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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是为好老师
2003年4月28日，北京，行人经过抗击非典的宣传板。
SARS俗称“非典”，2003年春天肆虐全球，据官方统计共夺去919人的生命。亚洲地区疫情尤其严重，以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越南为甚。
10年，这场“非典型肺炎”留下的“非典型记忆”，仍留在人们心间。10年，人们对于大规模扩散性疾病的恐惧有增无减。10年，“非典”成为人们一种独特的纪念方式，“我在‘非典’那年参加高考”，“‘非典’那年，我们刚刚认识”??
从今年2月20日开始，香港《南华早报》从社会、科技、政府管理和公民意识等各个方面盘点这场10年前的“疫病”，追寻“非典”给中国人生活带来的改变。
盲目抢购：最鲜明的“非典”记忆
《南华早报》记者在广州随机采访了20人，询问他们提起“非典”时，第一个映入脑海的词是什么，15人说是“醋”，4人说“板蓝根冲剂”，1人说“果子狸”。
在“非典”爆发前期，政府彻底“失声”。百姓人人自危，坊间流传的“预防秘方”，往往会带来抢购热潮。
寻常的醋、板蓝根冲剂和医用口罩，因为有了“预防‘非典’”的名声，甚至要托人情才能买到。尽管专家每天都在辟谣，但这些“民间秘方”的销量，仍像坐了火箭一般直线上升。
“我现在还记得女儿春节上班第一天的晚上，突然给我打电话。她听起来很害怕，催促我去买醋和一种叫罗红霉素的药。”61岁的退休教师朱英华（音）回忆了她当时心情的变化，“我开始不赞同，但女儿在电话里哭喊‘妈，广州有人因为一种吓人的病死了??别浪费时间了，赶快去买吧！’。”
朱英华到了超市才意识到，女儿的话并非无中生有。“我到超市时，很多人已在买醋了”。那段时间，醋的价格涨到了每瓶100元。“标价已经无效了。”35岁的会计师罗碧华（音）回忆，“实在是太难买到了，为买一瓶，人们愿意花200元甚至300元。” 焦虑的市民甚至打电话给外省亲戚帮忙买醋，或者到香港去“扫醋”。
疯狂的不仅是广州，在北京，流传着盐可以杀死“非典”病毒的传言。据新华社报道，在2003年4月23日到25日的两天之内，北京售出了7247吨盐，这是平时45天的销售量。 现在，广东当地人回想起当时的抢购都觉得滑稽。何志建（音）是一位65岁的退休公务员，他说，“说实话，我简直难以相信我当时那么傻。”
他试图找到人们“犯傻”的原因：“我想普通人正是通过买醋，来缓解因为不知道真实情况而带来的恐慌。”
SARS是位“好老师”
2003年的春天，一向拥挤的北京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就连最繁华的王府井都萧条零落。公交车上，司机、售票员和乘客都戴着口罩。
“有人咳嗽或者打喷嚏，人们就会感到不安。”今年35岁的商人吴永（音）对《南华早报》说，“那是我人生中一段非常恐惧和奇怪的时光。”
从第一起病例2002年11月出现，到世界卫生组织（WHO）2003年5月19日宣布解除疫情，中国内地据官方统计共有5237人受到感染，其中329人死亡。它的影响已突破了公共医疗和卫生领域。
2003年SARS爆发时，正赶上新旧两届国家领导人交替，SARS也成了对“胡温体制”的第一项挑战。
在即将卸任之际，温家宝总理在2013年2月1日的《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其中提到“‘非典’疫情以及由此引发的我们治国理政理念的转变，和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无论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还是对政府改革和建设来说，都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
《南华早报》认为，正是中央政府对政权平稳交接的诉求，导致了政府对“非典”疫情反应迟钝，而且因最初试图掩盖疫情，才让病毒进一步扩展。该报引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的话说，“政府专注于权力平稳过渡，让危机的早期关键阶段出现了治理真空。”胡鞍钢认为，“非典”是教育政府不要再犯同样错误的“最好老师”。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非典”让中国公共卫生领域以飞快速度进步。中国疾病防控中心的主任冯志坚说，“非典使中国医疗卫生系统蓬勃发展起来。”
从2003年到2006年，中国政府先后投入了257亿元人民币，改善公共医疗设施和应对传染性疾病。2006年，卫生部宣布基本建立疾病预防和控制系统，而传染性疾病的通报体系覆盖了全国95%以上面积的区域。
在“非典”中受到教育的，不仅有政府机构，也有普通民众。“非典”过后，曾有人戏言，“‘非典’教会了中国人洗手。”
为防止疾病传播，公共场所的洗手池边多半悬挂着洗手的教学挂图，水池边摆着洗手液和肥皂。许多人经历了“非典”，才养成了“餐前便后”洗手的习惯。
随地吐痰会让行人侧目，餐饮行业不消毒会被吊销执照。一位韩国驻华记者“非典”肆虐时正在中国，他亲身经历了变化并感慨，“‘非典‘让中国人更爱干净了。”
“非典”给中国政府带来三项改变
“非典”爆发后，学界人士批评政府没有专门机构和法律，来处理突发性事件。 2003年2月，广东省首次宣布了5人死亡，305人感染疾病。3月末，北京也成为WHO宣布的疫区。直到4月份，国务院才建立了国家级别的应急反应机制。
2003年7月，国务院办公室公布了关于应对突发性公众事件的草案。随后几年里，各级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相继发布，内容从自然灾害、公民健康危机、工业事故到重大交通事故。
胡鞍钢说，“‘非典’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对危机的应对成为政府的一项常规工作，现在政府在应对危机方面有了很大进步。”最好的例子就是2008年的南方雪灾和汶川地震后，政府都快速做出了反应。
2009年，当WHO公布了禽流感爆发的消息，中国卫生部立刻做出反应，措施之严格，甚至被外媒形容为“有矫枉过正之嫌”。
从“疫区”墨西哥飞来的飞机全部取消，而从墨西哥入境的旅客，都被怀疑是病毒携带者。医疗队迅速赶往机场，对这些旅客进行医疗监护。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说，“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个病有多严重。”
但毛群安知道的是，中国政府绝不会怀着侥幸心理，让“非典”的悲剧重演。 另一项积极的变化是官员问责制的启动。
2003年4月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为处理“非典”危机不力而下马，这是中国内地首次出现部长级别官员因失职而被解任。
从此，官员问责制逐渐适用在其他地方，矿难、火灾、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以主管官员引咎辞职告终。
《南华早报》称，“越来越多的官员个人被要求承担责任。有些人并没有明确地做错什么事，辞职更多是在民众压力下的反应。”
然而，在同一篇文中，《南华早报》也指出漏洞仍然存在。比如，一些官员从这个岗位出来，不久又在另一个岗位上任职了。
在加强信息透明度方面，“非典”爆发是关键的转折点。
“我们从‘非典’中学到的，就是透明度对恰当处理危机非常重要。”毛群安告诉《南华早报》，“任何拖延释放消息的做法，都会带来负面影响。”用胡鞍钢的话说，“‘非典’开启了一场关于透明度的革命。”
北京最初拒绝承认“非典”爆发和扩展的态度，受到国际社会和世卫组织的批评。在“非典”爆发两个月后，北京才允许世卫组织的流行病学家进入中国内地，评估中国疫情，而此时比内地晚发现病例的香港、新加坡、河内和多伦多，都已向世卫组织打开了大门。 2003年4月19日，温家宝总理警告，所有不报或瞒报“非典”感染病例的地方官员，都将面临严重后果。毛群安回忆，“如果我们早点释放信息，对局面的掌控可能会更好。但我们没有经验。”
毛群安本人所代表的职责，也是“非典”的一项特殊贡献。这场令全世界恐慌的疫病过去了，但政府发言人却成了一种惯例留了下来，为中国政府的信息公开打开了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