性是依附于丈夫，男性的。
三、人物形象的评判
三仙姑身上带有封建思想的余毒，骨子里有较强烈的小农意识，她懒惰散漫、无组织无纪律、逃避劳动投机取巧、爱贪小便宜。她并不像老年妇女一样时刻以维护封建家长制和封建包办婚姻为己任，她在作品中受到批判主要是因为旧的习惯势力在她身上留下了思想毒瘤。她既不是思想界的主流也不是对新生事物的迫害者，只是没有自觉独立的思想却意识不到自己的悲哀，依附于男人和家庭的寄生者，三仙姑身上的一些特点是农村百姓所共有的劣根性，但是三仙姑身上的生命力和活力是真实生动的，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得最具有原生态意义的农民本色。总的来说三仙姑是个好逸恶劳，作风不正的妇女，是封建买卖婚姻造成了她畸形的性格。
在《小二黑结婚》中,赵树理基本上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其实这是有原因的,在当时的男权文化中,男人心中理想的女子必须要具备良好的女德:即纯洁、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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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洁、忠诚等,实质上是为“他”的思想而活。因此一个女性，她敢于表现自己的情和欲，就会被周围的人视为不道德。
其实在读《小二黑结婚》中，我认为三仙姑是个不幸的女性，她没有幸福的婚姻，以“下神”为幌子来和青年们“说笑”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寂寞的心理，可在当时是不被大家认同的，甚至认为她“放荡”、“不道德”。三仙姑不能忍受人们对她的穿着打扮而彻底的改头换面 ,而不得不按传统的母辈的形象而完结。我们应该同情她的种种做法,而不应该一味的批判。在者，小说中以“不在卖老俏”，“像个长辈的样子”来肯定三仙姑的转变，就暗示出作者对三仙姑道德评价的标准，这个标准是按赵树理的男权中心社会的传统意识来评价的。这也说明了赵树理的女性观，他认为女性应该依附于男性，依附于自己的丈夫。但以我们现代人的看法，三仙姑的做法不能算做不道德，她只是在寻找一种心理上的慰藉。
像三仙姑这样的“神婆在旧中国的农村着实为数不少,她们常常是最聪明，最俊俏的女生，但由于婚姻不能做主，所嫁的丈夫不是很如意。于是便由其他的“神婆”口传心授，掌握了“下神”的诀窍，以此为幌子，达到与别的男性任意接近乃至厮混的目的。有研究者指出：“‘下神’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一种附属品，也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副产物，是一种及其特殊的文化现象。在‘三仙姑’、‘下神’的这一看似有趣的故事之中，包含了许多人生的苦辣酸甜，表现了中国女性扭曲的人生和心灵。”⑤因此，对三仙姑这样一个倍受无爱婚姻折磨的农村妇女，我们应该深表同情。
其实人们认为三仙姑子那里“变态”、“放荡”、“不道德”是以“农民心态”丑化了三仙姑。但是若从女性角度看，若说三仙姑是一个反封建、争取自由的女性，显然有拔高之嫌，毕竟，三仙姑还没有那样自觉的女性意识。不可否认的是，她要比那些只充当生育机器的女性或熟读《女儿经》的女性，更清醒，更懂得一些人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说三仙姑是刘家峧反叛男权中心意识,生活的鲜活的女性人物，似乎并不为过。但是由于赵树理是这种男权中心社会的传统道德意识，才有了文中“活灵活现”，另人非议的“女神仙”——三仙姑的存在，成为现代文学女性形象中独特的“这一个”，从而使得三仙姑的形象深刻，给人们更多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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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面的理解三仙姑的形象。
再者三仙姑的形象相比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是单纯、朴实、鲜明的。她的内心没有那么多阴暗、复杂的东西，但“老来俏”这一出自生活的、在旧中国普遍存在的一类人物的共同特点。女作家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虽然也与“三仙姑”一样存在着心理变态的一面：曹七巧对儿媳芝寿产生妒恨心理，她凭着“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拉着儿子长白一起抽大烟，阴一句，阳一句刺探儿媳的房中生活，极力羞辱儿媳，破坏小夫妻的幸福，致使儿媳抑郁而死。在这种变态妒忌的情况下，她又亲手葬送了女儿长安的青春与幸福。但造成曹七巧的不幸根源即人性变异所造成的吃人与被吃的复杂性与残酷性，使一股孤寂苍凉的悲剧气氛从阴沉沉的没落世家渗透出来，从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也使读者对她产生可怜、可憎、可怖的复杂感情。相比之下，三仙姑的变态、可笑纯粹归于她个人的行为和道德原则上，这也可以看出三仙姑并不是作者写的那样及其变态，在三仙姑身上，我们会不由自主的产生同情来。
另一方面三仙姑的行为是滑稽可笑的，充满了喜剧性因素，但同时又是悲剧性的。她的婚姻实质是悲剧的，生存形式是悲剧的。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为悲剧的内核是对人的基本生活权利的肯定，它的基点是对人的同情。从表面上看，三仙姑可能是个很不讨人喜欢的人，放纵情欲，装神弄鬼，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还要用黑手帕盖起来。如果我们进入三仙姑的内心世界，设身处地的体会一下她被爱情权利被剥夺的心情，体会一下前后庄第一个俊俏媳妇与只会与死受不懂情感的男人生活，我们大概就不会讨厌而会多些同情之心。
四、审美价值及现实意义
三仙姑是《小二黑结婚》中最具有典型的人物形象，在她身上有很强的生命力。三仙姑任何时候都不失她作为农民的特征，她的愚昧落后，小聪明，不正经，都没有阻断她跨越两个时代的道路。《小二黑结婚》写出了三仙姑思想性格发展的基础、动因和具体过程，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时代劳动妇女的命运。三仙姑是活生生的人物，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人物。首先她来自生活，尤其是带着北方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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