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课题名称：西南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女性教育的调查及发展对策更新完毕开始阅读49bb75eaf121dd36a32d82f0
绪 论
一、 课题的研究对象
本课题拟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教育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女性往往在童年时代错过了享受义务教育的机会，步入成年之后，又因各种原因而未能接受继续教育。然后，女性又在当地的社会生活和劳动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同时又是接受外来文化的主要群体。当越来越多的男性外出打工时，这些固守村落的女性，还是农村生产的主力军，是民族下一代的培育者。她们有着怎样的受教育经历，她们如何对待自身的教育问题，又如何去处理子女，尤其是女童的受教育问题。在村寨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博弈面前，她们有着怎样的想法和做法。这些问题，吸引我们深入到民族村寨内部，去聆听“沉默者”的声音。
本研究选用“女性教育”这一概念，而不使用妇女教育或女子教育为题，主要也是考虑到“女性”一词包含了从女童到妇女整个发展阶段，比起“女子”和“妇女”，它能更好的体现女性发展的生命连续性，以及女童和妇女（成人女性）两个群体在教育、生存和发展之间的密不可分。本研究的少数民族女性教育问题，指少数民族女性在接受现代学校教育方面，相对于男性而言，所存在的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
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女性教育指标是衡量该国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那么一个少数民族的女性教育指标，应该是衡量该民族繁荣进步的重要标志。如何让女性享有和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如何通过教育为女性提供一个选择生活、改变命运的机会，让女性和男性一起为促进少数民族的进步共同努力，成为本研究的重要意义之所在。此外，在少数民族村寨女性这一研究对象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和性别问题的交织，同时还有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化的冲突，以及社会性别角色定位、社会流动问题等等的复杂呈现。这给本课题研究带来极大的挑战，但同时，也赋予本研究更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课题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水族村落和彝族村落展开田野调查。具体考察地点位于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M村寨和位于四川西昌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的L乡。水族和彝族均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所考察的两地村寨，至今仍保留有比较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女童的入学率以及妇女的文盲率相对于男性而言，有较大差距（具体详情见后面相关章节）。其总体情况符合本课题研究的初期设想，为探究女性受教育不平等现象的提供了研究的可行性。而研究者和两地地方政府以及相关学校之间因工作原因所积累的人脉关系，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本课题希望通过实地调查、个案研究和理论探讨，阐释少数民族女性教育不公平问题以及现象背后的根源，提出政策对策和建议。
二、 研究背景和文献综述
6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召开和妇女权利运动的深入，一批专家学者纷纷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妇女教育领域，从不同视角考察各地区的妇女教育状况，从人权、经济、社会结构、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分析妇女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从教育内部探寻发展妇女教育的主要特点和一般规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立初期，在“反对教育歧视公约”（1960）中，郑重声明剥夺妇女和女童受教育机会均等的权利，是对人权的限制，是对人的尊严的严重侵犯。此后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在各国关心妇女命运的人们的共同努力下，以及在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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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内罗毕、北京召开的四次妇女大会，在布加勒斯特、墨西哥和开罗再召开的三次人口会议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在近五十年来，开展了一系列和包括教育在内的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的各项调查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中国家女性教育问题的研究重点在于如何实现男女间（尤其是男童和女童）的教育机会均等，以及如何通过教育帮助女性摆脱贫困、改善生活等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女性教育研究的则更多的集中在教育过程中的两性不平等问题，对学校课程和教科书存在的性别倾向、教师角色期待的性别差异、男女生伙伴关系和交往模式、家庭教育里的性别差异、学习成绩和智力兴趣的性别差异等方面展开研究。
在中国，早在20世纪初，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指出过女子教育是普及教育运动中的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80、90年代以来，女童教育，尤其是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女童教育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研究者们就影响女童教育的社会因素进行了考察、对女童教育的对策提出各种不同的建议。在少数民族妇女和女童教育问题研究领域，已涉及了回族（马亚萍、锁成龙、李仁等 ）、保安族（赵跟喜等）土族、彝族（苏嘎拉曲、沙正荣等）、东乡族（苏依拉、蔡和德等）、撒拉族（王振岭，陶瑞等）、锡伯族（葛丰交、孔淑瑞、顾梅林等）、瑶族等众多民族，其中个案研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研究地域主要集中在宁夏、青海、甘肃、贵州、云南、新疆等西部省区的民族地区。
研究者们分别从文化、人口、民族、宗教、经济、自然条件等方面，对女童教育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不少研究表明：女童教育问题是一个区域性很强的问题（史静寰，1995）；教育体制外的对女性的传统刻板印象以及重男轻女等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地域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打工浪潮等因素和教育体制内的教学模式单一、义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师资配备不合理等因素是制约女性教育获得的主要原因（赵跟喜等，2008；孔金平等，2008；杨军，2007；王丹丹，2007；陶瑞，2007；覃俊 杜圣明，2005；敖俊梅，2004；潘正林 马林英，2000；）。众多研究表明，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教育既是教育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它的产生和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有研究提出，经济贫困是影响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的重要根源，但社会和学校的多种不合理状况更加值得重视（田科瑞，2005）。
在女性教育不公问题的解决方面，研究认为，女童教育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关注，是一个涉及社会和学校、家长、学生和教师的立体工程，需要政府、社区和学校等多方面的努力（赵跟喜等，2008；周卫等，1995）。解决女童尤其是西部地区女童入学不公平现象，要从其产生的外部作用机制，内部作用机制和历史作用机制三方面着手考虑，要从打破这三个机制所构成的恶性循环为切入点来解决女童教育问题（田科瑞，2005）。提高女童教育地位有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传统性别观念的改变，但这将是一个历史的自然过程（张国栋，2007）。
就具体的解决方案和举措方面，不少研究提出了移风易俗、改革教育模式和课程内容、实行全免费义务教育、在教育体系内引入职业教育和家庭教育因素等举措来作为是解决少数民族女性教育问题的可行性措施（赵跟喜等，2008；陈巍，2005；周卫，1995）。不过，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同观点，认为过早把职业教育和家庭教育引入义务教育阶段，会抹杀女童的教育权和发展权（沈蕙，2005）。
研究者们还强调，少数民族女童的教育状况，不能仅仅凭借学校教育为本来做，与家庭教育有关的少数民族“本土文化”教育也不容忽视（陶瑞，2007）。不照搬发达地区的模式是解决问题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赵跟喜等，2008）。
总的来说，有关民族地区女童研究至今已经有不少成果。但是，也不可否认，相当一部分研究仍旧停留于少数民族女性教育问题获得的表面成因和对策探讨上，而缺乏人类学视角的微观分析和深入解读。同时，客位分析远多于主位思考。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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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量化调查比较缺乏，另一方面，以质的研究方法为主的一些田野调查在研究设计、数据分析方面又缺乏必要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缺乏一定的方法论为支撑，更多流于一种现象归纳和经验总结。
三、 课题研究的理论框架
少数民族女童妇女教育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行为，有来自人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多种学科领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可供选择，本课题将采用教育人类学领域内的相关教育发展理论为主要研究理论框架。教育人类学领域关于教育与文化发展、教育与社会发展方面的理论众多，例如，斯宾德勒（Spindler）的工具性连锁模式、吉尔林（F·C·Gearing）的文化传递执行模式和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所提倡的结构——功能模式以及教育生态学模式等等。
其中，教育人类学的生态学分析（Ecological model）起源于人类学中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和心理学中的心理生态学理论。该理论模式强调教育行为与环境（社会组织、价值观、人际关系、族群关系等）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受文化生态学影响，教育人类学家主要研究环境资源的实现与社会组织、价值观和人的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另有一些教育人类学家试图研究社区与学校关系对课堂学习的影响。总之，生态学理论模式的目标是将经济、政治、认知和行为结构整合成为一个整体的分析框架，其核心概念是“适应”。在此基础上，学校系统是一种社会机构，它与社会的其他机构相互联系，尤其是与社会的经济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和社会科层制度相关联。每个社会的科层制度均制订有作为的成功者的标准，该标准影响家长对孩子成长和对学校教育的期望，并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该社会的成员追求受教育水平所付出的努力。根据教育生态学理论，少数民族为了工具性目的动机去寻求接受教育，然而，当他们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会抛弃工具性动机，拒绝接受否定他们社会认同的学校教育。接受学校教育与否，和少数民族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生存状况乃至家长们对待教育的动机和价值观有极大关系。现代教育作为介入到民族村落的外来事物，其和村民的关系反映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适应关系。
基于本课题的研究对象特征，我将主要采用生态学理论模式来指导本研究对女性教育问题的探讨。本研究试图将少数民族社区的历史、经济、文化和民族认同以及社区外的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现状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生态整体，探讨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性，以及在这种联系性下，女性教育困境如何产生，又是如何在社区里长期存在下去的。借以同样理论框架，女性教育问题的解决也将放在一个相对的整体性视角来加以探讨。
四、 课题研究的意义
从目前关于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女性教育问题在中国正日益受到重视，开展研究的地域广泛，探讨的内容非常丰富。综观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事实上，并没有单纯的女性教育问题，就像教育人类学所关注的其他教育问题一样，女性教育永远和社会的种种现象息息相关。当适龄女童在失学的同时，适龄男童也有数量不小的流失。女性文盲的存在并不说明男性文盲的消失。但是，女性教育之所以单独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而得到社会的重视，除了具有教育发展滞后的共性特征外，还因为性别原因、文化原因、社会原因而加剧了其教育处境的不利。因此，研究女性教育如果缺乏整体性生态理论视角，无疑将是研究的一大缺陷。这种整体性视角，即认为任何实践的形成都有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的空间特征，研究应该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考察。研究即要包括从历史空间和时间坐标上的民族社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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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性，也要在当前时空下用多维视角加以解析。此外，不可否认，部分研究者由于缺乏教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训练和田野工作的实践，其研究成果容易停留在少数民族女性教育问题的表层现象剖析上，未能就揭示女性、教育和社会之各因素互动关系的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所提出的建议和对策也难免过于宏观，缺乏可操作性和可行性，往注重于自外而内的工具性的解释，而缺乏自内而外的多维度的声音。
本研究将在教育生态理论模式下整体性探讨女性教育处境不利现象，着重倾听女童和当地妇女声音并进行文化主位的解释，希望这种自内而外的视角，可以为人们研究女性教育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本研究以质的研究方法为主要研究手段，以田野调查中的半开放式访谈和入户观察为主要的研究数据收集手段，结合文献分析，以一个主位的视角来探究现象背后的成因。由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少数民族相对聚居的民族村寨，所做的数据分析也是紧紧立足于村寨的历史和现状，因此，它的微观解释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宏观推广意义，这符合了质的研究方法所提倡的“要理解整体，首先需要了解个体”以及“真理存在的不唯一性”的哲学观。从若干个民族村寨的主位视角来解读少数民族女童教育问题，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民族女童教育问题的理解，聆听来自局内人的易被湮没的声音，同时也可以从研究方法上补充在该领域研究现状的不足。
少数民族女性教育问题的产生必然离不开她的第二个载体——少数民族。我们承认了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的社会性，其实也就承认了民族传统文化对女性教育产生着强大的影响。是民族特征使少数民族女性教育从一般的女性教育中凸显出来，成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因此，寻求女性教育问题中深刻的民族传统文化根源，将女性和她们的教育问题放在一个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环节中加以整体生态理论模式的分析和比较，是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研究的必然。任何忽略民族文化传统，社会整体意识的研究无疑是不全面的，也是不深入的。这就为整体性研究框架下，时空轴线的铺设提供了必要性。但是，目前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女性研究，缺乏的恰恰也正是这种历史时空意义上的人类学探讨。这也是本研究试图跨越教育学尔而借助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争取从跨学科视角分析少数民族妇女和女童的教育问题的重要原因。
最后，我认为女童教育和女性成人教育不应该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教育体系，也不应该将女性教育仅仅限于正规教育的探讨。女童教育（目前主要以正规教育为主）和妇女教育（目前主要以非正规教育为主）应该紧密结合，相互衔接，二者之间存在着社会角色和身份发展的时空关联性。妇女的教育质量将影响女童的受教育状况，而女童的受教育状况也将决定着未来妇女的素质。研究者不应该只是看到女童在遭受教育的不平等境遇，而忽视妇女在同样遭受或已经遭受的教育不平等待遇，或者主张大力发展妇女非正规教育而不关注即将加入这一队伍的失学女童。在本研究中，我将试图论证这么一个理论假设：少数民族女性教育问题产生有她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和社会的整体环境息息相关。在经济贫困的民族村落，对妇女受教育权利的制约，是传统和现代文化博弈的一种体现。而这种制约反过来又限制了女性对生活的选择权及其子女尤是女儿的教育权，并因此决定了妇女和女童在村落里的生活内容和所扮演的性别角色。而这种循环的打破，除了政策干预，更加关键的要看到村落本身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策略以及这种适应给女性教育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利其积极，抵其消极。
本研究选择关注女性教育问题，还因为发展女性教育具有不一般的社会意义。众多的研究表明，女性教育程度越高，对生育控制、环境保护、人口素质、儿童健康、脱贫致富等等方面的影响越大。女性是社会公民、是重要劳动力，是家庭里的母亲和妻子。发展教育，提高女性的文化素质，是提高家庭生活质量的需要，是更好养育下一代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民族发展的需要。
尤其是随着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获得了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机遇，但同样也面临着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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