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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综述 2014年03月18日 10:15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京)2000年01期 作者：《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 内容摘要：抗日战争史研究自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的高潮过后，似乎一直没有什么热点出现，近一二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变，即随着日本国内右翼活动的日益猖獗，研究日军侵华期间的暴行罪行及战争遗留问题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二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日本学者藤原彰在他的《日本人的战争认识》一文中，从日本平民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层面，对战后日本社会出现的关于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及其根源进行了分析，并着重探讨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与当前日本社会政治右倾化的关系。步平、王希亮著《战后50年日本人的战争观》一书，以对比的方法，一面介绍了日本反战和平运动及致力于追究日本战争责任、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热衷和平反战日本各界人士的言行。
关键词：日本;日军;侵华;抗战时期;抗日战争研究;中国;出版;蒋介石;遗留问题;分析 作者简介：
抗日战争史研究自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的高潮过后，似乎一直没有什么热点出现，近一二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变，即随着日本国内右翼活动的日益猖獗，研究日军侵华期间的暴行罪行及战争遗留问题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1999年出版的与抗日战争研究相关的图书，涉及这一课题的占了多数。
其中一类是揭露日军暴行的，主要有《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以下简称《天理难容》）、《东史郎日记》（东史郎日记翻译组译，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 《阳光下的罪恶——侵华日军毒气战实录》（步平、高晓燕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李恩涵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慰安妇研究》（苏智良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3 月出版）；第二类是关于战争遗留问题的，主要有《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袁成毅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花冈事件》（画册）（张国通编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 《日本的战争责任》（[日]若槻泰雄著，赵自瑞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9月出版）、《浙江省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实录——受害索赔，崇山人的正当权利》（张世欣编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2 月出版）等。
一年来有关抗战方面的主要学术活动包括：由南京师范大学主办在南京召开的“东史郎诉讼案研讨会”、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召开的“中日军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召开的“日中战争时期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国际研讨会”、由上海现代史学会主办召开的“日军在华细菌战问题研讨会”、由张学良基金会和辽宁大学等单位主办的“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等单位主办的“海峡两岸华侨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的“日军细菌战问题研讨会”等。
这里就我们能收缉到的有关抗战史方面论著中的学术观点评述于下。
一 日军侵华罪行暴行及战争遗留问题
关于日军的暴行，南京大屠杀事件仍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从1999年度发表的论文著作来看，有更多史料使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轮廓更为清晰，对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打击更为有力。其中以《东史郎日记》和《天理难容》的史料价值为高。
《东史郎日记》是根据作者战争期间的日记整理后出版的，它的价值正如孙宅巍在书评中所写：这部书“从加害者的角度，用一名军国主义士兵的立场和观点，不加修饰地暴露了加害者的残忍行为和复杂思想”，“是研究南京大屠杀资料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日记》的出版对日本右翼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无耻行径是一记致命的打击，“因为对这一暴行制造者的记录、承认和公布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将无法否定。”（注：《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
《天理难容》一书的史料价值与《东史郎日记》异曲同工。按编译者的主旨，该书就是要让事实说话，包括贝德士、费吴生、马吉、威尔逊、华群等10位传教士的日记、书信及其他文字资料给读者展现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地狱般的状况。而该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与加害者和受害者所写的日记、证言和回忆录相比，第三者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则更为客观更为真实。
与南京大屠杀事件相关联的遗留问题一年来最突出地反映在东史郎诉讼案上。1998年12月22日，东京高等法院继东京地方法院之后，再次判定东史郎败诉。日本评论家津田道夫认为：东史郎诉讼案之所以会出现一而再的错判，其根源是日本目前还不敢正视自己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不愿意承担侵略战争的罪责。1999年1月21日， 在南京举行的“东史郎诉讼案”研讨会上，30多位中国史学界、法学界学者对此案东史郎败诉的原因、实质、前景及各种对策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会学者认为东史郎诉讼案的前景并不乐观。孟国祥指出：80年代以来日本司法当局对所有二战中遗留的司法案件均判为败诉，由此可见，日本司法机关对这一类案件的审理并无公正可言。只要日本政府对二战问题不作彻底的深刻的反省，东史郎诉讼案败诉的结局是很难改变的。他的预见被今年1月21日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东史郎败诉所证实。
关于慰安妇问题，苏智良编撰的《慰安妇研究》可以称作大陆研究慰安妇问题的第一本学术性专著。作者利用中日文文献资料对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慰安妇制度从其发韧、建立、推广、运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论述，并通过大量实例对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这种惨无人道的丑恶制度进行了揭露与批判。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对慰安妇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工作，披露了日军在上海、南京等城市设立慰安所的情况。这些研究和调查表明，日军在占领地设立慰安所十分普遍。这些慰安所除了日军各部队命令下建立的以外，还有大量的是由日侨和汉奸开设立的。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刘萍在山西调查现存慰安妇的报告指出：“在战时被日军强征的中国妇女其身份比较复杂，除一部分在较为固定的、正式的慰安所为日军提供服务外，大部分是被日军以掳掠、抓捕的方式带到其驻扎地、据点、炮楼内为日军充当性工具的受害妇女，这种妇女较为普遍，人数也较多。虽然她们不是在慰安所内为日军提供‘服务’，但她们被征集的目的与前述妇女（慰安所中的慰安妇）一样，因此，她们应该算作慰安妇。”她强调不能忽略大量受迫害的中国农村“慰安妇”。（注：以上均见《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
为推动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在1999年成立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学术团体。
关于侵华日军化学战毒气战细菌战问题研究，1999年较以前有所升温。步平继1997年主编了揭露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罪行的《化学战》之后，又主编了《阳光下的罪恶——侵华日
军毒气战实录》。该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日本开发研制化学武器的过程、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在几次重要战役中进行毒气战的情况，并对日军利用毒气制造的几个惨案进行了调查。作者在书中还特别对集中埋藏在吉林敦化巴尔哈岭日遗毒弹情况进行了介绍，并指出这些毒弹和日军在投降时为了掩盖罪行而埋入中国土地和投入中国江河的化学武器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锈蚀的严重，随时都有可能造成致命的危害。解决日遗毒弹遗留问题已刻不容缓。步平还在日本召开的中日军事史国际研讨会上提交论文指出，战争期间日军在战场上对中国军民大量使用化学武器，但是担心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而竭力掩盖，规定了极其严格的保密措施，制造了许多谎言，而那些谎言至今仍然被有的人所利用。由于战后美国别有用心地包庇，化学战的历史被掩盖和淡化，也影响到遗弃化学武器问题的正式承认和认真解决。
关于细菌战问题，《近代史资料》第96号上刊布的日本军部于1946年致七三一部队长北野中将的秘令引人注意。这个秘令的原件为两页日本陆军用信笺。其内容是：指示其不得回国受审，而由增田大佐代替其回国受审，并指示其编造谎言，隐瞒七三一部队进行细菌战试验的罪行。这份秘令的公布，不仅表明日军七三一部队利用人体进行细菌战实验确定无疑，同时也暴露了日本在战后确有掩盖战争罪行的举措。
战争赔偿作为战争遗留问题中的重要一项，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1999年关于这个问题比较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当属袁成毅的《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该书追根溯源论述了近代以来中日间历次战争的赔款问题，并重点论述了二次大战后在日本赔偿问题上的纷争以及中国放弃对日索赔的过程。作者在结语中写道：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日本是竭尽所能恣意勒索，中国人不念旧恶，以德报怨，换来的却是以怨报德，这不能不说是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中国放弃要日本赔偿在当时虽是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但从长远看来，它却不利于日本全民族对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日本任何非分之想无疑首当其冲将会对中国构成威胁。”（注：《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第217页。 ）他的观点在学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二 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
日本学者藤原彰在他的《日本人的战争认识》一文中，从日本平民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层面，对战后日本社会出现的关于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及其根源进行了分析，并着重探讨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与当前日本社会政治右倾化的关系。他指出：日本人一般习惯从自己在战争中经受的苦难的经历中理解战争，模糊了战争“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界线。究其原因，是很少意识到战争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性质。战后的日本历史教育没有向年轻一代正确地传授关于侵略战争的历史知识，从而使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很不充分。文章认为导致这一结果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产生于战后对日本战争犯罪责任追究的不彻底性。（注：《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 ）津田道夫在《对自由主义史观与司马史观的批判》一文中对自由主义史观进行了批判。他主要对藤冈信胜的“十五年战争史观”和司马辽太郎的“十五年史观”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司马氏的历史观有着根本性的缺陷，即回避天皇的战争责任，不承认日本对亚洲邻国有攫取领土的野心；而藤冈氏的历史观与司马史观又有着根本性的“落差”，即“藤冈完全无视‘大东亚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对中国的侵略，借口‘美国的挑衅’和‘美国的意图’”。“这与司马氏的立场有着本质的不同。”（注：《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第173页。）津田还通过大量的例证指出“藤冈信胜对于历史事实的误认颇引人注目，即不是如何评价历史的问题，而是在历史事实方面大搞欺骗花招。”而且把“把误认的事实作为论战的观点强加于人”。（注：《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第167页。）
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日本右翼“理论家”一贯采用的瞒天过海欺骗世人的伎俩。
步平、王希亮著《战后50年日本人的战争观》一书，以对比的方法，一面介绍了日本反战和平运动及致力于追究日本战争责任、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热衷和平反战日本各界人士的言行；一面披露了日本右翼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公然为“大东亚战争”唱赞歌、推诿战争责任的言行。从该书中我们不难发现，日本有一批有良知的人，他们中包括政治家、学者、民间人士，还有一部分觉醒的原日本老兵。他们反对战争，追求和平，谴责为侵略战争翻案，主张反省、谢罪。同时书中也提出警示，一批有能量有背景的政客、“学者”和日本的旧军人在编造谎言，歪曲历史，否认侵略，这批人的影响不可低估。
三 汪伪汉奸政权研究
《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发表的一组论文， 提出了在这一课题研究中较新的观点。关于汪精卫出逃原因，蒋永敬指出，汪氏出逃“实犯了‘恐日’、‘恐共’之病”，强调汪氏的“恐共”心态与其“投日”相关联。作者还指出在国民党内部患“恐共”病的人还大有人在，只是没有和汪精卫一道出逃。蔡德金认为：汪与蒋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与日本实现和平，而在于如何实现和平。蒋在卢沟桥事变后曾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四项原则，“这是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维护民族尊严、国家主权的最低条件”，但是汪精卫与日本达成的“条件”远远超过了这个限度。蔡氏的观点旨在表明，分析汪精卫的出逃原因，不能仅从汪个人的角度，而应从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角度来审视。
关于汪精卫集团的“和平运动”。曾业英针对王克文关于汪伪政权的和平努力“不应该被否定”，汪精卫之流也不应“因此而被视为汉奸”的观点发表了评论，他提出：抗战时期，中日两国相争，各有自己的民族主义，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日本的民族主义。同样，和平也有中国所需要的和平和日本所需要的和平。王克文先生要我们不从中国本位的“民族主义”看问题，那又从哪国本位的民族主义看问题呢？总不要我们——中国人——从日本本位的民族主义看问题、认同日本本位的和平吧？
杨天石的论文《打入日伪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略谈何世桢、陈中孚与陆玄南》对这几个人物在抗战期间的行为和身份变化进行了考证，认为他们虽然在汪伪政权任职，实际上却为重庆国民政府从事秘密工作，“曾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是有贡献的。”邵铭煌《战时渝方与汪伪的地下斗争——以吴开先案为例》则指出，重庆政府在日本攻占上海之后，“还留有地下组织与工作人员，暗中活动；尤其当汪精卫等人出走到沪上后，他们接奉制裁指令，活动更趋活络。日伪反制也不遗余力。”吴开先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杨、邵的论文对汪伪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正如邵文所言：“冀望更多人延伸触角，探索地下斗争层面，推动汪政权研究趋于多面向，以建构史实全貌。”
四 抗战时期的中国军事
关于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作战方向和作战重心转移问题，近年来海内外学者有不同观点论争。余子道认为，正面战场“以淞沪会战的全面展开为标志，改变了以华北战场为主要战场的战略格局。正面战场战略作战的主要方向，在此后的一个时期内转到华东，华东战场由此上升为主要战场。这是一个带有战略全局意义的重大变化”。（注：余子道：《论中国正面战场初期的战略作战方向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针对国民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