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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初衷的良好不一定带来预想的结果。由于控制行为自身的控制不可能做到很精确,制度本身的运作也是有缺陷的,往往演变成为过度限制或限制的某些方式、范围不当,这样,首先是新闻的自由发生了变化,再后由于自由以及独立精神的缺乏,新闻开始屈服于压力与控制,仅仅只是“但求无过”地运作,使得新闻失去了真实以及内容的丰富、及时等特点。

第二种情况是制度没有直接显性的支配,但在这种制度(或体制下)不可避免自然发生的变异。李普曼他在《舆论学》中曾写道:“发行量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只有当它能够卖给广告商时,它才成为一种宝贵的财富。”[14](P225)“报纸的售价低于成本,盈利来源于广告收入,读者支付给新闻的是直接或间接的广告费、广告商用间接获得的税收来购买发行量”。[14](P225)尽管李普曼在后文还有更加不同的深入阐述,使得这种情况会有或多或少的修正,但他至少反映了一种早期的客观存在。这种经济制度本身给新闻造成的压力,使得新闻一方面只有迎合受众,另一方面以“受众面广的幌子”来讨好广告商。“企业依赖他的一些广告主间接的向它的读者征税。”这样,一种变异至少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为了获得那部分销路,它不能完全依赖较大范围的新闻,关于公众事务的新闻质量也不足以使很大量的读者在一些日报中产生偏见。这种金钱上的压力产生的变异常常存在,过去我们常常将其归于对资本主义的抨击。今天即使抛开这种意识形态的词汇,从经济范畴来阐述它,这种屈于利益

在广告商和读者两者间互相平衡而非出于新闻本身责任的变异模式也是事实。

(2)私有制和读者社会“单原态”的情况,也是变异产生的一种压力。李普曼在《新闻性质》中指出,“如果有一张敌对的报纸吸引住他们,那么这部分读者就会断然离开他。编辑是在极大的压力下工作,要根据读者对报道可能有多少兴趣来设想把新闻拔高或贬低。” [14](P239)李普曼这话在私有体制报业中体现得尤其明显,而且他的此言论也带上了自己受私有理念影响的色彩和局限性。在报业集团都是相互私有逐利的情况下,彼此之间存在有残酷的竞争,同时,由于李普曼笔下的读者是“单个的”、“相互孤立原子似的”、易变的,而不像拉扎思菲尔德认为的存在一个意见领袖和相对稳定、较为团结的有承受力的群体,这种“几分钟就可能决定一个读者去留”的理解,必然也会促使新闻往平庸性、非真实性方面变异。

(3)技术条件制约下的变异。一方面是观察及视野方面的,“全世界记者整天的工作,也不能亲眼目睹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14](P232)有限的观察者、有限的视野面对的是无限的观察对象。在尽可能地接近真实的过程中,有很多技术可能是无法实现的。同时,观察的手段和工具在技术实现上是有缺失和误差的。这样,即使新闻从业人员不受到制度方面的压力,自身的弱点也能减到最小、无偏见的公正报道,他仍然会受制于无形的技术局限,这种技术局限使得新闻报道常常不是原态的描

述,也不是直接的推论,而常常是“推论的推论”[15]。谁能控制最初的真实和过程中的改变呢?记者推论所依据的前一环节又是不是推论的呢?真实与否呢?这成了一个无限反推的悖论。技术局限使得“噪音”的影响无处不在,这就自然形成了错误、失真、曲解,而这种“缺失不足”会累积到足够的程度和份量,新闻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异。

还有一种情况来自于技术局限在评价规则和纪录执行方面的影响。李普曼曾提出:新闻不是社会情况的一面镜子,而是一种突出事实的报道。任何偶然发生的事如果能被确定、具体化、衡量和定名称越多,则能报道的新闻也越多。[14](P234)我们看到了如果没有精确的“评分”和评估,新闻报道将会出现怎样的荒谬和无奈。新闻报道取材前,需要先有一把尺子和纪录器,进行“前报道”的工作——固定、精确、明晰化材料。“哪里有好的记录器材,哪里就有新闻报道的准确性”[14](P234),“新闻的确凿性与纪录体制有很直接关系。”但是,这个“纪录器”本身的局限呢?技术的有限性使得这个前统计、固定过程是有大量风险的,与真正的实际比较有大量的缺失,新闻记者如果采用这样的纪录,最初来源本身就带有了不足,在后来的反复报道中将会放大这种不足。而如果跳过前记录阶段直接前溯到直接面对事件本身,又会遇到前述的有限视野问题,所以两方面都是会出现问题。

(4)客观可能及人性本身弱点影响下的变异。客观影响是因为很多情况客观不可测,无法量化,也就无法对新闻是否偏离原有方向进行评估和监测。而人的影响是指人必存的弱点对新闻内容有意无意的扰动。

首先是报刊宣传发行员。新闻依赖于宣传员,公布的消息很多都是首先通过报刊宣传员传播的。但是一方面,宣传员也可能处于逐利和自保的需要,不具有太高的美德,“仅仅对他的老板负责,所谓的事实只是忠于老板所谓的自己利益”。[3](P235)甚至“想要无约束的宣传的话,就去制造点什么事”。[3](P.236)这样,处于宣传者的特殊角色,既是审查者又是宣传者、把关人,新闻的本色在他这里就发生改变了。另一方面,即使宣传员自身有良好的修养和职业道德,但由于人的理性和判断能力是有局限的,而宣传员又充当中间的角色、给记者提供的情况是他希望公众知道的,他决定取什么材、说什么话、选择哪些内容,这种能力的无形的局限使得他本身就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噪声”。信息在通过他这个“筛子”时,既得到了过滤,也发生了变异。

(5)编辑和读者层面的,一方面编辑得到的是间接信息,他阅读的新闻,很少通过亲自观看事件本身来核实。这在来源上就先有风险,然后,出于极大的竞争压力和人性的自利,他要根据读者需要进行可能的修正。他要用自己的判断去思考怎样吸引住读者。要充分的唤起读者的共鸣。然而,读者作为一个数量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