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儒林外史中的兄弟形象及其在作品构成中的意义更新完毕开始阅读4eab883243323968011c9265
断乡曲，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连知县汤奉也不得不斥责他“一个做贡生的人，泰列衣冠，不在乡间里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骗人，其实可恶”(《儒林外史》第五回)。如果说，这些是作者借别人之口，而说明的严贡生的劣迹，那么以后他的种种罪行，则是让他自身的言行表现出来的。在省城，他终于攀结上一门官亲，讨得曾做过“巢县正堂”的第二个令爱为自己的二儿媳。成亲时，既想讲究排场，可又刻剥成性，舍不得花银子，狐假虎威，借仗着张静斋的势力，压低、克扣吹鼓手的工钱，导致在迎亲时，只来了一个吹箫的，一个打鼓的，“在厅上滴滴打打的，总不成个腔调”。作者形象地描绘出这一令人发唬的场景，又通过四斗子之口讥之为“臭排场”，就对这个贡生的品行作了有力的抨击。
勉强成亲后，他即携子掣媳回到高要，返乡之际，又借了亲家“巢县正堂”的金字牌和“肃静”、“回避”的白粉牌，以及四根门枪，一一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手，开锣掌伞，吹打上船”，十足的官派，使得“船家十分畏惧”，但却舍不得十二两银子的船资，乃以云片糕充做“费了几百两银子合了”的“一料药”来诈骗，赖掉船资。严贡生处处以刻剥和讹诈的手段来讲排场，装身份，实在令人可恨可厌。
而更让人憎恶的是他对胞弟严监生一家的欺压。“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严贡生与严监生虽是“同胞弟兄，却在两个宅里住”，毫无兄友弟恭的情谊，只有尔虞我诈的心机。严贡生避走省城后，曾两次返乡。第一次是严监生一病亡故，自己官司已了结：第二次是侄子夭折，自己携带子媳同归。且看严贡生两次返乡的表现。初次返乡，刚卸下行李，弟妇即命人捧着端盒、毡包过来拜送，至于他弟弟生病故亡的情况，他毫不提及，先行“打开看了”，见是“簇新的两套缎子衣服，齐臻臻的二百两银子，满心欢喜”，在好处的驱使下，他一口一声称呼“二奶奶”，完全承认了赵氏的扶正。随后，“又细问浑家，知道儿子们都得了他些别这是单留与大老官的”，在这之后，他才‘换了孝巾走过去，在其弟灵枢前叫“‘老二’，干号了几声，下了两拜”。丝毫看不出手足之情，悲戚之感。而在酒饭之后，弟妇询问丧葬事宜，严贡生又交代，他马上要带二儿子去省里周府招亲，无暇过问其弟的丧事，但十分明确指出的是“祖茔葬不得，要另寻地”，无疑将严监生从家族中剔除去了。
第二次返乡，是因严监生的儿子“出起天花来”，不过病了七日就天折，弟妇为守住家产与“二奶奶”的地位，想立严贡生的幼子过来承嗣，王德王仁两位舅爷写信到省城接他回来商议。收到此信后，严贡生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这就透露出他早已成竹在胸。此时娶媳不过“十朝”，就匆匆返乡。
“严贡生回家，?他浑家正在房里抬东抬西，闹得乱哄哄的。严贡生走来道:“你忙甚么?”他浑家道:“你难道不知道家里房子窄鳖鳖的？统共只得这一间上房，媳妇新新的，又是大家子姑娘，你不挪与他住?”严贡生道:“呸!我早已打算定了，要你瞎忙！二房里高房大厦的，不好住?”他浑家道:“他有房子，为甚的与你的儿子住?”严贡生道:“他二房无子，不要立嗣的?”浑家道:“这不成，他要继我们第五个哩。”严贡生道:“这都由他么?他算是个什么东西?我替二房立嗣，与他甚么相干?”(《儒林外史》第六回)”
通过严贡生与他浑家的一席对话，将其企图霸占二房家产的心机暴露无遗，“我早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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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定了”更说明他这种心机蓄谋已久，对二房家产是志在必得，如今只须付诸行动了。果然，送走了王德王仁兄弟后，严贡生就开始吩咐家人，腾出正屋给他二儿子歇宿，要称呼其二儿子、二儿媳为“二爷”“二奶奶”，赵新娘只是父妾，要先过来拜见其二儿媳。此时，他完个忘了自己第一次返乡时已承认了其弟妇的身份，忘了自己曾一口一声“二奶奶”。严大老官还特别强调:“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你们各人管的田房，利息帐目，都连夜攒造清完，先送与我逐细看过，好交与二相公查点；比不得二老爹在日，小老婆当家，凭着你们这些奴才朦胧作弊!此后若有一点欺隐，我把你这些奴才，三十板一个，还要送到汤老爷衙门追工本米饭哩!”在这里，严贡生根本未将已扶正的赵姨娘放在眼中，俨然以一家之主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并且似乎还是封建礼义的捍卫者，是深得父母官青睐的乡绅。我们通过其种种言行，早己看出他的虚伪与贪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几次被人告到汤知县那里，不仅没得到汤知县的照顾，反而引起知县对其极端反感，这与他处处向人吹嘘自己“与汤父母是极好的相与”、汤父母对他“凡事心照”，形成极大的反衬，更进一步暴露了他虚伪无耻的嘴脸。
而严监生与其胞兄不同，是个“胆小有钱”的乡绅。由于社会地位比其兄严贡生低，所以严贡生眼中并无这个弟弟，但他却偏偏“家有十多万两银子”，这种经济状况不能不令贪鄙刻剥的严贡生有凯觎之心。严监生的出场是为了处置他兄长严贡生的官司，当严贡生走避省城以后，差人就来找他说话。其实他们兄弟俩虽是“同胞弟兄，却在两个宅里住”，己经分炊，各自成家立业，官府根本没有理由因严贡生的“细故”官司而牵累到严监生，只因为严监生“有钱”而又“胆小”，才被差人当作“有头发的”来抓。他也果然就慌了手脚，“不敢轻慢”差人，还请两位舅爷来商议如何消弥这场官司，最后花了十几两银子，将官司了结了。
在这场官司中，他白赔了银两，担了心惊，死后反被严贡生责怪，贬责他懦弱无能。其实，我们仔细品味一下，便会发现严监生并不是一个毫无主张，蒙昧昏馈的角色，他对其胞兄一家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的心目中，严贡生的劣迹一时“也说不尽”，遇到麻烦就“两脚站开”，贻祸于他，即使寻着，“他也不肯回来”亲自了断。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严监生出钱为其兄消弥官司，并非心甘情愿，而只是迫于官府的淫威与自身的卑微渺小，以及对其兄无赖行径的无可奈何。看过《儒林外史》的人都不会忘记严监生死前伸出的两个手指头，也正是这“两个指头”，使他成为中国吝音鬼的典型，成为后人讥讽的对象。而他的家产却是通过许许多多这样的吝啬行为而积累起来的。且看严监生对王德王仁两位舅爷的表白:
“便是我也不好说。不瞒二位老舅，像我家还有几亩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无，人口又多，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的稀烂：上顿吃完了，下顿一又在门口赊鱼。当初分家，也是一样田地，白白都吃穷了。而今端了家里花梨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儒林外史》第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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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是严监生的自为写照，虽然这话是说给窥伺他的银钱的二王听的，不免有“哭穷”之嫌，却一石二鸟地表现了严大老官的“奢”与严二老官的“吝”。诚如闲斋老人所评:“严大老官之为人，都从二老官口中写出。其举家好吃，绝少家教，漫无成算，色色写到，恰一与二老官之为人相反。然而大老官骗了一世的人，说了一生的谎，颇可消遣，未见其有一日之艰难困苦：几老官空拥数十万家货，时时忧贫，日日怕事，并不见其受用一天”。严监生之所以未“受用一天”，原因在于他的吝啬，总是苦了自己，便宜了他人。他对自己是“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病得“骨瘦如柴，又舍不得银子吃人参”，临死前将两根灯芯换成一根才肯瞑目。而对别人呢？却是白白地花银子去替兄长消弥官司，为王氏之丧和扶正赵氏，“用了四五千两银子”，临终前还敬奉乃兄白银二百两，新衣两套。这些所作所为都是无可奈何，都有着深深的用心。但作者运用这种“豪奢”与“吝啬”所形成的对比与反衬，更深刻地揭示了严监生活得卑微、死得窝囊的悲惨命运，揭露了他的胞兄和内兄的狼虎之心。他临终托孤于内兄的沉痛遗言揭示了他一生悲苦的部分成因:“我死之后，三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的气。”
2、王德、王仁兄弟
王德、王仁是小说中与二严几乎同时登场的又一对亲兄弟，他们的活动不是很多，情节也不复杂，但形象却十分鲜明，作者塑造这一对兄弟的寓意也极为深性卜刻，是《儒林外史》中不可忽视的两个人物。
王德、王仁同为廪膳生员，“都做着极兴头的馆，铮铮有吝”。按理说，不管从他们具有的廪生的身份，还是从他们从事的为人之师的职业，这一对兄弟都该是士人的表率，然而他们却是一对无德无仁，行止有亏的无耻之徒。
王德、王仁兄弟的出场，是因严监生请他们帮助处置严贡生的官司，在二人的谋划之下，官司很快就了结了。而妹丈严监生的软弱无能也被两个舅爷从中窥知，从而触发了凯觑之心，演出了一幕幕的丑剧。作者着重从他们对待胞妹王氏与严监生之妾赵氏的态度变化中，以及赵氏立嗣的“两脚站开”过程中，深刻地暴露出他们兄弟俩同恶相济、狼狈为奸的丑恶行径，抨击了他们卑污的心灵。
他们的胞妹王氏虽为正妻却无子嗣，赵氏虽是“新娘”却是“生儿子的妾”，在封建宗法社会中向来是母以子贵，所以赵氏自然对王氏的地位形成了威胁，而赵新娘也日夜图谋能顶替王氏“大娘”的身份。在这种情势下，二王似乎处于下风，但事实并不然，没有二王这两位舅爷的首肯，赵氏的正室身份是无法谋求到手的。因此，赵氏与严监生不得不讨好王德、王仁俩兄弟，不得不屈从满足二王的无耻要求。而二王也就可以借此拿捏“胆小有钱” 的妹丈。当严贡生官司了结后，严监生整酒致谢二王，但“两个秀才拿班做势，在馆里又不肯来”，表明他们志不在酒席。到听说妹妹王氏“心里有些不好”，要与他们“谈 谈”，二人方才赴席。但对“面黄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的”妹妹，他们并没有表现 出深刻的关注之情，只淡淡地敷衍了一句“总是虚弱，该多用补药”。此后二王从未主动来问候其妹的病况，直到王氏病笃之际，严二为了扶正赵氏，不得不叫人去请他们。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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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再也不做作了，一请即到。当严二说及扶正一节时，他们两个冷若冰霜地“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这真是无声胜有声。严二也十分乖觉，及时刹住这一话题，先招待他们“用饭”，再请至“密室”，屏退小厮，“拿出两封银子来，每位一百两”，二王“双手来接”，脸也不本丧着，口也开了。
“王仁道:“方才同家兄在这里说，舍妹真是女中丈夫，可谓王门有幸。方才这一番话，恐怕老妹丈胸中也没有这样道理，还要忧恍忽忽，疑惑不清，枉为男子。”王德道:“你不知道，你这一位如夫人关系你家三代。舍妹殁了，你若另娶一人，磨害死了我的外甥，老伯老伯母在天不安，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王仁拍着桌子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严致和道:“恐怕寒族多话”。两位道:“有我两人做主我，但这事须要大做，妹丈，你再出几两银子，明日只做我两人出的，备十几席将三党亲都请到了，趁舍妹眼见，你两口子同拜天地祖宗，立为正室，谁人再敢放屁!”严致和又拿出五十两银子来交与，二位义形于色的去了。(《儒林外史》第五回)”
见到银子，王德王仁这两位“全在纲常上做工夫”，“代孔子说话”的廪生，马上“义形于色”，一唱一和地为扶正赵氏卖力，当严二担心族人会说话时，二王又慷慨激昂地表示“有我两人做主”，只不过要以严二的实利作为二王的名义去将这事大做。明明是中饱私欲，却以“行道”为名，二王的这种见利忘义的不耻行为，以“义”牟“利”的卑污手段，让人不由得不对他产生一股憎恶之情。作者运用春秋笔法来剥露了他们口言圣贤行同狗猪的真面目。
吴敬梓对这两个“铮铮有名”的座生的揭露并未就此停止，又借立嗣一节奋笔直戳他们丑恶心灵的深处。扶正后的赵氏为了巩固自己“奶奶”的地位，抛开自己的亲兄弟，一味巴结、讨好二王，多有钱财馈赠，二王也安享无愧。当严二病笃托孤于他们时，又收受了几封银子，但却没有任何承诺。而当外甥夭折，赵氏的优势己失时，他们对赵氏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由过去的讨好转为敷衍，至在立嗣一事上两脚站开，不闻不问。当赵氏因立嗣一事请他们前来商议时，他们表示“这件事，我们做不得主”。看似情理之中，实则想撒手不问，这与前文扶正时“有我们两人做主”截然相反，反映了二王态度的急剧变化。严大从省城回来谋夺严二的家产时，赵氏又请他们来商议，他们更是寻找借口脱身，不愿得罪严贡生。及至赵氏告至衙门，汤知县批下“族亲处覆”时，他们本可站出来说话，但却“像泥塑木雕的一般，总不置一个可否”。在商议写复呈时连名也不列，理由是冠冕堂皇的“身在学宫，片纸不入公门”，似乎是恪守儒家道德规范的文人，但这正是作者的诛心之笔，揭露他们处处口称“纲常”，其实卑鄙无耻，依仗权势为非作歹，道德良心沦丧殆尽，是儒林中最腐朽反动的一部分。
3.杜倩和杜仪
杜倩和杜仪是一对族兄弟，是天长望族杜府的后人。在同族兄弟六、七十人中，只有他们两位不肯闭门在家做举业，而是招接四方宾客，广为交游。但他们之间又有很大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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