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赵家堡更新完毕开始阅读52e5a0e7fbb069dc5022aaea998fcc22bcd143f8
愚读王所叙谱，寄慨兴亡之感，辄恫然有余悲。家范五十三条，计长久，贻燕翼，意念深矣。岂所谓颠沛必于是，当亡国播迁之余而创业垂统，俾为可继。孟氏所谓疆为善者，不过如此。予以邑岐之事当之，独惜积美胥宇无聿来伍家女也。噫！
在赵范所书的“漳浦赵氏重修家谱序”中，则有“归休乎林泉之下，寻先王缔造故处，昔构犹存，山川环郁，家范五十三条，无日不对族姓而申儆之”的记载 。从中不难看出，“先王缔造故处”实际上是指赵若和在积美建造的居所，而非两宋故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隐居积美的赵若和可以私下里修撰家谱，但显然不可能建造都城风格的居所，因此，以“寻先王缔造故处，昔构犹存”来推论赵家堡仿照两宋故都而建，实在无法令人信服。就具体的建筑形制来说，虽然赵家堡建有两道围墙，但从“硕高筑堡记”和官府的批文来看，这主要是出于防御的考虑，而且所谓的“内城”也并不处于整个建筑群的中心，其中的完璧楼在命名上或许别有深意，但以三层土楼比之于大内皇宫，显然过于夸张。关于汴派桥、石塔和荷花池的诸种说法，则更明显地是一种附会，后者尤其
如此。据我的主要报导人赵荣生与赵和斌以及很多村民回忆，外荷花池原来并不存在，而是一片农田，在民国之前曾经作为大庙的“和尚田”，这片农田在1990年代被挖做鱼塘后，才形成了如今所谓的外荷花池。封堵南门寓意皇族后裔不再南逃，同样是一种附会之说，因为在赵家堡人的习惯称呼中，地理方位中真正的南门被称作北门。
指出文物保护工作者和建筑学研究者论述中的错讹之处，并不是要批评其工作和科研的态度，更不是要否认赵家堡具有文物保护和学术研究的价值，而是试图由此探寻赵家堡被营造为“宋城”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机制。
从“有赵家堡的富，没有赵家堡的厝”的民间俗谚来看，赵家堡在当地人中的影响力仅限于其房屋建筑表现出来的家境富裕和社会地位。在1970年代的文物普查工作中，基层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发现了赵家堡在建筑上体现出的文物价值，而在成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后，赵家堡就被纳入到了文物保护的等级结构之中。文物保护专家对赵家堡的肯定，再次确认了赵家堡在建筑上的文物价值。这种价值因为其居住者特殊的历史身份而更加引人注目，比如，作为“三老”之一的单士元在发表于《中国文物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考之历史，历代王朝灭亡后，改朝换代，尚未见有所谓灭国王族聚族而居传之数百载者，赵家堡实为罕见” 。但是，单士元并未把赵家堡的建筑与王族的历史相混淆，而是非常谨慎地提出：
赵家城的城墙安全坚固，城内有高楼，有居住区，有庭园河流，空间组合在建筑艺术上亦有特色，是一组可以写入中国建筑史中的建筑文物，又是研究南宋历史可资参考的遗迹之一。赵家城作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亦无不可。
尽管如此，“三老”留言中的“布局立意处处犹似汴京之旧”，却给人以十分广阔的想象空间，从而成为各种附会之说的渊薮。这些附会之说被一些文物保护工作者和建筑学研究者采纳之后，便具有了某种合法性，并在地方营造的不同话语中成为被策略性地加以运用的文化资本。就文物保护来说，其作为国家工程的巨大
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而在文物保护的等级结构中，保护对象如何攀升到更高的等级，取决于文物保护工作者对其文物价值的挖掘。在这个过程中，独特性成为至关重要的元素。赵家堡人特殊的历史身份，对于文物保护工作者而言，无疑构成了赵家堡无可比拟的优势。实际上，在赵家堡成为省级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过程中，这个优势确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砝码。距离赵家堡不到五里地的诒安堡，其整体建筑形式和赵家堡极为相似，但在
保存的完好程度和堡内的民居布局上却远胜过赵家堡。在我和诒安堡的黄德烈等几位老人闲聊的时候，他们不无自豪又略带遗憾地说：
我们诒安堡在2001年就成了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这里的城墙和老房子比赵家堡的好多了。他们赵家堡有什么，城墙和老房子都是破破烂烂的，要不是国家出钱给修，还不如现在呢。但是，他们的祖先当过皇帝，比我们的祖先更有名，所以在我们之后也成了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旅游的也都到他们那里，很少到我们这里来。
虽然居住者的赵宋宗室后裔身份为赵家堡增色不少，并使其在文物保护的等级结构中步步高升，但二者之间只是在族属的意义上存在着一种关联关系，并不意味着赵家堡的建筑本身具有都城风格。然而，在一些文物保护工作者和建筑学研究者的论述中，“宋城”的地方意象却随着对独特性的不断强调而逐渐被营造出来。实际上，赵家堡仿照两宋故都而建的诸种说法很容易就会被推翻，即使是赵家堡的普通村民也对一些附会之说嗤之以鼻。但是，它们在并未被普遍认可的条件下，仍然在关于赵家堡的各种话语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与文物保护的政策及其与生俱来的展示和表演特性紧密相关。
文物保护的观念与实践源自西方社会，在边留久（Augustin Berque）看来，这种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并在18世纪具备了现代意义的文物观念的历史演变，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存在与时间》中对Geschichtlichkeit转变为Historischkeit所作的本体论词义分析洞见到的从主体生活过的历史到客体观察到的历史的转变过程相符，而正是这种现代二元论的形成，使得对历史文物加以尊重的出现成为可能，并且由此产生了现代的文物保护政策 。现代二元论造成了主体与客体、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促使人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滋生了一种无根、断裂和无地方性的经验感受，并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进展而逐渐强化。在这个过程中，文物保护成为“治疗”现代认同危机的灵丹妙药，无法挽回的逝去之感通过对文物的抢救和保护而得到了补偿。伴随着现代思想观念和社会模式的扩张，文物保护的观念与实践逐渐蔓延，并在世界的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历史潮流。文物保护既有思想与社会的根源，又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全球化的形成使文化多元主义成为国家政治的一种意识形态，文物保护也被改造为国家或族群认同的一种途径，并通过“文化遗产”的提出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文化遗产”的概念不仅继承了“文物”的观念基础，而且强化了权利的观念，通过打上“遗产”的标签并
确认其权利归属，有形的与无形的文化成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因此，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便获得了合法性，并在国家的推动下成为一种道德义务。不管是作为治疗现代忧郁的手段还是作为强化国家认同的途径，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都需要展示与表演的大力配合，只有通过被保护对象的展示与表演，才能充分地发挥治疗忧郁和强化认同的效力，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化是其突出表现。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本来是缓解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危机与困境的一种体现，但其与生俱来的展示与表演特性，却又以颇为吊诡的方式造就了自身的产业化，并通过旅游观光业的兴盛反过来强化了其展示与表演的特性。 中国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上述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紧密相关，但却不具备西方社会那样的原生性特征，其具体的实践也只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在现代的文物观念中，文与物、现在与过去是分离的、断裂的，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对物和过去的保护才成为可能。虽然传统中国也存在“文物”的概念，但却没有上述分离与断裂的意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文物，谓礼乐制度”，其更深层次的观念基础在于《周易》所言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文物与礼乐制度的等同表明，中国传统的文物观念强调的是文与物的一体性和今与昔的连贯性，也就是说，礼的完备就是器的完善，而对这种文物的重视是与帝国的治理紧密相关的，其目的在于维持一种理想的礼制传统，这与因西方现代社会的出现而导致的断裂性的时间感完全不同。传统的文物观念与帝制中国的社会模式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而在以礼为核心“社会理论” 的历史条件下，很难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的观念与意识。但是，随着西方思想观念和社会模式的渗入，中国传统的文物观念逐渐被现代的文物观念所取代，而在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全球化的蔓延过程中，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作为一种国家政策被付诸实践，并因经济利益的驱使而获得了更强大的生命力。 赵家堡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过程，不过是中国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时代洪流中的一朵浪花，但却充分体现出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在机制，而“宋城”意象的营造看似已经超出了文物保护的范畴，实际上却正是这种机制运作的结果。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选择性的特征，这种选择表面上是以特定的标准为依据，但在具体地实践中却常常因为各种主观意愿的渗入而具有了变化的可能。罗兰（Michael Rowlands）认为，作为一种散漫的实践，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通过讲述特
定群体的故事来建构其集体记忆，这些故事构成了一种传统，并以在过去、共同体和认同之间建立关系的叙述结构来界定群体的权利，因此，这种传统从来就不是中立的，而是通过对象、记忆和故事之间的审美关系被加以创造，以传递给下一代拥有未来的尊严、自尊和权利 。在赵家堡成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的过程中，土堡的居住者对其建筑的文化意义并没有明确的自觉意识，土堡建筑的文物价值是通过国家代理人的发现而得到呈现的，而聚落共同体的权利也被统合到民族国家的整体权利之中 。尽管如此，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散漫性非但没有减弱，相反却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其展示与表演的特性也因此蔓延到了更多的程序环节中。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对土堡建筑的文物价值的最初发现，是国家文物保护政策得以实施的具体表现，但这种发现并未
将皇族历史与土堡建筑勾连起来，土堡建筑的展示也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然而，国家文物保护政策所确立的等级制度，却把赵家堡纳入到了特定的等级结构之中，而实现在这种等级结构中不断攀升的重要途径，就是首先要向更高级别的国家代理人展示其文物价值，因此，遗传所研究员和赵家堡的巧遇看似偶然，实属必然。“三老”对赵家堡的考察构成了这种展示的最大效果，而权威专家的肯定在使赵家堡获得了更大的权力资本的同时，也将其引入到了地方的话语营造之中。这种营造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文物保护的等级制度，因为如何在文物保护的等级结构中攀升取决于如何“讲述故事”，如此一来，赵家堡人的王族历史便成为了故事讲述的重要素材。通过把王族历史改造为故事文本并将其与土堡建筑融为一体，赵家堡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独特性在最大限度上被不断地加以强调，一个“宋城”的地方意象也因此被营造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文物保护的展示与表演特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而把赵家堡营造为“微缩汴京”正是为了增强这种展示与表演的吸引力，并因不同行为主体的介入而得到加强。这种话语营造和商业广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重要的不是货真价实与否，而是如何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因此，在上述关于赵家堡仿照两宋故都而建的相关论述中，有深谙此道者，有不解风情者，也有上当受骗者。
与文物保护的话语营造相比，在旅游经济中，“宋城”的地方意象不仅具有广告的效用，而且成为了真正的消费品。和文物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一样，旅游经济的产生也与前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紧密相关 。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强化了工作与闲暇之间的区分，
从而使旅游成为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现代社会中造就了一种类似于朝圣的社会与文化现象 ；另一方面，这种旅游文化反过来又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加以产业化，并构成了现代社会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当代中国的旅游文化同样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产物，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文人绅士怡情山水的文化传统，但旅游的产业化却使之更多地被现代社会的经济理性所左右。旅游产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宣传成为达到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而旅游宣传的文化内容不仅来源于旅游地，同时也受到了国家经济与政治的影响。旅游的产业化和政治化把旅游地的文化改造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麦克康奈尔（Dean MacCannell）所言的“舞台真实” ，游客实际上就是在商人与国家搭建的旅游“舞台”中进行消费的。这种生产和消费无疑会对旅游地造成各种影响，对于赵家堡来说，其突出的表现便是“宋城”意象的地方营造。 在游览赵家堡的过程中，游客看到的是实际存在的各种建筑，听到的是“村导”讲述的各种故事，但二者之间是否真正相关，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发现本身，而不是发现对象的真实与否，只要它可以引起足够的兴趣。也就是说，真正成为消费对象的不是赵家堡的建筑，而是与之相关的各种故事和二者的结合所营造出来的地方意象，游客即使并不认同赵家堡仿照两宋故都而建的说法，也对旅游话语中“宋城”的地方意象津津乐道，并享受这种发现的乐趣。如此一来，“宋城”的地方意象，便成为旅游观光业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本。旅游公司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不仅把文物保护单位的头衔和专家学者的评断作为重要的宣传内容，而且在经营的过程中主动营造赵家堡的“宋城”意象，这种努力的极致表现，是悬挂在东方钜障门门洞内墙壁上的赵家堡旅游规划示意图。
这个示意图与着眼于赵家堡内部建筑格局和形制的通常做法截然相反，它将赵家堡周围的山水纳入到整个规划之中，并在山水之间标示出诸如小西湖、六和塔、白堤、飞来峰、宴殿、排云殿、苏堤、楼外楼、吊桥、仙桥、水心殿、宝津楼等旅游景点。通过把赵家堡置于一个更具帝都色彩的图景之中，“宋城”的地方意象再次得到了浓妆重彩的描绘。虽然这种未来化的图景似乎很难成为现实，但却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游客的兴趣。 结语
赵家堡的“发现”并非科学意义上的探知，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与经济行为，这种行为通过把当地人居住的土堡建筑和满足不同需要与趣味的文化意义加以结合，将赵家堡营造为特定的地方。
作为旅游观光的地方，赵家堡以“宋城”的地方意象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并在游客的“发现”中被消费；作为文物保护的地方，赵家堡被置于特定的等级结构之中，并通过与皇族历史的糅合而被营造为“宋城”。文物保护与生俱来的展示与表演特性，使之与旅游观光业发生了奇妙的媾合，并为后者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文化资本，从而使“宋城”意象的营造得到了延续。 文物保护和旅游经济对赵家堡的地方营造，体现出了一种悖谬的“发现”之道。文物价值的发现本来意在挖掘物质形式之中特定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但在进入文物保护的等级结构中之后，这种发现便不可避免的被文物保护的话语所笼罩，并建构出一种独特的地方意象。旅游经济为这种地方意象提供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并积极地参与到地方的话语营造之中，尽管游客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但却仍然乐在其中。在把赵家堡营造为“宋城”的过程中，历史与文化以错乱混杂的方式被糅进土堡建筑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飘浮于实存建筑之上的地方意象。相形之下，在文物保护和旅游经济的话语喧嚣之中，历史另一端的赵家堡却在“宋城”的夺目光环下逐渐暗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