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2016年10月时事评论文章选读更新完毕开始阅读4c2c8f1f2379168884868762caaedd3383c4b5ad
时事评论文章选读
观察“马桶盖事件”需要反求诸己
10月18日晚，有网友爆料称宁波一对夫妇跟团到日本游玩时，把酒店马桶盖卸下带走，酒店发现后打电话给导游，导游跟乘客确认后回复酒店说游客没拿。最后，在游客行李箱中查出了该马桶盖。19日，媒体从该旅行团所属旅行社得知，游客拿走马桶盖是因其以为是上一住客遗落而贪小便宜带走。目前，游客已将马桶盖寄回酒店，并表示歉意。（10月20日《北京青年报》）
这几天，这则新闻引起了极大关注。很多人谈论这件事，表示出了不屑一顾。正如舆论所讲，这是一种贪小便宜心理，看看国内一些公厕卫生纸被扯走的报道，就有接受顺走马桶盖的心理基础了。 这样一件事，发生在日本旅行期间，真是“丢人丢到国外”。注意到，这对夫妻已就这一事件写下了道歉书。有反思自然是好，但还远远不够。正如网上流行的一句话，“如果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干什么”。启动信用机制，把这对夫妻列入旅游黑名单，相信是舆论的共同心声。只是，在对贪小便宜心理谴责的同时，我有着一种深深羞愧感，因为，我也曾经贪过小便宜。
记得当初刚有机会出去，住在宾馆里，既兴奋而又紧张。兴奋是因为第一次，终于住在明亮的宾馆里了；紧张也是因为第一次，没有经验，防止出糗，于是观察别人，学习别人。刚住进宾馆，很多东西都很新鲜，包括宾馆提供的梳子，小巧玲珑，爱不释手。当得知每天都要更换时，于是在临走时，把梳子也带走了。哪怕后来，出去次数多了，住的宾馆多了，对一些精致的宾馆梳子依然动心。 相信现实生活中，把宾馆梳子带走的绝不是一个两个。在很多人看来，这可能无伤大雅，但毕竟也是贪小便宜。而且，不仅仅是宾馆梳子，在现实生活中，有着贪小便宜心理，做出贪小便宜举动的，并不在少数。比如我到过一个会议中心，开会时免费提供圆珠笔，我看到很多人一拿都是几支。这同样是一种贪小便宜心理，这也说明了其普遍与顽固。
由此观察游客赴日游“顺走”酒店马桶盖事，虽然发生在国外，而且顺走的是马桶盖，有些出奇出格，但其对应的贪小便宜心理，难道是孤例存在吗？对于我们来说，距离顺走马桶盖又有多远？大家站在岸上谴责，可有多少人敢说自己从来没有贪过小便宜？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让其消散在大多数人中，而是想强调，观察很多不文明事件，都不应该丢掉“内视角”，应该想想，同样的心理和问题，在自己身上是否存在？自己又做得如何？能不能成为榜样？ 有人讲，中国本是礼仪之邦，为什么在文明素质上出现这么多问题呢？这也正是需要我们思考的。正如人们所建议，当前有必要进行普遍的公共秩序教育，大力提升公民素质。也要看到，贪小便宜心理与生活水平也有关系。总体来说，在文明素质上，存在越年轻越好的迹象。这不仅是因为年轻人文化程度高，接受教育多，而且与年轻人见多识广，物质生活水平相对优越有关。对于很多人来说，虽然出去游玩了，但其实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富裕状态，最起码心态还很贫穷。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出去次数逐渐增多，类似不文明现象，将会大大减少。
对不起，我也曾经贪过小便宜。这里，不是说要放弃对这一行为的谴责，而是希望提醒大家“反求诸己”。“己所欲想方设法上下同欲，己所不欲千方百计大家同不欲”，唯有如此，文明社会才会展现现实模样。
豺狼、狐狸等野兽的叫声，一开始有点怕，后来慢慢就习惯了”；生活极度贫苦，“一家7口人都挤在一间茅草房中，3兄弟要合穿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裤子”。在离群索居的生活里，看似排除了一切物质追求的烦恼，但可想象一下，这些年里，且不说贫穷的生活，求医问药怎么办？孩子上学如何解决？其他所有与公共服务挂钩的需求究竟能否落实？在54年的生活中，倘若稍有意外，恐怕就没有今天这个田园故事了。
平心而论，几十年的穴居生活，“诗意”可能只是点缀，因为贫穷而寻求山洞的庇护，个体对抗苦难才是底色。即便如今子女成才，成为颇为生动“励志”案例，但在鸡汤之外，依然不难想见超出平常的艰辛，其间酸楚，并非田园牧歌的想象所能承载的。正如老人梁自付对妻子说的一句“这辈子她跟着我受苦了”，究竟多少分量，外人恐怕难以掂量。
从“子女成为大学生、孙子成为博士生”，“夫妇俩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山洞中看电视”，可以看出老人其实依然向往现代生活，选择山洞并非有一套归园田居、安贫乐道的价值观支撑，而是选择了成本较低的生存方式。旁观者对其所谓世外桃源的欣羡，恐怕也是一厢情愿。在今天，通过离群索居、选择与物质文明割裂而寻求“诗意”，无疑是缘木求鱼。
我们观照老两口的生活，对其生活的诗意美化应当有所克制。他们的生活也是启示，“诗意”指望返璞归真大概是难以实现的，在现代社会恐怕也是逃无可逃，唯有更为有力的精准扶贫，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更为全面的公共服务，更为扎实的生活底线，才可能契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雾霾、拥堵、生活压力等城市生活的烦恼，不能指望个体性的逃离，更需要体制性的针对措施。公共服务到位了，是否能实现“诗意的栖居”尚不好说，但应当可以实现有尊严的生活。
故事的结尾有这样一个细节，老人自述“城里到处都是车，不自在，空气也不好，马桶我也用不习惯”。长期的隐居，老人已经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如今的生活选择，很难分清是主动还是被动。究竟是无奈还是超然，是困苦还是甜蜜，是颇可咂摸的。
这样的故事虽然令人动容，但还是希望不要过多地出现。
民工脱鞋跪地取款：尊重无关身份
10月27日，一张民工在银行脱鞋跪地取款的照片刷屏网络。据拍摄者介绍，农民工看到银行的地面特别干净，自己的鞋子太脏了怕弄脏地面，不想给拖地的保安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才有了跪地取款的一幕。而实际上保安也并不在意，他对农民工说，“没事没事，你进去，一会儿我再拖一次。”
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却感动了无数网友。人们在感动之余，也不无心酸：为了保持银行地面的干净整洁，这名农民工竟如此卑微，真真切切地低到了尘埃里。而看过新闻之后人们也为保安的同理心点赞。这件事所体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在我们见惯了公共空间的各种撕扯之后，让人感慨。
不论是农民工，还是负责拖地的保安，按照世俗标准，他们都是最底层的人。他们文化程度低，可能从事着这个城市最脏最累的活计；他们拿着不高的工资，没有鲜衣怒马的生活，更没有声光动人的地位，甚至，只是这个城市的边缘人。但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在公共空间尊重与信任稀缺的当下，给我们奉献了一出暖心大戏。
农民工的跪地取款与保安的“没关系”表明，公共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不会因贫富而有所不同。尊重是一个人人都不缺、人人也都应该有的东西，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将它分享予别人。
我们在公共空间中见到的戾气实在不少，因排队起争执，路怒族一言不合就超车，夫妻反目大爆对方隐私。这些一地鸡毛的事件，到处都是是非与利益，善意全无，“仓廪实而知礼节”遇到现实困境。反而是底层的民工与保安向我们展示了人性中温情脉脉的一面。
其实，只要每个人对他人、对社会都保持一份敬意，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公共空间就不缺尊重。农民工体谅保安，保安也想为农民工行便利，尊重就这样产生了。它发乎心现于形，有一点同理心，做到相互尊重就不难。
隐居山洞54年，不只是有“诗意”
媒体报道，在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临江乡，老人梁自付因家贫带着妻子李素英躲进四川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山洞，以洞为家。他们自己动手，种玉米、高粱，喝山泉水，织布做衣，用自制的竹签抓野猪、野兔打牙祭，过着原始的男耕女织生活。54年后，昔日简陋的山洞通了电，经过三次“装修”成了一个舒服的安乐窝。梁自付还在山洞中把一双子女培养成大学生。
报道中不少细节勾勒了山洞“诗意”的生活，“养了20多只鸡，每天都有鸡蛋吃。想吃豆腐时，老两口就自己用石磨磨豆腐??山上还有野生的板栗、核桃，他甚至还在山洞周围的花丛中放了几个蜂箱，酿制蜂蜜，梁自付就像一个工匠，大自然所能赐予的一切，都被用在他诗意的生活中。高兴的时候，他还会对着大山唱山歌。”一副田园牧歌的诗意生活。报道刊出后，也收获了不少网友点赞，不少网友感慨其生活的轻松自在、自得其乐，远没有雾霾、拥堵、生活高压的城市烦恼，言语中不乏欣羡之意。
但细究细节，54年的生活是否只有诗意？1962年，两位老人住进山洞的原因是“在山沟里有两间茅草房，后来下大雨，房子塌了”；常年与野兽为伍，老人自述“在山洞里睡觉，每天我都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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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农民工“跪地取钱”也是道德鸡汤
大学生小张在西安雁翔路附近一家银行看到的一幕让他动容：一农民工在进入银行前，脱掉鞋子，然后跪着去ATM机前进行操作。农民工说，他的鞋太脏了，会弄脏地面，不想给保安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农民工进银行脱鞋跪地取钱称怕弄脏地板”，这是某门户网站的新闻标题。按照某些网友只看标题不看内容的习惯，大概会急不可耐地抛出两个论断：一是银行店大欺客，二是保安弱弱相残。但
在这件事上，这两个论断全都不适用，因为“跪地取钱”完全是这位农民工大哥的自愿行为。不容忽视的一个细节是，在这位农民工大哥进银行之前，保安曾劝说：“没事没事，你进去，一会儿我再拖一次”，但被他拒绝。
于是事情走向了温情的路子。目击者小张感到“这一幕很温暖”，农民工和银行保安都挺好，都是值得尊重的人。更多的网友则从中读出自尊自爱、教养与公德心。比如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也是一种高贵的品质，比如身体虽然跪下去，但人格高大起来，比如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一言以蔽之，这一跪不仅跪得好，而且跪出了正能量、跪出了精神气质、跪出了优良品质。
记者没有采访到这位农民工，当时的场景都来自目击者转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件事所引发舆情的探讨。
对某些特殊的社会现象，不是批判就是赞美，这是舆论场里的常见病之一，尤其是在快餐化阅读和观点泛滥的自媒体时代，表现更为明显。对这件事，当然不乏令人感动的元素，但更多的还是酸楚与悲凉。必须承认，“跪地取钱”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只是因为“农民工”的人设，而具有了别样的意味。赞美之前，不妨先思考这样几个问题：假如这位农民工大哥大大方方走进银行，站着把钱取了是不是更好？同样的场景下，你或者你的亲人朋友，会不会因为鞋上沾了泥而脱鞋进入银行等公共场所？如果“跪地取钱”真有某些人说得那么美好，是不是我们都该学习？
和之前有农民工因为怕弄脏公交车座位而不敢落座一样，“跪地取钱”恐怕主要还是源于一种自我定位。在相对陌生的城市里，他们本能地有一种紧张感，进而产生低人一等的心态，处处小心翼翼，甚至过度谦卑。而这种自我定位，又与他们身处的现实环境和日常感受密不可分。尽管在不少城市，“农民工”的称谓已被“新市民”取代，但身份歧视依然或多或少地存在，有些是直观可感的厌恶与排斥，有些则是只可意会的冷漠与距离感。在这种语境下，农民工群体变得敏感而脆弱，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隐忍与退让，与其说是一种自我保护，不如说是无声抗议。
而网友对农民工“跪地取钱”所附加的赞美，恰恰证明，他们的担心一点都不多余。“跪地取钱”，这在绝大多数人看来都无法理解的事情，怎么到了农民工这儿就成了一种美德？还不是因为有些人拥有某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以不同的标准来评判农民工？人们常常为了拔高一件事，硬要赋予它某种意义，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它本来的、正常的样子，甚至必须以一种夸张、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才更符合我们的审美。但事实上，这不过是权利不对等下的一种谬赏。
农民工“跪地取钱”承载不了那么多的赞美。在一座城市里，他们不比谁高大，也不比谁渺小，他们需要的是城市的包容与接纳，以及一视同仁的目光，而不是专为他们这个群体定制的道德“鸡汤”。对他们来说，能够大大方方地融入社会，胜过所有的赞美。
东也谈到了乡下父母来到北京的种种不适应。据刘强东介绍，他的父亲甚至还偷偷赶到车站，要坐车回家。在左右权衡和博弈后，最终刘强东还是把父母送到乡下老家养老。刘强东都如此，可以想象，其他家庭同样存在这样的烦恼。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相守是最温暖的承诺。可在很多时候，子女因为工作的原因，不可能时时陪伴。而且老人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子女陪伴，对于他们来说，也需要与同龄人的交流与娱乐。这种养老需求的存在，也是现在广场舞流行的一个原因。当一种需求具有了群体特征时，就需要社会提供帮助。不妨假设一下，假如城市能够给老年人提供交流与娱乐的场所，老年人在城市依然可以感受到熟人社会的好处，他们又何至于生出漂流感与疏离感？
由此不难看出，善待“老漂族”是道社会治理课题，表现为当前城市结构还不适应老年社会，特别是不适应乡下老人进城养老的实际。面对这样的现实格局，人们希望城市在功能设计上，能够更加突出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比如，能够以社区为单位为老年人提供娱乐场所，能够通过组织活动让老年人结交更多朋友。如果我们在陌生人社会构建起了熟人圈子，再加上年轻人更多关心老年人，那么“老漂族”的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
希望城市更加重视进城老人养老问题。由此实现的老有所乐，也能够让年轻人安心地在城市创业就业、创新创造。
公众愤怒是守卫底线
9月9日，山西省长治市屯留一中南校区的24名高二年级老师放假后，一起到当地商业街一家饭店提前庆祝教师节，聚餐饮酒共花费1390元，AA制后每个人付了50多元。9月30日，当地纪律监察委员会发布了一则《关于对屯留一中南校区部分教师聚餐饮酒问题的通报》，在全县范围内通报批评了上述24名教师，引起广泛热议。
山西长治屯留一中24名教师自费聚餐被县纪委通报批评引爆了舆论，论法不合法规、论情违反常情、论理有悖天理的做法，使该县纪委成为众矢之的。这件事之所以引爆公众反感，不只在于个案的荒唐，更在于触动了公众的痛点：一些地方在执行“从严”时走过了头，对象弄错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好像越走极端越能表明“执行到位”，有违常情常理，让人厌恶。
很多人看了这条新闻后都义愤填膺，这让我看到了温暖，这温暖来自民众面对一个社会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共通的是非感和集体的常识感——新闻让人愤怒，但看到民众在评论中所表现出的集体反对，我就放心了。这种温暖，源于价值认同的温暖，源于底线被捍卫的温暖，也源于常识共鸣的温暖。个别官僚表现出的法律冷漠和常情缺失并不可怕，可如果整个社会对此麻目不仁、毫无权利被侵害感、毫无捍卫常识的共识感，平静地接受了权利被侵犯的现实，那就非常可怕了。
总有人不断尝试挑战着人们的常识感，比如对某个政策或制度的执行，总会用力过猛，悖离初衷和常识，走向让人反感的形式主义，往极端的方向一路狂奔。比如，八项规定的初衷，显然是为了约束党员领导干部的公款消费，遏制大吃大喝的恶劣风气。但少数地方，不知道是理解力太差，还是想凑“典型案例”，或者有别的目的，总会把好经给念歪了。教师教师节前自己花钱聚餐，也没大吃大喝，也没违反规定，你凭什么处理人家？纪委这样粗暴地干预民众的正常生活，颠倒是非，只会激起公众的强烈反感。如此违反制度精神的极端做法，名为执行规定，实为抹黑规定，替规定拉仇恨，制造公众与规定的对立，是为高级黑。
总有一些人，习惯把一些做法推到违反常识常理的极端，好像越极端就越革命。他们知道，这样做虽然过了，即使引起反感，但起码能在上级面前树立一种“坚决执行规定”的存在感——我是在雷厉风行地执行啊，只不过是有点“过”了。千万不能纵容这种“越极端越革命”的过头取向，远离了制度初衷和常识，危害性甚至比“不执行”还强。我想问问，县纪委那么多人，难道没有一个人有这种常识感吗，难道都觉得这样的通报批评合法合理吗？
可贵的是，社会主流保持着应有的常识感，支持“从严”，但知道这种“严厉”的尺度在哪里，知道主要矛头应该指向谁，知道公权与私权的界限，知道哪些事情纪委可管、哪些不归纪委管，心中有一把理性的尺子去衡量是与非、合法与非法、美与丑。可一些地方部门失去了这种常识常情感，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沉浸于任性、自负、全能的权力幻觉中。
看新闻很愤怒，看评论很温暖，民众致力用评论去纠正那些明显偏离常识的任性行为，用舆论的力量去驯服任性的权力。正如一句名言，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从“老师自费聚餐被县纪委通报批评”的新闻跟帖中，看到了民众的不沉默，看到了人2
善待“老漂族”是一道社会治理课题
远离故乡求学，学成后独自来到城市打拼，然后在城市成家立业，当小日子过得红火之后，很多人都想把乡下父母接到身边来照顾。可是，老人来到城里，面临着种种不适应，于是成为“老漂族”。近日，媒体走访广州不少“老漂族”家庭发现，这种生活方式存在诸多问题，但现实是“老漂族”这一群体依然在不断壮大。而这一矛盾的背后，更多的是儿女们深深的无奈。
说其无奈，绝非夸大之词。“事非经过不知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深刻理解其中的无奈与无力。
“可怜天下父母心”，永远不要怀疑父母对子女的感情；“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也永远不要怀疑子女对父母的感情。对于很多从乡下出来的人来说，等到自己小日子安定下来，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把父母接到身边好好尽一下孝心。可当父母真要来到身边了，却又面临着融入难。
在社会大发展的今天，从本质上讲，农村依然具有熟人社会的特征。对于很多农村老人来说，他们一辈子生活在乡下，早已习惯了鸡犬相闻的生活。一旦到了城里，等待的就是陌生的一切。老年人毕竟不是年轻人，很难在短时间适应城市生活，对一部分老年人来说甚至根本不可能融入城市生活。与子女在城市生活，对他们来说，虽然结束了“身体空巢”，却进入了“精神空巢”。如果只是偶尔在城市生活，倒也有点新鲜感，可一旦定居下来，这种“精神空巢”感与日俱增。
千万不要小看了“精神空巢”带来的压力与挑战。对于很多老人来说，他们在城市生活，如同生活在一个人为隔绝的孤岛上，虽然衣食无忧，但精神空虚，很多老人都有一种回到乡下生活的冲动。如果说年轻人是因为物质的原因，想要逃离大城市，对于老年人来说，则是因为精神的问题想要逃离大城市。而这，不是经济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子女想解决所能解决的。在一档央视节目中，京东刘强
们捍卫常识而避免权力肆无忌惮入侵私人领域的努力。只要公民保持着这种常识感，一个社会就不会坏到哪儿去。
就是一种个人权利的无限扩张。
“狗事”之狗血，说到底，就是一些人过分强调自己的尊严。这起“狗事”中，让人看得到狗主人“人仗狗势”的一面，更让人看到狗主人无视法律的一面。法律既保护财产权，也保护人的尊严。任何权益的维护，应在法律的框架下推进，而不能逾越人的尊严这条底线。
近些年来，因为“狗事”而引发的纠纷不在少数。环卫工因狗被碰、被赶而被狗主人打，遛弯干部因狗事被一家三口痛打，“我的一条狗都比你命值钱” ??这些是“狗事”冲突中最为常见的行为逻辑，其所暴露的是“狗”的尊严比人的尊严高，背后则是“我的尊严”比“你的尊严”高。 人的尊严是平等的，不分财产多寡，职位高低。过分看重自己的尊严而无视他人应有的尊严，本就是粗鄙的。狗事解决的顺利与否，自然体现涉事方的品性和素养。“人仗狗势”不可取，也不能取。 有事解决事情。肇事司机本就主动提出赔偿。这是符合法律要求的，也体现了解决事情的诚意。当双方本着互相尊重、合法的前提下，“狗事”便可得到有效解决。说到底，“狗事”就是人的事情，勿超越人的尊严解决事情。
家庭教育才是提高孩子情商的主要方法
许多人在中小学阶段，除了接受学校教育，还上过各种各样的“培训课”，有学乐器的，有学书画的，有学运动的，也有学奥数、英语的，不一而足。然而，最近却有一种绝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培训课流行了起来，那就是“情商课”。
近日，一则新闻把“情商班”推入公众的视野：家住上海的黄女士，觉得自家上初三的女儿“还不具备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于是花了两万元，为女儿报了一门“情商培训课”。尽管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黄女士却对课程赞许有加，认为这门课程有利于补全校园课程在孩子心理建设方面的缺失，给孩子的心态带来积极改变。（《新闻晨报》9月20日）
确实，情商对一个人的生活与工作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高情商会明显增强一个人的社会竞争力，低情商则很可能造成社交障碍。然而，为培养未成年人情商，花重金让孩子上“情商课”，未必是最优选项。一方面，“情商课”价格不菲，黄女士的女儿上一堂课就要花掉300元，普通家庭难以轻易承受如此高的开销；另一方面，“情商课”终究还是一种课堂教育，一周一次的课程至多只能对孩子起一定指导作用，而无法取代日常生活的情商培养。
归根结底，培养孩子情商的职责，还是要落到家庭教育上。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跟孩子接触最频繁、最密切，也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人。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在成长中经常模仿他们身边的成年人，因此，家长的一言一行，都会给孩子作出好或坏的榜样，进而影响孩子的人格发展。
“情商”的核心，一是对自身情绪的认识、了解与控制能力，二是与人交际，融入集体的能力。这两种能力的培养，不能仅依赖课堂学习，而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孩子能否培养出良好的情绪控制能力和社交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
如果父母能在日常生活中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并且在孩子有情绪时及时介入，告诉孩子正确处理方式，孩子自然会养成优良的情绪控制能力。反之，如果父母总乱发脾气，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孩子当然会被带偏。
而在交际能力上，孩子与人交流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是模仿父母与人交流的方式。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父母的言传身教，会给孩子打下坚实的情商基础，而如果父母总在日常生活中给孩子显露坏榜样，或者对孩子疏于关照，不管不顾，自然会给孩子的情商带来负面影响。这种家庭给人带来的负面影响，就算是由专业的心理教育人士进行授课辅导，也很难轻易根除。
父母出于为孩子好的心理，花钱给孩子上“情商课”，固然不是坏事。但是，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只要搞好家庭教育，“情商课”的锦上添花可有可无，而如果搞不好家庭教育，再昂贵的“情商课”，也不一定能达到“雪中送炭”的目的。
孩子车窗抛物，父亲的行为何以值得点赞
10月25日早高峰，上海松江的黄先生在送儿子上学途中，把儿子扔向车外的酸奶罐拾起放回车内并批评了儿子的不文明行为，这一幕被后面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拍下。引发网友热议。（10月27日《澎湃新闻网》）
车窗抛物不仅是种不文明行为，而且也是一种违法行径。儿子作为未成年人，实施了车窗抛物的行为，作为监护者、教育者的父亲，具有教育和纠正的天然责任，对孩子进行批评教育并把扔出车外的垃圾捡回来，按理说属于正常行为，不值得拔高式表扬。不过，当事人认为不值一提的“举手之劳”，依然得到了警方微信公众号视频推送的待遇，获得了网友纷纷点赞。用意与反差，确实值得深思。 在车上喝完的矿泉水瓶，吸完的烟头，用过的纸巾，摇下车窗随便一扔——这些典型的“车窗抛物”，不仅把大街和公路当成了垃圾桶，也已成为威胁道路安全的“杀手”。在媒体的报道中，环卫工人因为捡拾车主扔在路上的垃圾，而被撞伤残和致死的案例时有发生，或者因为车窗抛物引发的交通案件，也不在少数。虽然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有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撒物品，乘车人不得向车外抛撒物品，违者驾驶员和乘车人将分别处以50元和20元罚款，如果因抛撒物件造成其他交通事故的，将承担相应事故责任。不过，由于取证不易，对车窗抛物的实际处罚很难做到“发现一例处理一例”。因而，从文明的角色出发，让每个都能严格控制自己的行为，恪守不向窗外抛物的底线，就显得尤为关键而重要。
也是基于车窗抛物现象的严重性，以及恪守文明底线的重要性，使得“不抛物”的个人自律，反倒具有了示范意义。难得的是，这个父亲对孩子向车外抛扔垃圾的行为，没有只停留在“口头教育”一番，而无视抛撒垃圾既定事实，而是立即通过捡回垃圾，以消除安全隐患和控制风险，这样的举动就颇为难得。更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在教育的方式和效果上，身教重于言传。以实际行为为孩子树立榜样，才是最好的教育。如此既可以时时鞭策和激励自己，也能引发孩子的反思与效仿。
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的一切行为，都来源于成人世界的示范与影响。未成年人车窗抛物的偶然背后，其实是教育不彰的必然。无论孩子的行为效仿于何人，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都足以说明其已养成了不良的习惯，需要及时得到纠正并让其有所警醒。时下，成人的功利、浮躁、不文明等行为，已对孩子的行为习惯形成了影响，并一度出现了“逆向教育” 案例。比如有的父母牵着孩子过马路时闯红灯，结果孩子哭着不干，由此形成了反向教育。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不只是实施教育的一方，也面临着被教育的问题，对家长进行教育，使之树立起正确的教育理念，已经成为下一代成长当中非常迫切的问题。当前家庭教育或者学校教育之中，对被教育者的要求过多，而对教育却放松了要求，使得教育者自身缺乏示范性，无以扮演好为师者的基本角色，从而才导致了教育的失败。孩子车窗抛物，父亲的行为之所以值得点赞，就在于其不仅恪守了知错即改的文明底线，更在于践行着言传身教的教育原理。以身作则和榜样示范，既是一种文明要求，更是一种教育原则。
“狗事”终归不能超越人的尊严
“我不管，你赔我狗。”张女士哭喊着一把揪住杨先生的衣领，连拉带扯将其按倒在小狗的尸体前，让杨先生给自己的爱犬下跪。10月25日12时30分许，一辆大货车停在昆明江东花园北路与江东四季路交叉路口，车头前的地上有一摊血迹，血迹旁边躺着一条棕黄色的小狗，小狗尸体上盖了几张报纸。民警赶到现场劝解时，张女士情绪失控，对民警拳打脚踢……（11月3日 云南网）
因为爱犬被撞死，主人强令肇事者给狗下跪，这样的新闻并不是头一次，更不止一次的冲击着人们敏感的神经。爱犬死亡，是谁都不愿意看到了，纠纷解决起来难免有情绪因素，但再有情绪，既让肇事司机给狗下跪，还有袭警嫌疑，则跨越了法律底线和人的尊严，跑偏了路，难为公众接受，对解决事情也于事无补。
对于狗主人来说，痛失爱犬确实一时难以接受。作为其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此时狗主人的心情可以理解。即便作为精神保护的一部分，作为肇事司机，有精神赔偿和财产赔偿的义务，况且，法律是否有精神赔偿这样的规定尚不能确定，跨越法律的边界要求司机给狗下跪，实际上已经侵犯了司机的人格尊严。
这起纠纷当中，实际上是在保护狗主人的人格尊严、财产权，倘若平心静气的解决，恐怕不是一件大事。但狗主人非得让司机下跪，并情绪激动的袭警，就直接涉及另外的法律。一个人的尊严，不能凌驾于另一个人的尊严之上，更不能凌驾于正常公务的行使上。因解决“狗事”而跨越了几个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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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技能升级，幼儿园作业到底为谁而留？
“各位家长，本周五园里有活动，需要给孩子准备万圣节衣服、帽子、面具、魔法棒……”几天
前的一个下午，正在家里做家务的李萌被家长微信群的消息打断了，她的新任务又来了。(10月28
日 中国新闻网)
在人们的传统记忆中，小朋友上幼儿园无非就是画个画，和小朋友们做做游戏，轻松快乐的度过一天。可是现如今，幼儿园的作业绝对令人大跌眼镜，做标本、养动物、做手工，可以说是屡出“奇招”。而通常园方给出的回答是，这样的家庭作业不仅能够促进幼儿的观察、语言、动手等能力，还能提高家长的陪伴质量。笔者试问，对幼儿的教育是否也应因材施教，不然这作业都成了家长的作业，还如何提高陪伴质量，徒增的只能是烦恼。
此前，杭州城就出现了家长满城找桑叶的情景，源于教材中的课程，老师“一拍脑门”布置了养蚕宝宝的作业，老师简单的动动嘴，却让学生和家长跑断腿。纵观如此之多的奇葩作业，折射了教育方式的任性，如此任性的教育方式早已偏离了教育的本质。
幼儿教育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起始阶段，活泼可爱、单纯稚嫩是幼儿的天性，幼儿园教育本身应该是轻松快乐、力所能及的，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对幼儿的成长和教育并不利。让父母和幼儿一起做作业，以此增进亲自感情的初衷是很好，可是一旦变成了考家长的“奇葩”作业，家长绞尽脑汁，最终家长练就了“十八般武艺”。幼儿还不懂什么是水粉，老师就布置要求有民族特色的水粉画；幼儿还不会写字，字都认不全，就被要求每天写生长日记。种种作业别说幼儿了，就连家长都不一定能够达到要求，幼儿并未得到锻炼，家长也十分的无奈，这样的作业也就失去了“作业”本身的意义。 幼儿园进行的是基础教育，不应成为拔苗助长的超级教育。幼儿园作业拼爹妈，不仅跑偏，更是教育之殇。要想回归幼儿教育的天性，要想从根本上杜绝作业“拼爹妈”的教育乱象，还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教育体制，实现评价管理机制的创新，进一步提升师资队伍的教育理论，掌握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以真正实现因材施教，才能让素质教育回归本位，给幼儿父母们松绑，还孩子们以天真。
奈选择，现在则把卖肉看成是自己钟爱的事业。
陆步轩对于再次创业显得异常轻松，并以“褚橙大王”褚时健71岁时才开始创业作为自己重新启程的精神支撑。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人只是略含惋惜地看着这位曾经的北大才子。直到今天，陆步轩所经历的也很难说就符合大众的成功标准，但有一点却是大众无法改变但也可能不得不承认的，那就是陆步轩再创业，不像是对物欲的一次简单冲动。创业就像是陆步轩追求精神富有的一次大胆回归。
在一个日益物化的时代，我们对于物质目标越来越看重，以致迷失了我们当初所追求的方向，甚至还会以物质与世俗的标准，生搬硬套地去要求他人，就像当初许多人对陆步轩的选择充满质疑一样。也许那些正羡慕陆步轩的人们该好好想想：你们现在到底是羡慕他的物质地位，还是他那坦然面对得失的人生选择呢？
串门少了，靠什么加深感情？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2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2.1％的受访者感觉近年来互相串门的越来越少了，46.5％的受访者更愿意去饭店招待来访客人。工作生活压力大、网络社交平台发展、变得宅了被认为是“不爱串门”的主因。71.1％的受访者认为这会导致人际关系越来越淡。
串门，本质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人们的时间相对自由，但活动范围狭窄，娱乐、交际手段单一，再加上普遍贫穷，承担不起其他交际方式的成本，于是串门就成为人们的不二选择。不过早年间，城市仍然流行串门，这是因为虽然生产方式变了，但绝大部分人依然是单位人，活动范围狭窄，娱乐和交际手段单一、收入偏低的特点都没有变。
而这次调查是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农村，农村也出现了“不爱串门”的现象。相信在很多人的记忆中，串门是农村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去邻居家，基本上跟到自己家一样随便。现在居然也在变成记忆的进程中，不免让人有些感叹。这表明，农村也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农村了。现在的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有的人做生意，有的人也过着类似上班族的生活，这必定会引起他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而就生活方式本身而言，也已经“城市化”了，出现了种种串门的替代品，最早是电视机，现在则是手机、广场舞之类的，串门于是被逐渐遗忘了。 这不免会引起很多人的感伤，人是念旧的生物，更何况，串门与很多美好的个人记忆联系在一起。但也必须指出，人们的记忆往往有过滤功能，往往会把不好的东西从记忆中过滤掉，只留下美好的。实际上细数起来，由于串门引发的家长里短、邻里纠纷也为数不少。时代变了，串门这一习俗只能越来越少，很难被保留下来，感伤也无济于事，所以感伤完毕，该干啥就干啥去吧。
关于这一现象，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串门少了以后，用什么来代替？串门虽然有些缺陷，但仍不失为一种健康的，充满人情味的人际交往方式。串门这种形式在当今社会很难再持续下去了，但是其中蕴含的精髓能不能传承下去呢？现在确实有很多健康、温馨的事情来代替串门。但令人担心的是，当代的生活方式，也很容易令人变得孤僻，不利于身心健康。对于这样的人群，怀念怀念串门，并用其他的方式弘扬“串门精神”，倒是非常有必要的。
罚看大灯 矫枉过正
为了整治乱开远光灯的行为，深圳交警从１日开始严查乱用远光灯违法行为。其中做法之一是让开远光灯的司机现场体验远光灯照射，为此深圳交警特制了一把绿色折叠椅，供违法者坐在上面体验远光灯光照。这种体验式执法引得许多不堪远光灯照射的司机点赞，但也有网友质疑，此类行为是否有法可依？（11月3日新华社）
公权力执法必须恪守“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罚看远光灯美其名曰“体验式执法”，实则是擅自设立惩罚措施，极易造成执法抵触。滥用远光灯之所以成为陋习，与常态化执法缺失有关，交管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并加强交通法规宣传培训，以营造文明交通环境。
有道是：罚看远光治陋习，不觉执法已漫堤。以恶制恶不足道，法律初心莫偏离。另有诗为证：交通事故猛于虎，乱开大灯须惩处。违法必纠莫乱法，以错惩错太离谱。
陆步轩的另一种人生路
13年前，一篇题为《北大才子街头卖肉》的报道，让时年37岁的陆步轩成为全国新闻人物。随后陆步轩进入西安市长安区档案馆，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一干就是12年。直到今年8月，他50岁这一年，陆步轩再次调头，从事业单位正式辞职，加盟广州一家猪肉食品企业。10月25日，陆步轩携新书《北大“屠夫”》来汉，与武汉高校学子谈职业规划，谈人生感悟。
众所周知，陆步轩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曾经的文科状元、北大毕业生打破了惯性思维，成功地将“北大”与“屠夫”这两个过去根本扯不到一起的词汇，有机地粘在一起。他的创业史也给那些正千方百计为子女报各类培优班、为学习弄得心神俱疲的家长们提供了另一种版本的人生镜鉴——不是说学习文化知识不重要，而是陆步轩开启了一个门槛并不高的诗意人生。 高学历曾经是陆步轩身上的一道金字招牌，同时也曾经是困扰陆步轩融入社会的最大障碍。陆步轩的两次主动辞职，第一次迫于生计压力，误入“屠夫”这一行。第二次则纯粹出于个人的志趣。正如他所言，他并不觉得待在办公室就比卖猪肉更有意思。他越来越懂得自己需要什么，能做什么。 在陆步轩的日常言谈中，从不见他讳言自己作为“屠夫”这一事实，他也从不把屠夫职业看成是下里巴人才干的粗活脏活累活，反倒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他不像一般屠夫那样只顾卖肉，而是努力钻研业务技能，精通猪肉品质，同时在多年练摊过程中还摸索出诚信的经营之道。正是因他一天可以卖多达12头猪，才受到从事猪肉销售生意的校友所青睐。现如今，他更敢大胆地设想，通过努力，改变人们对屠夫“脏乱差，师傅光着膀子吆喝”的“成见”。如果说过去陆步轩卖肉只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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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愿看到舍身护幼的壮美
10月10日，浙江温州鹿城工业区发生民房垮塌，多人被埋。目前共搜救出28人，其中确认死亡22人。（10月11日 央视新闻）
在救援中，发现感人一幕：父母用身体护住女儿，孩子获救，大人身亡。在倒塌的废墟和危房连接处，两名成人呈十字交叉形护住一名小女孩。在把一家三口分开时，父母均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但父母中间的女童在获救时，用手抓了救援的武警战士，出现生命反应。 目前，女童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急救。
天佑此童，当为之共同祈福。 而这样的情景，不止一次震动着我们的心灵。就在这个国庆假期，10月3日成南高速的一起车祸中，发生碰撞的瞬间，一名妇女被甩出车厢，她的怀里却紧紧抱着1岁左右的孩子，因为母亲的庇护，孩子未受一点伤，母亲却伤重身亡。
2008年的5月13日下午，都江堰河边一处坍塌的民宅，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出现在了志愿者眼前：一名年轻的妈妈双手抱着一个三四个月大的婴儿蜷缩在废墟中，她低着头，上衣掀起，已没有了呼吸。怀里的女婴依然惬意地含着母亲的乳头，吮吸着，红扑扑的小脸与母亲沾满灰尘的双乳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