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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曾袁媛
“我当记者第一年”
——专访《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曾袁媛
院系：新闻传播学院 班级：新闻（2）班 学号：20141051226 姓名：杨维琼 日期：2015-1-8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141051226
“我当记者第一年”
“我没有什么崇高的新闻理想，只是不讨厌，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喜欢。”
长长的黄色外套将黑色毛衣藏住，柔软的头发安静的散落在肩上，午后的阳光正好打在她的脸颊上，印出她浅浅的酒窝，温暖而安静。12月24号下午两点，在迦南美地咖啡馆里，她神情专注，握着一只浅灰色的签字笔，正在黑色的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她是我校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毕业生曾袁媛，
现为《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只是不讨厌，甚至有那么一点喜欢”
“我没有什么崇高的新闻理想，只是觉得自己不讨厌记者这份职业，选择了这份职业也不后悔，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喜欢，那我就做呗，就慢慢的自己坚持下来啦。”在室友赵益晗眼中，记者是“高危职业”；曾袁媛却表示其实自己没有太多考虑，喜欢就坚持。
《民主与法制时报》是由中国法学会主办的一份全国性报纸，曾袁媛负责报道法学会相关工作和涉及法律的一些事件等。作为一位法制记者，曾袁媛此前几乎没有了解法律领域的知识。但是一年的法制记者生涯让她认识了很多法律专业的相关人士，也学会了法律界的一些制度。“像法官、律师，还有一些高校法学院的老师、教授啊，这些人我之前是没有机会接触的。现在的话，通过采访，以一个记者的身份，以一种平等的方式跟他们对话，有时候感觉也挺好的。老说法律人和新闻人惺惺相惜，都有一些想做而做不了的事，和他们接触还是比较谈得来的。而且采访吧，还可以联系我们学校的老师，法律系的老师也帮了我很多的忙。”她脸上带着调皮的笑容。
《蓝鲸财经记者工作站》4月26日发表的文章中，曾经将女记者称为“女媒青”，并发问“媒体中为何女记者居多”。对此曾袁媛觉得，其实在工作中男性和女性的区别不是那么大，工作量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现在学习新闻类专业的男生很少，媒体的选择面比较小，男生的需求量确实要更大一些。“一般在笔试过
杨维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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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可能会刷掉一些，但是如果进入面试，男生就一般不会被刷。” 在报社，像调查性报道之类危险性比较大的报道一般都是由男记者去做，但是曾袁媛表示自己挺喜欢做调查性报道的，即使危险性比较大，自己有机会一定要做一个调查性报道的选题。
“最喜欢做的事情，我会尽力去做”
曾袁媛最喜欢做的工作是策划选题，在2014年9月，她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去做一个关于朝阳区小关街道共有财产的策划。“这是我自己报的第一个策划选题，也是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个。”她喝了一口咖啡，双手放在桌上，开始回忆有关这个选题的故事。
根据朝阳区小关街道一个小区居民的反映，小区共有财产由物业公司和开发商持有，但实际有一部分提供给街道办事处或者居委会的机构办公。而街道办事处占共有财产的远不如自己办的这些事，对此小区居民产生了疑问，也曾与街道办事处沟通，但都劳而无功。带着第一次做选题的紧张与期待，曾袁媛开始查阅相关资料、联系采访对象、到小关街道进行预采访等。大体了解了一些信息之后，曾袁媛的策划出炉，七个角度七篇稿子，由她和周頔记者共同着手采访，由她负责的是四篇重点稿。
因为牵扯到物业公司和小区居民的利益矛盾，事情变得特别复杂，比较大的阻力在政府方面。曾袁媛对业主陈凤山、舒可心等进行了采访并获得大量信息。然而在采访物业公司时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物业公司全都联系上了，但大多拒绝接受采访，接受采访的也只答复了一句话。“但是总比没有好啊，一句话也能写呀，至少人家还表了个态。”曾袁媛微笑着回忆道。
提到采访小关街道办事处的经历时，曾袁媛脸上的笑变成了苦笑，“采访朝阳区的街道办事处过程比较曲折，当然这也是一个锻炼自己的过程。”
曾袁媛首先联系上物业管理办公室，但是他们在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在行政办公室、信访办公室、社区办公室、宣传科等各部门之间转了一个圈。“但是我还是不甘心啊，你们这样转，我也就赖着你们呗。”于是连续打了20多个电话，一直与各部门周旋。“最后还是行政办公室理我了，但是人家也没有完全理我呀，他们说自己没有做主权，得请示朝阳区政府才能答复我。”但是朝阳区政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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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回复，这是街道办事处的事情，由街道自行解决。于是曾袁媛又在两个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之间来回沟通了几次。直到9月27号左右，曾袁媛决定不再等待、主动出击，直接去朝阳区政府要一个证明。区政府要求出示记者证，而当时的曾袁媛还没有记者证，最后回报社开具了介绍信和采访函，这样又耽搁了两天时间。
拖到了9月29号，曾袁媛终于拿到了朝阳区政府的证明。当时的采访提纲上有六个问题，而小关街道办事处只回复了一段大概两百字的话。“在答复我之前，负责人已经把答复写好了，但是他又说要经过朝阳区的同意，需要证明，于是又等朝阳区的回复，最后还是自己对他说交稿时间紧迫，并承诺把稿子写好之后发给他，可能他因此放松了一下吧，才把答复给我。主要也是朝阳区的那个负责人出差了，没法给他答复。”然而经过与编辑的商量，考虑到稿子里的内容可能一定程度上侵害了他们的利益，如果给他们看了稿子可能就无法发出，于是就没有给他们发。“估计我现在已经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了。”曾袁媛调皮的笑着。
“有很多事情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为了配合禁毒日相关活动的到来，《民主与法制时报》应戒毒所的邀请，准备做一个采访戒毒所的选题，具体由曾袁媛负责。
“像这种活动，他们戒毒所那边会给通稿，但是当时我就在想我是不会用通稿的，我觉得那特别没意思。你做的是新闻，那个全是宣传的，还让人怎么看？”5月29日，恰逢端午节，凌晨7点，怀着淡淡的担忧和小小的恐惧。曾袁媛前往大兴戒毒所。
虽然是应戒毒所的邀请，但是曾袁媛还是担心不能全面采访到戒毒所里面的人员，无法对这个活动进行全面的报道。“其实，当时还挺怕的，我都没有接触过戒毒所，里面的人会不会都挺凶神恶煞呀。结果到了时候我发现有时候很多事情真的跟你想象的很不一样，我发现那些戒毒的人跟外边的人没什么两样，而且性格很开朗的。”说这话的时候，曾袁媛的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还调皮地眨了一下眼睛。
包粽子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活动，以此为契机，曾袁媛与戒毒者们进行了交流。“可能是里面的生活太单调了，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我就知道他们是真心想参加这个活动，不是被强制参加的。人家笑得可灿烂、可真诚了，我给他们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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