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二 文章《中外政治思想史》期末复习重点更新完毕开始阅读48469f096c85ec3a87c2c57e
去除有害的异端思想，维护国家法令制度的权威。第二，思想的混乱也有损于君主的权威。在思想不统一的情况下，人们各以其学说批评政治，发泄不满情绪，沽名钓誉，抬高自己的地位。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则必然会严重损害君主专制。第三，与政治统一相适应的应是思想统一。他认为思想学术上的纷乱不统一，与政治上的诸侯并争是相联系的。现在国家已经完成了统一，法令制度都由皇帝制定，政治上也实现了统一。以法家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李斯的思想文化专制政策削弱了秦帝国的社会基础，这对于强秦的二世而亡，不无推助。
2．提出“督责之术”。如何既保有统治，又能尽情享受是君主十分关注的问题。李斯迎合秦二世的心理，利用法家的一些观点，写成《督责书》一文，献给二世以邀宠。第一，他论证了君主纵欲享乐的合理性。第二，他强调了督责之术对君主的重要性。第三，他还论述了督责之术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一是严刑重罚。二是独断。李斯主张君主独自掌握权势，独立作出决定。他认为圣明的君主能够独自掌握权力，控制臣子，从而保证自己的地位和权威。这是君主能够自行裁决政务的前提条件。
李斯这些极端化的观点既不利于法家学说的发展，也不利于秦朝的统治。督责术强化了君主的个人独裁，阻遏了统治集团其他成员参政议政的可能，使得秦统治者的统治与应变能力急剧下降，最终导致了秦帝国的速亡。 24．董仲舒天人合一政治思想的内容和实质是什么?
从汉武帝即位始，汉朝进入政治、经济全面繁荣的全盛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统治者急于寻找一种新的思想学说作为治国的理论指导。这一时期，儒学宗师董仲舒阐发了“天人合一”政治论，促成了汉武帝独祟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汉代统治者的政治指导思想。
董仲舒,在政治上的基本主张是王权大一统，注重等级原则和华夷之辨。董仲舒着力阐发了《公羊传》中大一统的思想，又吸收了墨、法、阴阳等家学说，对《公羊传》进行了神秘主义改造，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体系，即天人合一政治论。
天人关系是我国古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命题。董仲舒所讲的天则含义复杂，且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他所说的天既有理性成分，也有神秘因素，既指自然规律，也包括伦理原则。这样的天的权威自然是至高无上的。
在天与人的关系上，他认为：首先，人是天所派生的。人是天以自身为参照，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其次，“人副天数”。由于人是天创造出来的，人从外在形体到内在的感情、道
德、意志等方面都体现了天的意志和规律。再次，天涵容人，并与人相沟通。天在运行之中，产生了阴阳五行，并通过它们与人相沟通。其四，人与天地自然是一个整体。董仲舒认为，天、地、人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三个基本要素。三者各有其独特的作用，它们对于人类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人不能脱离其他因素而单独存在，必须以天地为自身存在的前提条件。人与天相同而又相通，所以说：奉天成为处理人类社会政治问题的一条基本原则。
在现实政治中，董仲舒主张君权至上，拥护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为巩固这一体制，保证汉家天下的长期延续，他为君权至上的合法性、合理性、神圣性作了精心论证。
他的天人合一论已经树立了天的无上权威，认为天的意志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命运。于是他提出君权天予说，阐明君权的来源和权威性。董仲舒认为天与人可以相互沟通，但这种沟通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并非人类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有资格与天沟通。人与天的沟通是通过一个中间环节来实现的，这个中介就是“圣人”。对于天，圣人是人类的总代表，对于人，圣人则是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执行着天的意志和命令。圣人对应于实际政治就是王。王就是现实的圣人，圣人则是理想的王，圣人与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王在实现政治中承担着圣人沟通天人的职能。基于这样的认识，董仲舒认为君主的权力来源于天，天子秉承天的意志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既然君主代表天，拥有天所授予的权力，那么，臣民对君主也就只能毕恭毕敬，惟命是从，否则就是对天不敬，逆天而行了。臣民服从天就像地从属于天一样的天经地义。君权神予说直接导出了君尊臣卑，维护了君主的集权与专制。
董仲舒在论证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同时，也指出了天的权威是高于君主的，君主居于万人之上，但也要尊天敬天，受天约束。如果君的行为不符合天意，天就会以灾异的方式给出警告，要求君主改正，适当调整政策。如果君主一意孤行，天就会给予责罚，必有灾祸降临。这就是所谓“天谴说”。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天的权威则是虚幻的，在没有法律、制度保证的情况下，以天制约君权常常流于空谈，很难取得实际效果。天谴说体现了统治阶级自我调节的愿望，是其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 董仲舒认为的天的运行有其内在的规律，体现为阴阳分合运行。阴阳之道是宇宙和社会中的普遍规律，世上的所有事物都是这样的阴阳组合，阴阳两方虽然共存，但它们的地位并不平等，而是“阴兼于阳”，阳处于主宰、制约的地位，阴处于被支配、被制约的地位。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主从关系。天道是这样，所有其他阴阳关系也是这样，都是阳的一方支配阴的一方。体现在社会政治关系上，就是君、父、夫分别支配、决定着臣、于、妻。君臣、父子、夫妻是当时社会诸种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这三种关系的内在法则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所谓的三纲。统治者只要处理好这三种基本关系就能有效控制整个社会。三纲根源于天，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董仲舒的阴阳合分论为君主政治提供了精巧的合法性沦证。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政治论，由天人关系、天道运行规律论证了君权至上和等级原则，又主张以天制约君主，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从而提高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适应能力，这是儒家政治学说成熟的表现。 第九章
25．如何理解唐代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
唐代时期，中国再次实现了大统一。在思想领域，佛、道、儒在竞争发展中也出现了融合趋势。顺应政治大一统的形势和要求，
王通提倡中道，致力于儒学的改遣和复兴，又主张三教可一，希望形成以儒学为主干，吸收佛道有益成分的统治思想。
唐代诸帝不仅致力于政治实践，而且注重对统治经验的总结和统治思想的探讨，并多有著述。李世民就是其中的代表，在政治上他励精图治，以民为本，积极减轻民众负担，缓和与民的关系，又重视政治调节，虚心纳谏，鼓励进谏，从谏如流，形成了比较和谐的君臣关系，凝聚了统治集团的力量．从而保证了政治稳定，推动了社会的复苏繁荣。
唐代佛道兴盛，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等方面引发了许多问题。韩愈对佛道与儒学争夺统治地位和它们造成的政治经济弊端十分不满，因而大力树儒排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借鉴佛遭的方法，提出道统说，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以提高儒学的理论水平，与佛道抗衡，并为君主专制和等级制度作更好地论证。
唐中期，柳宗元积极倡导并投身于政治改革，以革除社会弊端，稳定统治。他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系统地总结了人们在政治体制上的长期争论，肯定了郡县制对维护国家统一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其取代分封制的进步性、必然性。 27．韩愈道统论的政治内容和实质是什么?
韩愈是唐中叶著名思想家。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维护儒学正统地位，排斥佛老，提出道统论。隋唐时期，随着政治大一统的重建，儒学也逐渐兴盛起来。隋及唐初诸帝都注重扶持儒学。这一时期，各级学校制度得到完善，儒家经典被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同时统治者对佛道二教也注意加以提倡和利用。唐代佛教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影响很大。佛道的流行也引起了一些尊崇儒学的士大夫的不满，他们纷纷主张排抑佛老。韩盒从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及国家利益出发，坚决排斥佛老，系统阐述了其排佛主张，反对迎佛骨。
佛老都属于思想文化，都有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排斥佛老仅靠行政措施是不够的，还须完善儒学体系，提高其理论水准，以在与佛老的竞争中取得理论优势。韩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道统说的。
韩愈将道作为其思想的最高范畴。天道、地道、人道分别是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准则。天道、地道、人道可总括为道。道是宇宙的最高法则，它无所不在，贯穿于自然、社会和人生之中，万事万物都要受道制约，为道所主宰。道也是佛道所使用的重要范畴。韩愈的道则与之不同，他通过将自己的道与佛老之道的比较，进一步阐发了儒学道的内涵。仁是人的内在道德，义是行为表现，遵行仁义即为道，德则是—种对仁义的内在自觉。道德与仁义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道实际上是对仁义等儒家伦理原则的抽象，道具体化就是仁义。这样的道当然不同于佛老的道。儒之道有利于维护君主政治，佛道之道则相反，它们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 道、佛都是宗教，其基本的思想倾向都是出世，儒学则是一种伦理政治学说，注重道德修养，积极参与政治，通过内圣外王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具有强烈的人世性和政治性。韩愈提出的道也着眼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人类社会的规范、秩序、政治制度等都是道的一种体现和具体化，因而也是合理的、神圣的。道是解决小到个人问题大到国家政治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循之则可修齐治平，直至天下大治。
为了进一步强调道的万世不易，提高道的地位，增强与佛道抗衡的实力，韩愈还专门提出了道的传承系统的问题，即道统。道统的思维方式来自佛教。佛教禅宗重视佛法的传承关系，提出了一个由释迦牟尼直到弘忍、慧能的传法系统，称为祖统。这也是佛教自我标榜的一种方式。韩愈借鉴了这种方法。同时，这也与儒家的传统相吻合。儒家从孔子起就讲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先王之道为号召，以道的传承者自居。韩盒认为，道也是一脉相承，从尧舜直到孟子，只是在孟子之后，道才失传。其中，道的传承者有圣王也有圣人，他们或者将道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或在理论上阐扬道，使道能代代相传。道统说表明，儒学之道的产生远早于佛老，是华夏文化之正统。而孟子之后，儒家经学不能继承道，将道发扬光大，只重儒学的皮毛说法，而忽视其根本，结果导致儒学的衰微。解决的方法就是破除经学旧说，
以道为核心，重建儒学。而他自己就是这个任务的完成者。
韩愈吸收儒家传统思想材料，并借鉴佛道，以道对儒家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原则作了重新概括和抽象，提出了道统论。他希望用这种方法提高儒学的理论水平，保证儒学地位，与佛道抗衡。道统论对宋明理学有较大影响，为理学家所重视。 28．简述柳宗元的政治革新思想。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在政治思想上总结了对国家体制的认识，主张政治革新。他在政治上忠于李唐王朝，对当时社会政治混乱、民不聊生的局面非常忧虑和不满。主张革除弊政，进行政治改革，形成了革新思想。同时，长期的贬谪生活，使他对社会下层情况有较多接触，对社会政治弊端和人民的苦难了解较多，这也促使他积极揭露社会弊端，阐发民本思想。
其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其一，君民关系上，以民为国本、君本。其二，在官民关系上，提出“吏为民役”的观点。在官民关系上，传统的观点认为官为民之父母，因而官治理民，民服从于官是天然的、合理的。但柳宗元却创造性地提出：官员的职责是为民服役而非役使民众。他又进一步说：民拿出其出产的十分之一，用来雇佣官吏为自己服务。官员既为民雇佣，接受报酬，却不做事，反而损害民的利益。对于这种官吏国家要坚决予以惩处。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对传统思想有突破之处，表明了他对现实政治、吏治败坏等不良现象的不满，反映了其对民众疾苦的深切同情。
柳宗元的社会历史观主张进化，因而反对因循守旧，主张务实求治，富有革新精神。同时，他还发展了儒家的经权思想，为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他主张的治国之道是“立大中”，而经权就是大中之道的内容之一。经是原则，是常，权则是对原则的灵活运用，两者都是仁、智的体现。两者的关系极为紧密，他说：“没有权，经就会僵化，没有经，权就会失去指导，背离原则。经与权实质上是同一东西的不同名称。两者的统一就是道。只有经权并用才能真正贯彻道。经权合乎当，即恰当结合两者就是道。他“权在道中”的观点，
提高了权的地位，论证了变的必要性、正当性。表现在政治实践中，他积极鼓吹和参与政治变革，是永贞革新“二王刘柳”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
唐朝中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起来，社会政治日益混乱。柳宗元对唐朝的困境十分忧虑。他在分析社会弊病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革新思想，为唐朝寻找政治出路。其革新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一是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二是执行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他十分重视人才在政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将国家治理好，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而要使国家政治清明就要使有才能的人居上位，作管理者，无才能者居下位。即须任用贤能之士，充任国家官吏。他还对妨碍任人唯贤的传统思想观念进行了批驳。
柳宗元是唐代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政治上，他维护郡县制、中央集权，关心民生，批判社会弊端，务实求治，勇于改革；他的革新主张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减轻人民负担，改良政治，对社会的稳定发屉有积极意义。学术上，则对传统思想既有继承又有所发展突破。 第十章
29．如何理解北宋改革思想的主要特点?
面对北宋“三冗”及财政状况恶化的严峻局势，统治阶级中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思想兴起，其重点是吏治和财政改革。 范仲淹等人发动的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是改革官员的选拔与管理制度。李觏的财政经济问题关注较多，提出较系统的富国主张。范仲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思想被应用于社会政治实践，李觏强本节用、寓兵于农的改革思想，主要是理论探讨和论证。两者都着眼于宋朝的危机，巩固其统治，只是侧重点不同，这些认识和实践为稍后的王安石变法做了铺垫。
王安石提出了更全面的改革思想，并付诸实践，使改革思潮和实践达到顶峰。王安石以理财即解决财政问题为中心，同时又反对因循守旧，强调变更法度，以巩固改革成果和推动改革深化。他还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选拔和管理问题，即“大明法度”，“众建人才”。王安石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没能坚持下去，也没能根本解决北宋的弊政。
北宋改革思想和实践对巩固宋朝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都是为了巩固君主统治，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 30．王安石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有哪些基本特征?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政治家，“熙宁变法”的主将，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 （1）财政思想
这是王安石改革思想的主要方面。王安石为理财正名，提出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作为增加政府收入、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途径，并重视节约开支。 （2）立法与变法思想
王安石认为：法包括法律、政府政策、指导思想、政府规章等。法之善恶关系天下之治乱，立善法是致治的关键；鼓吹法令制度的改易更革，并以之为政治上最急迫的任务；法令制度变革的指导思想是法先王，而且必须是法先王之意；制定法令制度要从现实出发。 （3）人才思想
王安石批评国家人才现状，极论人才对改革求治的重要性；提出独特的人才标准和人才的教育培养、选拔、任用措施。
王安石勇于进取，又非常务实，提出较全面的政治改革思想，并全力实施，使北宋时期的改革思潮和实践达到顶峰。在他执政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影响巨大，对增强宋的国力、巩固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他的改革思想和实践是为了巩固君主统治，因此，只能缓和社会矛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宋朝积贫积弱的问题。他依靠君主和封建管理制度来推进改革，在实践中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
¤31．如何评价郝经的用夏变夷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
1279年，元灭亡南宋，统一了全国，建立起疆域空前辽阔的大帝国。蒙古统治者面临着跨越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差距，实现对众多人口和广大地域统治的问题。为了保证本民族的特权地位，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元朝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一方面保证了蒙古民族政治、文化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允许汉法、儒学的存在和传播，为汉蒙在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交流与融合创造了条件。 随着全国的统一，理学开始北传，在北方得到广泛流传。一批儒生也主动与蒙古统治者合作，积极以儒学影响政治，汉法也得到一定认可。理学的官学化，也在这—时期完成。在元代政治思想的发展中，郝经、许衡是代表性人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政治中心逐渐南移，蒙汉上层进一步勾结。一些蒙古统治者逐步认识到汉法的价值，开始有意识地吸取中原王朝的统治经验。与此同时，儒学也在积极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政治形势，求得生存和发展。其中，郝经提出的“用夏变夷”论值得注意。
道是郝经思想中的重要范畴。道是万事万物的本原。道既寓于万物之中，又主宰着天地万物。道具有超时空性，万世长存，“吾民不变则道亦不变，道既不变则天下亦不变”，即使王朝更替，道也不会发生变化。因而，道也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地位崇高、神圣至极的道并非空洞的概念，面有着现实的内容，即儒家主张的伦理纲常，实际是儒道。
郝经认为，儒道是政治权力的理论基础，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只有践行道，所获得的政治权力、政治地位才是合法的、正当的。天命所归的关键是道，符合道，就可得到天命眷顾，而与其地域、民族无关。而且，民众对于统治者是承认还是服从也在于其是否有道。所以君主的民族并不是天命所归、人心归附的依据，关键在于统治者是依从还是背离儒道。对于进占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如
果他们接受并实行儒道，则民可以承认他们，和他们合作。具体到当时，如果蒙古统治者能尊祟儒学，重用儒生，推行儒道，他就可以合法地据有天下，统治汉及其他各族人民。对于这样的政权，儒生也应积极合作，为之尽忠出力。郝经的这一观点突出了儒家伦理纲纪原则的神圣性、权威性，为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建立其统治全国合法性的可能性和途径，也为儒家与新统治者合作作出了理论辩护。这也表明儒家试图从思想上对蒙古统治者进行改造，使之也代表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即用夏变夷。
郝经的观点有其理论上的渊源，是儒家理论在新形势下的自我调适，是华夷之辨在当时的应用与发展。传统的华夷之辨的特点是：首先，华夏具有优越性，与夷狄是主从关系，其依据是华夏有发达的礼乐文明。其次，划分华夏夷狄的标准是儒家礼乐文明，而非地域、种族。再次，主张文化征服，即以先进的文化去影响、教化落后的民族。郝经则发展、改造了
这种观念，推导出“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认为异族统治者如能接受中原礼乐，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天下的主人。而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文化上征服征服者的过程。郝经的观点消除了儒家与新统治者合作的心理和理论障碍。
用夏变夷也是儒家传统权变思想的一次运用，是权变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郝经等人对儒学伦理原则的先进性、正确性、权威性深信不疑，但面对强悍而文化落后的蒙古统治者，他们只能接受其占据天下的既成事实，在受统治与之合作中保持和发扬儒道。郝经希望儒生们能认清形势，抛弃陈腐观念，积极投入到新王朝的建设中去，以保存、发扬儒学，于己、于民、于道都不利。 郝经还为其观点找到了历史依据。他认为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就是以夏变夷的成功例子。因而，他对孝文帝极为赞赏。他赞扬忽必烈，希望他也能成为魏孝文帝那样的人物。
以夏变夷体现了儒家文化强大的适应能力，客观上有利于汉蒙文化的交流，也使儒学得以保存和延续。 第十一章
32．如何理解朱元璋集权思想的主要特点?
朱元璋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极力树立君主绝对权威，强化国家机器和对全国臣民的控制，使君主专制达到了新的高度。思想上形成了既重视加强和维护集权，又重视整顿吏治、缓和社会矛盾、选用人才的治国思想，朱元璋的政治思想代表了明清统治者集权与专制的思想本质。具体表现在：
（1）强权与集权主张
整顿纲纪。通过正纲纪，严明等级名分，形成君臣吏层层节制，吏臣君层层服从的体制。制度建设与调整。具体表现：严禁后妃干政；防止地方反叛，军权由皇帝控制；废中书省、罢宰相，集君权与相权于一身；设立锦衣卫等，个人专制显著加强。思想文化专制。遵奉程朱理学；以八股取仕；大兴文字狱；禁止异端邪说；专制思想还祸及古人。
（2）安民思想和人才观
朱元璋比较重视安民、恤民，夺取天下时，禁止滥杀无辜，在建国后，确立以宽治民的原则。朱元璋重视人才的作用；他的人才标准是德与才，人才选用中注意用人之长，不求全责备；不计出身；不拘亲疏；不限民族；不论资格。认为治天下要靠儒生，重视儒生。他也猜忌人才、残害人才，禁锢人的思想，限制人的自由发展，阻碍学术思想文化的进步。
（3）严整吏治思想
朱元璋采取断然措施整肃吏治。重视和依靠刑罚的强制手段来整肃吏治，表明了其重典治吏的指导思想和决心。注意惩戒教育，对官民进行普法教育，使之知法、守法、畏法。鼓励民众告奸，发动民众，借助民众的力量来制约、监督官吏。
朱元璋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强化皇权，加强专制和独裁，同时也注重安民治吏，缓和社会矛盾。 33．王守仁心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有哪些基本特征?
明中期，王守仁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他批驳程朱理学的疏漏之处和空疏学风，以心为宇宙本体，认为封建道德内含于人们的心中。由此，他提出致良知、破心中贼、知行合一等一系列观点。
（1）心的学说与理想政治
王守仁认为心即理。心是指人的感知和认识；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心的本质是至善至德，良知、天理是心的不同表现，心在观念、心理层次上是良知，在理论、原则层次上则是天理天地万物与人都是一体，他们彼此相通、和谐统一的基础就是心。王守仁把这种认识应用于社会政治实践，提出他的理想政治模式即“天下一家”。这一理想的实现需经过两个步骤，即《大学》中说的“明明亲”、“亲民”。
（2）“致良知”与“破心中贼”
王守仁认为，良知是人的是非之心，良知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自然本能。纯善无恶 的良知本来是与生俱来，人人皆有的，但人的私欲会蒙蔽良知，而使人表现出恶，所以要去恶，就须重新发明良知，即所谓“致良知”。
王守仁大讲致良知、存理灭欲，最终还是着眼解决社会政治问题，要以旨在维护现有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的良知之学去规范社会，约束人的思想和行为，从而解决社会政治问危机，稳定明朝天下。王守仁在镇压民众反抗斗争，“破山中贼”的过程中，认识到只靠武力镇压还远远不够，要“破心中贼”，解决民的认识问题，而致良知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思想武器。因为致良知就是要革除人们超出其社会地位的物质欲求和犯上作乱之心，即人欲，而保留良知、天理，即回归封建道德。
（3）政治道德实践思想
致良知是要实践良知，即以良知指导自己的行动。王守仁以“心即理”为理论根据，批判程朱的观点，并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