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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来的江西苏区史研究
王才友
《近代史研究》201006
苏区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学界是一个相对较为特殊的领域，它既是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研究193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鼎革与社会变迁不可或缺的部分。由于江西苏区在当时的地位，后来的研究者把它作为研究中共早期行政实践的重要对象。然而，由于研究者的出发点不同，资料掌握与运用也有很大差异，早期的苏区研究无疑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近几年来，由于资料开放力度加大，加上关注重心的变化，一些学者又开始对苏区史进行一些新的研究。这种趋势可以从最近发表的一些研究综述中看出。①稍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一些回顾多数均未能讨论海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在行文时也多半只是对研究现状从数量或观点上作简要的描述、归纳。因此，本文拟对近50年来海内外与江西苏区史研究相关的学术成果作一较全面的梳理，探讨研究的发展脉络及热点问题，并尝试性地对未来可能的研究趋势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研究之起步与近况
宽泛而言，苏区研究可以说从1930年代初国民党军队对中共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时就已开始。当时，无论是南京政府党、政、军之相关政策研究部门，还是媒体记者或学者，对苏区状况都十分关注。为了展现国民政府对苏区围剿的努力和治理的新形象，南昌行营、各级政府及“剿匪”军先后出版了关于“剿匪”、教育和赈务等方面的书刊，其中典型的如邵鸿基②所著《宁都劫后调查记》、江西省赈务会所编撰的《江西赈务汇刊》等若干刊物以及江西省执行委员会统计室1934年编的《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务统计报告》。随着各县的“收复”，《申报》、《大公报》及《国闻周报》等新闻媒体开始深入苏区，对当地的社会状况进行调查。陈赓雅于1934年游历于赣、皖、湘、鄂四省之间，对苏区社会作了整体铺陈，其《赣皖湘鄂视察记》为后来的研究者了解苏区战后面貌提供了写实性的史料。与此同时，游客也留下了大量视察笔记，其中著名的有黄炎培的《江
西归来》、张君劢的《瑞金站在精神上防共第一线》及德国人爱伯夏(M．Simon Eberhard)的《赣省收复县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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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桂玉麟：《近年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综述》，《历史教学》1988年第2期；龙观华：《近二十年中央苏区史若干问题研究综述》，《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午第1期；刘文彬：《党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执政实践研究述评》，《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刘文彬：《苏区精神研究述评》，《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肖如平：《近十年来中央苏区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林全民：《第五次反“围剿”研究综述》，《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②邵鸿基时任江西省第八区(宁都)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记》等，都是学者们可资利用的史料。当然这些出版物，多数均非规范的学术作品，更接近新闻报道或纪实作品，甚或为纯粹的宣传品。严格意义的“苏区史研究”，也许应该从1950年代海外学界的一些成果谈起。
(一)海外学者的研究
海外学界的苏区史研究起步较早，此与当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1950年代以来，为了追问中共在国共内战中取胜的奥秘，海外学者着力对中共上层路线进行了分析。①然而，学者们在认识到中共的成功与“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有关之后，逐渐将关注点转移到苏区史研究。
海外学界普遍认为，土地革命是中共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其中，西方学界对于土地革命和苏维埃建立的研究起步较早也较为深入，萧作梁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两部著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年》与《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较具代表性。②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学者们的兴趣大都集中于政治制度和政治问题，短短几年就有四部专著问世，分别是约翰．鲁的《居于反对派地位的毛泽东，1927--1935年》、香提．斯沃拉普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1927—1934年》、金一平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及德雷克．沃勒尔的《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和全国代表大会，1931—1934》。③有学者认为，这些著作皆得益于哈佛图书馆馆藏的陈诚石叟文库。④此外，日本国会图书馆有关史料对金一平的研究也起了推动作用。总体上看，研究者们主要在土地政策与上层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萧作梁、约翰。鲁等人认为反富农及一系列土地政策的分歧都是党内斗争的产物，而
金一平认为，反富农政策本身就是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既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与党内斗争无关。⑤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之处在于中共的高度社会动员能力。较早论述这一问题的是约翰逊，他以抗战中的根据地为个案，提出中共之所以能发动群众起来革命，很大程度上与日本侵华有关，即由于日本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故中共可利用这一既有优势动员群众革命。⑥他的这一研究启发了陶森德对苏区政治动员与民众政治参与的详尽研究。⑦西方学者关注苏区革命动员的另一特点是从宏观视角人手，其主要方法是比较中、俄、法三国革命的异同，主要学者如巴林顿．摩尔、斯考切波、米格代尔等，他们多认为，中共革命的成功与农民动员政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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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oel Sita Ram，Conquest of China 5y Mao Tse．tung(Calcutta：Society for Defence of Freedom in Asia，1954)；Brieux Jean—Jac— ques，La Chine du Nationalisme au Coramunisme(Paris：Editions du seuil，1951)；Hsia07so．1iang，Ch／nese Communism讥1927：CityUJ Countryside(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70)．
②Hsia0 Tso．1iang，Power Rel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1930--1934：A Study ofDocuments(Seattle：Universi一 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1)；The Idyd Revolution in China，1930--1934：A Stay by Documen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
③John E．Rue，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1927—1935(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Shanti Swamp，A Study Q／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1927—1934(Oxford：Clarendon Press，1966)；Derek J．Waller，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Mao and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l931 and l934(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Ilyong J．Kim，nc Politics of Chinese Commun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④马小鹤：《<哈佛燕京图书馆书目丛刊>介绍：<江西苏维埃共和国1931—1934——陈诚资料室部分资料提要>》，《中国索引》2007年第1期。
⑤Ilpyong J．Kim。“Mass Mobilization Policies and Techniques Developed in the Period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bulie”，in A． Doak Barnett(ed．)，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A—ion(Seattle＆London：University ofWashington Press，1969)，pp．78—98．
⑥Chalmers A．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l937一l945(Start— 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⑦James R．Townsend，PoliticaZ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着极大的关系。①如巴林顿．摩尔认为，乡村革命首先是由于农民的贫困造成的，当然仅此一点还不足以构成革命的条件，农村中内聚力的缺失，是中共能够不断把农民吸引到共产党控制区域的另一个关键原因。②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比较令人信服的动员观点来自霍夫海因茨，他通过大量的数据比对后认为，在革命爆发的角色扮演中，农村社会只是为中共革命提供“场域”而已，中共对革命的“制造”才是其至伟之功。③
港台学者素有研究中共党史的传统，这从20世纪60—70年代曹伯一、王健民、郭华伦及司马璐等人对江西苏区史的研究中就可以窥见一斑。曹伯一的《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是对苏区研究较为全面的著作；中共出身的王健民、郭华伦、司马璐对苏区历史的体验以及日后出走的经历，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似乎更具有“说服力”。读者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著作是对苏区真实面相的呈现，故这些著作也曾风靡一时；然而历史参与者的角色同样也会影响他们对一些史实的判断，如在中共动员政策的表述中，他们多持“强制革命”论，而较少从国民党方面去检讨失败的缘由。从这个角度讲，这种叙事方法削弱了著作的客观性。当然，这一撰述风格也体现了当时港台学界的研究倾向。
综合20世纪80年代以前海外学者对苏区史的研究来看，皆有一种“聚光灯式”的研究倾向④，即将研究焦点集中于少数重要人物(如毛泽东、瞿秋白、李立三等)，而对这些人物所在苏区历史的表述，则多概括为对中共高层路线指挥简单机械的接受。⑤
事实上，这一研究进路早在1969年就遭到了美国学者霍夫海因茨的批评，他主张研究中国革命史不能仅局限于上层路线的分析，而应该探究革命的社会经济起源，尤其是研究革命中“人”的行为。在此基础上，他利用翔实的数据与大量图表，得出革命发生的三种类型。⑥对这一提议，当时学者颇有保留。⑦
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宗智、周锡瑞、韦思谛、波拉切克等人逐渐接受了霍氏这一创见。黄宗智及其研究生开始研究苏区革命中的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工人、农民及其与革命起源的关系⑧；波拉切克亦发表了《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⑨。从这些学者努力的方向可以看出，他们在把研究聚焦在“人”身上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社会下层的民众。在他们的带动下，戴瑞福(Ral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