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50年来的江西苏区史研究更新完毕开始阅读5eaf651f964bcf84b9d57bec
三年游击战争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研究》，江西人民出版杜1991年版。
②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这一表征昔遍存在于各根据地撰写委员会所编写的著作中。
④参见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杜1993年版，第535页。
⑤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47—114页。
(如中共农运的领导者彭湃)，而正是这种联系，帮助了他们在乡村动员活动的开展。①
基层党组织的发展是离不开城市的，而革命精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韦思谛、波拉切克、陈永发、陈耀煌等人认为基层共产党组织是由一批在城市求学的农村学生返乡后建立起来的。②那么中共的学生是如何融人地方社会的呢?
韦思谛强调了科举制废除后的“破落精英”在此过程中所起的衔接作用，因为他们的存在，革命才能发展起来。波拉切克则从反驳道义观的视角着手，证明了革命精英通过个人关系网络招募一批跟随者，并加入地方民团以扩张势力，最后与传统势力翻脸的过程。陈耀煌进一步研究了地方精英基于何种考虑与进入农村的干部合作，他认为，地方及自身的利益诉求是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在完成精英动员后，地方民众才会在英雄主义的效应下被动员起来。③
除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外，韦思谛还研究了中共的农村战略是如何形成的，江西苏维埃时期的党、精英和地方社会三者的关系等相关问题。他认为，1927年以前，新式教育下的学校和学生对农民运动的发生起了关键作用；1927年国民党“清党”以后，中共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和资源迅速萎缩，转而开始联络土匪帮会以及秘密会社，以便招募更多的皈依者。④基于马安国(Angus McDo— nald)曾用“城市起源”解释农村革命，近年来韦思谛重述并升华了他以“精英起源”诠释农村革命的观点，即：中共在战略上由城市转入农村与其说是毛泽东危急时刻力挽狂澜，还不如说是地方精英长期努力经营的结果。⑤这可谓是一个创见。
大陆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较晚。陈德军深入分析了赣东北苏区革命精英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对于洪流中的任何一个农民，要么因为与那些把革命从城市带到农村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已经存在亲戚、同学或朋友等社会关系，故而成为最初的革命者；要么主动出去寻找接头，从而参加革命；要么革命者到村庄找到他，动员他参加革命。”⑥
(二)苏联在中国苏维埃革命中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共党史学者在叙述中国革命的成功元素时，逐渐淡化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凸显中共革命的主体性，以“土地革命时期”取代“苏维埃革命时期”，对苏联在中国革命中所充当的榜样与干预指导的角色评价较低，这种倾向后来逐渐成为认知和书写中国历史的新根据。当然，这一叙事体系的形成过程也是为了凸显、烘托和再造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此一来，中国革命叙事便从“以俄为师”转变为以毛泽东为中心。在这些陈述中，毛泽东不仅是一个落难英雄，更是富有真知灼见的革命火炬手。相比于毛泽东的英明，共产国际和苏共自然成为革命失败的归罪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Fernando Galbiati，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18—19．
②Stephen C．Averill，“Local Elites and Communists Revolution in the Jiangxi Hill County，”in Joseph W．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s(eds．)，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Kss，1993)，PP．282--304．此文已有中文翻译本，即韦思谛著，王迪译《江西山区的地方精英与共产主义革命》，孙江主编：《时间·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5—113页；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第l82—213页；陈耀煌：《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第81—114页。
③陈耀煌虽然没有直接以江西苏区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当时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也是中共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的根据地，其共性大于个性，所以，陈耀煌的著作能够加深我们对江西苏区的认识。
④Stephen C．Averill，“Party，Society，and Local Elite in the Jiangxi Communist Movement，”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01．46，N0．3(1987)，pp．279—303．
⑤韦氏认为这一战略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传播与扩展。传播即是由城市逐渐向城市周围，包括县城和市(集)镇发展；扩展即是从县城深入到村级农村腹地。参见Stephen C．Averill，“The Transition from Urban to Rural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hina Journal，N0．48(2002)，Pp．87—121。
⑥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9—112页。
象。总体上看，大陆中共党史叙述脉络下的著作都有此特征。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研究路径开始转变。杨奎松在其《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一书中对于苏区时期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中国革命会一度提出一个连中国革命者自己都感到陌生的“苏维埃”革命口号?为什么革命者为之奋斗几达十年之久的“苏维埃”革命形式竟会被永远地放弃?这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输出革命”有很大关联。杨奎松的这两个问题或许可以在赫尔穆特．格鲁伯(Helmut Gruber)的著作中找到答案。格鲁伯从共产国际自身的变化出发，论述了各国共产党在苏联“输出革命”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自斯大林逐步掌握苏联党政大权后，共产国际的性质也悄然改变。在此之前，共产国际的确担负着传播世界革命的重任，是苏联向世界各地传递革命思想、培训革命组织的媒介。但随着斯大林提出所谓“一国社会主义”的论调，共产国际“意识形态传教士”角色反而不再那么重要，转而成为苏联执行自身外交政策的工具。共产国际“四大”后，权力逐渐集中于莫斯科，开始了所谓“俄罗斯化”的进程。在中国问题上，共产国际无非是斯大林意志的传达者，其工作核心便是保护苏联的安全。②从这个角度来看，苏区中“保卫苏联”等口号都可以得到理解。张玲则从共产国际“遥控指挥及对中国国情理解的偏差”的视角，反思了1926--1935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并且指出了革命中或“左”或“右”错误的，即没能理顺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苏联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而不成熟时期党的领导人“只唯上”、“不唯实”，是不容忽视的主观原因。③
相比之下，国外和港台学者对此问题通过细节上的“深描”，得出了与大陆学者不同的观点。查尔斯．B．麦克莱恩在《苏联政策与中国共产党，1931—1946》一书中阐述了共产国际“输出革命”的过程。④美国学者樊德雯也提出，如果没有共产国际，中共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转入组织工人和农民运动；没有国民党的庇护，中共不可能从1923年的100—250人增至1927年4月的57000人，同样也就不会有后来苏区时期的发展。⑤这一论断在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一书中也得到了认同。⑥
近两年，随着共产国际大量档案的解密和翻译，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和论文，为我们了解共产国际“输出革命”的细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⑦
二、讨论的主要问题2
(三)革命缘何爆发
从现有的江西苏区史研究成果来看，学者的着眼点普遍在于追问革命缘何爆发。回溯50年来学界的研究动态，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俄共秘档与中国革命史研究：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第八次学术讨论会文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l998年版；郭德宏：《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向青等：《苏联与中国革命：1917--1949》，中央编译出版社l994年版。关于中共党史学者的这一叙事编排。可参见杨奎松《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186—188页。
②赫尔穆特。格鲁伯著，达洋译：《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中国展望出版杜1989年版。
③张玲：《变奏——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26--193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Charlcs B．Mclane，Soviet Policy ard cAc Chinese Communists，1931—1946(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
⑤Hans J．van de Ven，From Friend to Comrade：The Founding of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0—1927(University ofCali forniaPress．1991)，P．194．类似的研究还可参见维克托·乌索夫著、赖铭传译《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⑥陈用“输出革命”来阐述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参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第61—67页。
⑦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1．社会经济结构崩溃论
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争论源自1979年斯考切波等对俄国、法国和中国革命的比较研究。斯考切波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剥削榨取，在把农民从传统势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使其生存境遇陡然下降，最终引发了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农民起义。①与斯考切波看法相似的是大陆学者陈翰笙，他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华南农村的研究，提出“土地的集中正由于政治动荡和经济萧条而不断加剧”，“不平等进程在加快”②，革命也就在这种地区具有高发性。
斯考切波等人观点大致的逻辑是：剥削重→农民无法生存→社会动荡→农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