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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交付全民复决，让人民感觉权力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实，这种制度的核心是使庇隆分子处于一个完全不受监督的地位。
1943年8月25日，庇隆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商品交易所的一次公开演说中阐述过自己的劳工政策，这番说真话实质上说明了所谓庇隆主义的实质，就是欺骗和篡夺：
资本家先生们，不要害怕我的工会运动，资本主义从来不曾像今天这般稳固，我准备把全国的工人组织起来，让国家来领导他们，让国家给他们指出方向。通过这种办法，那些在战后可以威胁我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潮流和革命潮流，就将在工人中间失去作用，工人的待遇应该略加改善，这样他们就会成为一支容易控制的力量。
庇隆主义的思想核心是1946年他本人提出的所谓“二十条真理”，在庇隆夫妇及其支持者们看来，只要“二十条真理”付之实施，阿根廷就成了一个真正有组织的正义社会。然而，所谓的“二十条真理”全是简单而教条化的抽象理论，虽然充满了动听的词语，但并不具有社会实践中的指导意义，它的实质是一种平衡哲学，在资产阶级和底层民众之间搞平衡，在世界大国的夹缝中搞平衡，保持所谓的“第三条路线”。在某些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充满调和色彩的庇隆主义学说，实质上成了“在阿根廷防止共产主义的篱笆”。
在一个经济欠发达、中产阶级不够强大的国家，庇隆主义成了迅速获得大众支持的政治策略模本，民粹主义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有效地动员大众，获得广泛的民意基础。由于得到下层大众和部分中产阶级的拥戴，庇隆式民粹主义有强大的社会心理惯性，很容易形成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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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所谓的全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反而破坏了民意，形成一种精英政治。
过分强调全民参与的政治活动，蛊惑人心的宣传，导致庇隆式民粹主义对阿根廷政治生活的严重破坏，普通民众政治意识淡薄，迷恋有超凡魅力的超人领袖，这也是拉美国家无法形成正常的现代政治体制，长时间陷入军阀掌权和文人威权领袖交替执政的根本因由。
表面上，庇隆主义给予广大人民“面包和娱乐”，以取得人民大众的直接拥戴，摆脱代议制民主程序、获得超越宪法的权力。在经济上，庇隆主义的特点是“经济民主”，强调以宏观政策手段实现收入的再分配，或以大多数人和抽象正义的名义，在破坏财产权确定性的基础上剥夺了少数人的财产。具体政策上则主张企业国有化、积极营造公共事业、不惜以庞大的预算赤字刺激需求，强制全民就业和推广市民的福利政策。此外，反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实行积极的进口替代政策亦是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的共性。
在具体政策方面，庇隆上台伊始，就发起了所谓的国有化运动。长期以来，外国资本控制了阿根廷的自然资源部门，这是主张经济独立的庇隆迫切要改变的现实，这一主要诉求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影响着阿根廷的内外政策。首先，庇隆将中央银行收归国有，该行原由经理委员会来管理，其成员多是外国银行的代表，接着，庇隆以3.1亿比索的高昂代价从美国垄断组织手中收回了电话网的经营权，又从美国手中购回了2.4万公里的铁路网。由于缺乏国际金融知识，加上官僚无能，阿根廷在收回英资铁路时遇到巨大挫折，英国通过在阿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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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的代理人蓄意提高了铁路的资产报价，按照当时交易所的行情，英资铁路公司价值9800万英镑，但当1948年2月，庇隆政府收回铁路时，却不得不付出22.29亿比索的高价，仅此一项，英国商人就从阿根廷手中多赚了5000万英镑，而不少阿根廷政府高官却大发横财。此后的四年时间，庇隆又花费了很大气力重振阿根廷的农业，首先是对付强大的“查卡雷罗”，政府从这些大农场主手中赎回了45万公顷的土地，使3000多户农民从中受益，这些政策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1946年，庇隆成立了所谓“阿根廷发展贸易研究所”，统筹制定农业的相关政策，拥有规定农产品价格、以及为了以高价售给世界市场而收购农产品的特权，由于这个研究机构是在世界行情对农产品销售有利的情况下成立的，因此它所制定的价格政策并不会使阿根廷的大型肉类加工企业或农场主受损，何况政府还有大量的补贴，不过对于那些成本较高的小生产者来说，僵化的价格政策却使他们付出了惨重代价，由于研究所收购农副产品的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小生产者则面临要么全面停止生产经营活动，要么蚀本继续维持的窘迫局面。
为了发展本国的经济，庇隆制定了宏伟的五年计划，要求在阿根廷经济总量中投入66.6亿比索的资金，用于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政府大力发展电力、钢铁等基础产业，修建横贯安第斯山脉的铁路，以便于从智利进口铜矿，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也铺设了输油管。这一时期，阿根廷的经济发展相对提速，物价比较稳定，人民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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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得到了实惠。
军队和“无套裤汉”是庇隆统治的基础。为了笼络高级军官，国家机构中的肥缺将优先由其充任，军队支取优厚的薪饷，军费开支在国家预算中占到25%以上；以前，阿根廷政府只有8个部委，庇隆时期激增至20个，还有形形色色的委员会、秘书处，以安插大量的冗员；对劳工，庇隆也作了许多特殊安排，让他们进入政府、参众两院和市议会，有一个时期，阿根廷所有驻外使领馆中都安排有一些工人参赞，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1947年，庇隆政府成立了名为“埃娃－庇隆基金”的慈善组织，求助贫苦的下层民众，该组织以2000美元起家，经费来自职工工资的按期强制扣缴和企业的所谓自愿捐献，尽管基金会拥有巨额资金，年预算高达1亿美元，但埃娃却从不允许任何非官方机构评估它的开支情况，这就导致资金的使用和流向完全失去监督。1949年，庇隆分子在反对党议员拒绝出席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了新宪法，最大限度地强化了总统的权力。
当时，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的发展主义理论对庇隆产生了很大影响，阿根廷信奉进口替代工业发展理论，积极构筑贸易壁垒，保护民族工业，长时间内向发展。但是高关税保护造成阿根廷“幼稚工业”在没有外来竞争的情况下缺乏进步动力，汽车、化工产品和一些非耐用消费品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几倍。过度保护使得国有企业竞争力脆弱、缺少活力，另方面，产品成本高昂却被政府人为压低价格，使得国企离不开政府的财政补贴。最后，国有化的进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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