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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研究》 2006年第2期

认同理论:其结构、动力及应用

(美)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oom)

王 兵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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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旨是阐释认同理论,指出认同是所有人固有的、无意识的行为驱动力。

为了获得心理安全感,人们主动寻求认同;为了增进心理安全感(人格稳定和幸福感的必要条件),人们主动保持、维护和提高认同。认同的这种驱动力从婴儿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成年期和老年期。此外,认同可以为人们共享,其结果是具有同样认同的人往往会采取一致行动以维护和提高他们共同的认同。

关键词:认同 行为驱动力 心理安全感 一致行动

一、引 言

本文的目的是阐释认同理论。通过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埃里克森 (Erik Erikson)、帕森斯 (Talcott Parson) 及哈贝马斯 (Jurgen Habermas) 的诠释,认同理论得以提出。本文的讨论首先集中于有关个体的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the individual),然后向外延伸到有关社会群体的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small social groupings),直至有关国民社会的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mass national society)。 弗洛伊德和米德对认同采取了同样的理论观点,这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基础。弗洛伊德和米德分别是两个心理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即内省的 (introspective) 或者说是分析的 (analytical)心理学,以及行为主义的 (behaviourist)心理学。这是当代两个主要的心理学流派,但它们同时又互相对立。在大多数其他理论领域中,这两个人以及这两个学派的观点都相当不同;但在对认同的理解上,两者却找到了共同点。

在对认同的研究中,埃里克森是最重要的学者。他的著作表明,令人满意的认同对于人格整合和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他清楚地说明了认同对于个人健康的重要性,而且表明了认同在人们从婴儿期到老年期的过程中具有动力的适应性特征。可以说,正是埃里克森使认同 (identity) 和认同危机 (identity crisis) 这类概念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 由于每一种认同都是由外部社会行动者 (external social actor) 创造的;同个人的心理活动一样,认同也是一种社会行动。因而,如同对心理学家一样,对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来说,认同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至少从涂尔干(Durkheim)以来,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译自 William Bloom. (1990). “Identification theory:its structure, dynamics and application”. In 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5-53.

此文发表于《社会心理研究》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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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团结 (solidarity);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社会制度的“粘合”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体使他们社会的价值观、规范和可接受的行为模式内化(internalisation)。因而,20世纪 上半叶最著名的两个社会理论家帕森斯和哈贝马斯认为,认同是一个核心问题。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体。为了建构理解人类社会行动的普遍理论,这两位学者付出了很大努力;在他们的分析中,认同的本质已成为一个关键因素。他们力图使自己研究认同的方法明确,而且得出了他们自己的看法,即认同是一种具有动力的人类需要;与此同时,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阐明他们自己的基本观点,以及反驳对他们工作的批评(这些批评认为,他们的模型明显具有静态的性质)。

下面这一观点表达了从个体推论到总体的方法论上的能力:

通过共同的认同,人们在相同的心理特征上联系在一起,而且会采取一致行动来保持、维护和提高他们的共同认同。

因而,在某种环境下,拥有共同民族认同的人们往往作为一个单位而行动,并且作为群众运动而动员起来。认同理论不仅详细解释了这一共同心理联系的结构与动力,它也提出了社会与政治环境模式(the pattern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circumstances),这一模式有可能创造这种联系,并且引发与它联系在一起的保护和提高行动。 最后,本文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将认同理论直接用于对政治问题的分析。

二、弗洛伊德

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人们一直存在着持续的讨论和争论,其中一些争论还非常激烈。这种争论不仅存在于精神分析理论家与非精神分析的行为主义理论家之间,也存在于精神分析学派内部。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已经分化为有着不同理论取向的许多学派,其中最有名的也许就是荣格 (Jung)、阿德勒 (Adler)的那些理论。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区别,由弗洛伊德所开创的某些基本观点还是存在的;这些基本观点不仅被所有精神分析学家所接受,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行为主义者所接受,如激起和影响有意识的思想和行为的无意识观念。此外,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所有精神分析学派的分支都支持并接受的另一个领域就是认同,尽管它最终以被行为主义者修改了的理论形式而表现出来。

弗洛伊德的认同方法并不关注社会认同本身是如何形成的模型,其目标指向是社会认同的心理动力机制,这种机制令人满意地抑制了婴儿在家庭和社会现实面前的自大狂和自爱。在这里,“令人满意地”(satisfactorily)是一个关键词,因为这是同婴儿的一种可能性相对立而提出来的。例如,在社会约束面前,婴儿从病理上会变得抑郁 (depressive) 或具有神经症 (paranoiac)倾向;同时他/她的要求会受到阻止。自大狂的 (megalomaniac)、要求一切的婴儿是如何能够受到阻止的?这时,通过讨论压抑(repression)(即本能要求和冲动受到检查的机制;如果公开表达这些本能要求和冲动,个人会产生难以忍受的紧张)的概念,弗洛伊德意识到,父母或社会的理想(如一个人在哪里和什么时候排泄或进食)成为婴儿人格结构的一部分。弗洛伊德给出如下说法:

我们知道,如果与病人的文化和伦理观念相冲突,力比多的本能冲动就会经受病因压抑(pathogenic repression)的变化。就此来说,我们从不认为,这些人对这些观念的存在只具有智力上的知识;我们一直认为,这些人把这些观念看作自己的标准,服从它们向自己提出的要求。压抑……由自我引起;我们可以非常精确地认为,压抑是由对自我的自尊引起的……对自我来说,理想的形成会成为压抑的条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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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键问题是,这种自尊来自婴儿人格的什么地方?自大狂的婴儿是如何接受这一理想的?为什么接受?在同一篇论文中,弗洛伊德继续提出:

假如我们发现某种特殊的心理动力,这种心理动力确保来自自我理想的自恋满足,而且不断观察实际自我并根据理想自我来度量它,对此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如果这种动力确实存在,我们不可能作为某种发现(discovery)偶然遇见它;我们可能只是认出(recognise)它而已;因为我们可能想到,我们称为“良心”(conscience)的东西具备这些所要求的特征……

究竟是什么促使个人形成自我理想,他的良心代表谁充当守门人?这来自父母的关键影响。随着时间流逝,促使个人形成自我理想的还包括:培养和教育他的那些人、他的环境中无数的和难以描述的所有其他人、他的同类以及舆论。

实际上,良心的形成首先是父母批评的具体体现,随后是社会的具体体现……

1915年,在《悲哀和抑郁症》(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一文中,弗洛伊德第一次提出了“认同”这一术语。弗洛伊德关注的是抑郁症这种特殊病理状态的关键机制,只是随后他才把认同的提出看作是重要的。在这篇论文中,“认同”替代了个体投入力比多(libidinal) 能量(性本能, cathexis))的一个对象。弗洛伊德把认同看着是自我设法“吞没”(devour)客体过程中的一个初步阶段。

6年之后,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1921)一书中,弗洛伊德把认同扩大到治疗方面。在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认为:

首先,认同是与某一对象情绪联系的最初形式;其次,它以压抑的方式成为力比多客体联系的替代,因为它是把客体投射到自我中;第三,它可能因新的知觉而引起,这些新的知觉主要是对与一些其他人(不是性本能的对象)拥有的共同特征的知觉。这一共同特征越重要,这一部分认同可能就会变得越成功,而且它可能因而显示了新的联系的开始。

他的结论继续尝试地应用于关于社会群体的观点:

我们已经开始推测,某个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是这类认同(以重要的情绪共同性为基础)的特性;我们可能觉得,这一共同性取决于同群体领导者联系的性质。

弗洛伊德把这种机制的动力假设为两种类型:防卫 (defensive) 与竞争 (emulative)。其中防卫模型是建立在男婴经验的基础上;而竞争模型则是建立在女婴经验的基础上。

在俄狄浦斯情结 (oedipus complex)这一概念框架中,弗洛伊德假定,男婴发现自己与父亲一起争夺母爱。父亲是一个不友好的人物;在规模和优先权上,父亲要占上风。为了避免自杀,出于自我防卫的目的,儿子会表现出父亲的特点。通过使父亲的特点内化,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父亲,儿子不仅缓解了这种威胁,而且也可能共享父亲与母亲之间的独有关系。因而,俄狄浦斯冲突就这样解决了。

另一方面,女儿并没有这些问题。她并没有受到父亲的威胁,而且女儿最初的认同动力是建立在与母亲之间爱的联系的基础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客体的替换。

弗洛伊德认识到了这种双重组合的适宜性。他提出,事实上,这两种动机是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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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竞争的,在某种程度上又是防卫的。这两个模型为随后心理分析理论中的认同理论提供了基本范式。在写作了好几年并详细说明了他关于本我、自我以及超我的模型以后,弗洛伊德重复表述了他关于认同的理论,“但是如果你可以承认我所说的超我装置(the installation of the super-ego)可以看成认同父母机构的一个成功例子,这就足够了”。在同一篇论文中,他指出心理群体 (psychological group)的概念, 就是人们“把同样的人引进到他们的超我中来”。从这里,我们可以引出两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认同动机是不是建立在以生存为目的防卫或者说是竞争模型的基础上。 俄狄浦斯情结的神话性可能是从真正的戏剧那里而来的。对于非常脆弱的婴儿,这个戏剧就是,父母是生存(包括温暖、养育以及保护)的唯一手段;当父母威胁到没有满足基本需要的婴儿时,对婴儿有机体的威胁最终就是死亡。因而对父母理想的防卫性适应,也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成功解决,不仅是其他更复杂和微妙的心理动力的来源,也是婴儿在受到威胁的环境中真正的生存来源。同样,竞争的“女性”认同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动机。受到竞争和内化的人就是提供食物和温暖的人。观察到这一事实并不是夸张,即成为那样的人就是获得对生活来源的控制。对婴儿来说,因没有使父母的模型内化而受到排斥虽然不是社会处罚,但却是致命的。

其次,在更一般的社会学水平上,弗洛伊德不仅意识到认同的社会化效果,而且他也意识到认同所具有的理解群体团结心理学的潜在洞察力。这就是说,虽然在某些方面每个人都是唯一的,但他的超我(心理拓扑学的一部分,认为应该对父母的然后是更广泛的社会的理想负责)也与他人的超我拥有共同的认同。然而,这并不是弗洛伊德继续说清楚的一个问题。尽管在关于“心理群体”的论文中,弗洛伊德提出成员共同认同的基础是他们拥有共同的领导,他提出认同最初的动力来自于父母,但是后来被“在他的环境中的所有其他人、他的同伴以及公共舆论”升华了。因而,认同不只与特定个体有关,而且与更加扩散的群体有关。 这里,冒着过于简化的危险,我们似乎清楚了弗洛伊德所提出的观点。他提出:(1)婴儿从重要的外部他人(主要是父母)那里吸收了她/他自己的心理态度;(2)这些内化的态度作为内部观察者(超我)对行为进行检查;(3)成人也对重要他人进行内化,群体的本质就在于拥有共同的认同。

三、米 德

米德在做研究生时,他最初关心的是生理心理学,但他的思考很早就关心“为心灵在自然中发现一个位置以使自然出现在经验中”这类问题;同时米德也认识到,纯粹生理学的方法是不合适的。米德从他的同事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那里也吸收了这样一个概念,即有“一个自我和他人从中出现的正在进行的社会过程”。这一观点是由米德提出来的,以同华生 (John Watson) 严格的行为主义相对。从避免内省的和唯我的心理学的基本主题方面来看,米德很赞同严格的行为主义。但是他也发现,行为主义否认了个人的首创性和个人意识。作为一个心理功能论者,米德认为,心灵或者说是意识是在生物进化的晚期阶段出现的,它在有机体的生命中起到了特别的作用。

这里,米德的重要观点是,人类神经系统 (human nervous system) 已逐渐进化到某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它能够对它与其他人进行沟通的符号和姿势做出反应。因而,就人来说,在身体与自我之间,体格与意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自我具有这样的特征,它是它自己的一个对象,并且这一特征把它与其他对象区分开来”。因而,自我既是“主体也是客体”。 然而,随之而来的核心问题是,自我作为心理建构是如何产生的。米德很谨慎地把自我的起 源放在行为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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