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五 文章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物价史研究述评更新完毕开始阅读56aeabfa9b89680203d82550
中国近代农村物价指数的变动趋势图，并据此分析近代农村物价变动的总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认为“中国近代物价的上涨几乎全系由银价下跌所致，而非商品本身价值量变动的结果”。此外，王玉茹在《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一书中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中农工产品的比重等做了分析，认为近代中国不存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几代学人致力于物价资料的搜集，如孔敏主编的《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汇集了大量珍贵的近代价格指数资料。王玉茹较好的利用了这些资料，体现了使用经济学理论考察中国近代经济史，运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物价的努力。
抗日战争时期物价波动情况较为剧烈复杂，物价问题为沦陷区的日军或汪伪、国统区重庆政府和解放区等不同政权所重视，具有不同的政策表现，对民生的影响甚巨。因此，这一时期物价的研究在学界始终是一个热点。在论著中，周春所编《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一书从价格管理体制的角度系统地论述了战时国民政府对物价的管制及其经验与教训，对认识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经济很有帮助，但论述内容限于国统区大后方物价及管制措施。于松晶、薛微的《抗日根据地的物价管理》(《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张秀芬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物价斗争》(《北京商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则对抗日根据地范围内的物价与管理做了阐释。王颖、金晶在《抗日战争中物价的态势及原因》(《华商》，2008年第18期)一文中对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三种不同情况下物价变动的不同原因做了分析，指出“沦陷区的社会经济是军事侵略、强权统治、经济掠夺下的殖民地经济。在这种经济条件下物价上涨是必然的”。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除了论著外，还有一些资料的编辑，抢救与挖掘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档案中有关物价的史料，如《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不仅编辑了国民政府颁布的有关管制物价的政策法令及执行情况的报告，还编辑了国民政府统计部门编制的国统区各重要城市物价指数
表等表格，比较全面系统的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物价状况。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外出现了许多论述抗日战争之后至大陆解放这一时段物价与货币关系的著作。如张公权著、杨志信译《中国通货膨胀史(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较为详尽的叙述了1937-1949年中国通货膨胀的历史情况、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国民党政府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及其失败的原因，被誉为“研究旧中国通货膨胀最出色的著作”。周舜萃的《The Chinese Inflation，1937-1949》(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吴冈的《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杨培新的《旧中国通货膨胀》(人民出版社，1985)也收集了许多关于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史料。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秉持货币数量说，将之作为解释物价变动的唯一理论，承认货币对物价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收集史料，描述现象。
与前面的研究成果相比较，中外学术界对战后四年的物价史研究数量较少，亦少有上乘之作，且以对上海地区的研究为主。近年来比较优秀的著作有马军的《国民党政权在沪粮政的演变及后果——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该著作以政权问题为切入点，以1946年粮食贷款案等典型事例与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等机构的运行为中心，分析了当时国民党在沪粮政的成功与失败之处。物价指数资料汇编方面，则有《两年来南京物价》(南京市政府统计处编，1948)、《解放前夕北平、天津、沈阳各市物价史料(上、下)》(辽宁省档案馆，《民国档案》1999年第1、2期)等。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一书，不仅搜集了1921年以来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以及有关上海物价统计等资料，并围绕这些指数和资料分析了20世纪20-50年代上海粮情、经济情况、粮价与物价关系的演变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贾秀岩、陆满平所著《民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一书以民国各个时期政治、军事、经济为背景，用翔实的史料探索了民国价格的变化规律，是对民国价格史总体论述的第一部专著，资料翔实，显示了研究的力度，但在研究方法方面未能全面关注定量分析。
三、专题物价史研究成果
专题物价史研究中对粮价的研究是传统取向。就时间段而言，对清代粮价的研究比较深入。典型的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该著作从《清实录》等抽出清代276年间的900件米价资料，折算出每10年的平均值，在物价的定量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全汉昇与王业键对清代粮价的共同研究尤其深入，两人对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粮价清单进行了整理，并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合著有《清雍正年间(1723-1735)的米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0卷上，1959年10月)及《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的变动趋势》(台湾《史语所集刊外编》第4卷上，1960年7月)。王业键在与黄莹珏合作的《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拓宽了粮价研究的思路，通过考察清代气候的冷暖变迁、自然灾害、粮食生产与粮价变动的关系，认为货币、人口、水利设施等对于粮价长期变动的影响比气候冷暖周期变迁的影响大。陈春声的专著《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深入研究了清代广东粮价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变迁问题。陈著在研究理念上注重物价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将物价问题放入社会史的框架中加以考察，与以往较多的政策研究形成了明显的区别，体现了粮价史研究领域的新动向，值得瞩目。与此同时，何泉达的《康熙帝与米价：简论康熙帝的固邦经略》(《史林》，1993年第1期)、江本新的《关于清政府粮食价格
政策的考察》(《经济研究》，1990年第3期)、吴承明的《利用粮价变动研究清代的市场整合》(《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等文献都体现了这一方向。这一努力在高王凌《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得到发展。他将清代政府的粮价政策作为其经济政策的重点来研究。高教授在第七章《粮政得失与政府干预问题》中从引发乾隆十三年粮政大讨论的因由分析入手，指出乾隆年间物价普遍上涨与大讨论的得失密切相关，着重于研究当时的政府物价政策，是至今仍有意义的部分。
就区域而言，大篇幅的深入论述多集中于上海、两湖、江西等南方大中城镇与重要产米区的农村。较早期对粮食价格关注的有柳诒征的《江苏各地千六百年间之米价》(《史学杂志》(南京)第2卷，第3—4期，1930年9月)。这篇专论在材料上十分细致，一是从官私文书中搜集了从晋代到民国1600年间的江苏省米价，二是以表格形式公布了江苏国学图书馆档案馆所藏光绪年间江苏各府州县逐月呈报的米价细册。但这篇文章属于笔记性质，学术意味较少。此外，张履鸾对1910-1932年江苏武进地区物价进行了研究，并编制了物价指数(张履鸾，《江苏武进物价之研究》，《金陵学报》，1933第3卷(1))。卜凯(J. L. Buck)指导他的学生以山西武乡县附近市镇的8种农产品市价为基础，编制了1875-1923年的批发物价指数(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fion，June，1925)。此外，张景瑞在《二十六年来江西南城县物价变动之研究》(南昌生记书局印刷，1935)中对1907-1932年江西南城县物价进行了调查。这些研究的时间序列较长，为后来研究粮价的学人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比如，河南大学彭凯翔的《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一书在对1896-2003年以来的米价作全景式计量研究时，所建数据库中就应用了张履鸾著作中“江苏武进农人所得物价”的数据。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资料使用上的丰富性，彭著在研究理念上也有所创新，即从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观念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