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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线建设
20世纪60年代，贵州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这场大规模的建设，给贵州带来了诸多好处，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某些基础，特别是在公路、铁路交通、机械制造、采矿业和重工业方面，使给贵州省在无任何基础的条件下“无中生有”地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工业体系。
三线建设重大战略的提出，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见首次传的文件）。首先是，从1961年起，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的调整工作，克服“大跃进”（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大规模经济衰退。到1963年下半年，即呈现全面好转的势头。然而，国际形势却逐渐趋于紧张。“准备打仗”这一大问题，进入了最高领导的议事日程。 1965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第一次提出了要搞三线建设的主张。他说：制定计划要考虑打仗，要搞三线基地，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之后，他有明确提出：“要准备打仗”，要吸取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立足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
1964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三线建设问题，毛在会上指出：要准备（美）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自己吓唬自己），说，工厂可以一分为二，抢时间迁到三线去，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备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分要搬迁，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迁，成昆、滇黔、川黔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建，钢轨不够，可以拆其他线路的。还说，三线不建好他睡不好觉，成昆铁路不修通，他就骑着毛驴到攀枝花去。 据此，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予以保证。新建项目都要摆在内地，并立即着手搞勘察设计，尽量争取时间，沿海能搬迁的项目要搬迁……把资金集中投向三线（即下文中的八省区，“二线”是介于一线三线之间的地区）建设。三线建设持续了10余年、涉及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河南、湖北及湖南西部8个省区。
贵州的三线建设，是以铁路为先导，以国防工业为重点，使能源、钢铁、机械、化学工业等相互配套的全面建设。1964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国家计委在四川西昌召开会议，会议明确西南三线建设四川、贵州是重点，要求贵州把
铁路、电力建设放在首位，抓紧川黔铁路的配套收尾，集中力量建设滇黔线，同时加紧湘黔线的勘察设计，决定西南铁路指挥部设在安顺，由铁道部长吕正操和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诚分任正副指挥。电力工业建设，要求抓紧猫跳河的梯级电站建设。在清镇建设一个大型火电厂，在水城建设一个中型火电厂，对贵阳、遵义、都匀火电厂提出了扩建方案。为了与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相互配套并满足西南三线建设的需要，会议强调要加快六盘水煤炭基地建设，并决定成立由丁丹、刘辉等任正副指挥的会战指挥部，组建以煤炭部党组副书记钟子云副部长兼党委书记、陈璞如兼任第二书记的“会战指挥部”党委。国防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这次会议前，中央各国防工业部门的领导，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其他有关的准备工作。因此会上没有更多地讨论早已确定的0六一基地（航天工业）设在遵义地区，0一一基地（（航天工业）设在安顺地区，0八三基地（电子工业）设在都匀（1968年时，有一部分在凯里，作者注）地区等问题。由于这三大基地是西南国防工业的基础，因而也是贵州三线建设启动较早和最先建立工程建设指挥机构的单位。与国防工业相配套，需要在贵阳、遵义、安顺等地建设的一批机械工业项目，也在会上作了安排。西昌会议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成立支援三线建设的机构，广泛动员各行各业大力做好地方建筑材料和生活物资供应等各项服务工作。到1965年下半年，大、小三线建设全面展开并在全省范围内形成高潮。
为了加快新基地、新厂矿的建设速度，充分发挥老基地、老企业的潜力，中央明确提出了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的“三老带三新”的方针；并具体规定从筹建施工到建成投产，要一包到底；规定老基地、老企业，要为新基地、新企业配备领导班子和技术骨干，为新基地、新企业提供技术资料和投产初期的备品备件。当时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口号，叫做“好人好马上三线”。
鉴于当时新建和迁建的企业大都分布在农村，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从实际出发，在西南地区又具体化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厂社结合、以厂带社”的方针、政策。由于大批三线建设职工的进入，农民生产的农副土特产品有了销路，经济收入也随之增加（这是吹牛，当时物资匮乏还是主流，只是边远地区交通不便，农民有少量副业产品求售）。贵州是多山地区，耕地有限，各建设单位选厂定点尽量不占良田好土，
一些（相当多——刘注）生产性建设因无法避让占用良田好土的，也要就近开辟荒地予以补偿，做到“占一还一、占一还二”。这些做法，无疑都受到了农民的“欢迎”，支援三线建设、保护三线建设的积极性十分高涨。为了争速度，抢时间，各新建和迁建单位，在生活设施上提倡实行低标准，发扬“干打垒”（即用土砖和水泥薄板造的简易工棚）的精神，腾出有限的资金和物质保证生产建设的需要。1965年11月，邓小平等中央、西南局的领导到贵州进行视察和指导工作，在贵阳听取省委的工作汇报时，邓小平打电话给上海市了领导，要求带上包建单位的人员迅速到遵义解决遵义0六一基地建设中的问题。紧接着，邓小平又把中央有关部门和西南各省的负责同志，召集到昆明开会。昆明会议上，邓强调要坚持建设“硬三线”的方针，这就是要把农业基础搞好，粮食作到自给自余；钢铁厂建设要抓紧，保证加工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的需要；其他配套系统也要相应的做出安排，一旦战争打起来，在被分割的情况下，要能独立作战，水城钢铁厂的建设以及由鞍钢负责包建的决定，这是在这次会议上做出的。 正当三线建设全面展开时，全国的政局发生了严重的动乱。并很快遍及各个领域，三线建设自然也受到很大冲击。由于大串连和武斗事件不断发生，交通受阻，加之各行各业停产“闹革命”，生产急速下滑，建设所需物资严重短缺，不少重要工程停工。这种局面持续了6年多。日益恶化的国民经济根本无力支撑三线建设的责任，在“九一三”事件后，被推给林彪提出的 “大军工计划”（内容是1970年至1972年的3年内，要在全国10个地区建立起武器装备配套和能各自独自作战的国防军事生产能力），实在是自欺欺人。
1971年9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调整建设步伐，明确三线建设不再铺新摊子， 转到着重搞好收尾和配套建设上来。小平恢复工作后，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于1975年基本结束大规模的建设，逐步恢复正常的生产建设。
三线建设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过分强调?靠山、分散、隐蔽“，使不少项目进山太深，布局过于分散，对后来的生产和职工生活带来很大困难；由于过分强调“抢时间、争速度”，许多项目实行“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的方针，没有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建设前期准备工作不足。而且军工生产是无经济效益的，特别是在中后期，
“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到了濒临崩溃的绝境，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严重降低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
但官方仍认为三线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理由是：1964年至1975年的12年间，全省共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94.23亿元，为1963年的7.25倍。最高的1970年达到10亿元，为1963年的14.93倍。经过10多年的建设，全省已初步形成了六盘水、遵义、都匀、凯里、安顺、开阳等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工业企业成倍增加。1975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达到24.97亿元，为1963年3.41倍。三线建设使贵州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算是中央对不发达地区的 “扶贫工程”。这充分显示领导层喜欢自我吹嘘、揽功诿过并善于搞阿Q精神的一贯作风。
为了解决三线建设的后遗症，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家对三线企业有计划地进行调整和改造，但有些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以后的事大家都看到了：废弃的山洞厂房、单线的铁路，造成大量经济损失并给后续建设带来很多麻烦和困难；搬迁到贵阳市的三线厂矿，相当部分已经破产或濒临破产，有的在惨淡经营中，职工收入普遍低于其他阶层，有的不得不自谋出路。只有少数厂家由于体制变化或产品更新换代，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如振华集团、贵航集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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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指的是自1964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其开始的背景是中苏交恶与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其规模可与八年抗战期间的沿海工业内迁相提并论。由于建设地点都太过偏僻，这种建设方式为后来的企业经营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不便，但是三线建设也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助推器。
范围及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