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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与思想文化批判
1962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实际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新闻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又进一步发展起来，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了许多过火的批判。（小说《刘志丹、昆曲《李慧娘》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学术领域）
围绕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宣传斗争 《二月提纲》
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推向高潮，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批判吴晗等人的文章。2月，彭真主持召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会议，强调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会后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这个提纲主要试图把已经开展起来的批判运动限于学术讨论的范围，提出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在这种情况下，全国许多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对有关《海瑞罢官》的一些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六、宣传报道工作的主要教训
1.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2. 要把坚持原则性和坚持纪律性结合起来 第五节 这一时期主要新闻思想评价 一、解放后毛泽东的新闻思想 1. 更加强调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
毛泽东认为报纸属于意识形态，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报纸和广播电台都毫无疑问地具有阶级性，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因而报刊是革命的手段，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能够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2. 强调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
在办报方面，毛泽东一贯主张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而不是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报。同时毛泽东一向重视宣传的策略与艺术，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还身体力行倡导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和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些思想结合中国的国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奠定了我国新闻工作的理论基石。
3. 这一时期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缺点
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在建国以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出一些致命的错误，严重于扰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在一定时期内还造成了相当的历史悲剧。
毛泽东过分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是分不开的。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及的1957年反右和“大跃进”，对国家和人民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新闻事业也损失惨重。
毛泽东片面对待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自由，夸大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将争取新闻自由看做是“秀才造反”、修正主义。他还常常用“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来概括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所谓舆论一律是对反动派的报纸而言，他主张剥夺反动派的自由，体现了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反革命的专政；而在人民内部则要实行舆论不一律，给人民批评的自由，允许人民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即贯彻“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但遗憾的是‘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最后都成了一花独放和一家争鸣。 二、解放后刘少奇的新闻思想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分管新闻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曾对新华社、广播事业局以及人民
日报社的工作做过许多重要的指示，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新闻学的重大发展，可以看做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重要补充。
1. 充分认识到当时报纸宣传中存在的危险因素
1961年5月，刘少奇曾对《人民日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提出有时候“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在承认报纸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认为报纸如果给群众以错误的东西，散布错误的思想、理论、政策，把群众中的消极因素、落后因素、破坏因素鼓动起来，就会犯大错误，报纸的宣传不一定总是能起到好的作用。
2. 十分看重新闻工作中的调查研究
刘少奇也十分看重调查研究，他多次强调报纸工作人员就是调查研究的专门工作人员，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该是调查研究的结果。他对于报纸宣传中存在的表面现象、形式主义、耸人听闻的报道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受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影响。他还说：报纸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工具，几年来报纸在敌我界限方面分得比较清楚，有敌我观念，但是非界限方面就分不清楚，是非不分，什么是不正确的，不应该宣传，还搞不清楚。
刘少奇的这些话语是对当时新闻宣传实践的科学总结与归纳，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其深度与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人，即使今天对我们的现实仍然有着指导意义。
可惜的是，这些思想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根本无法得到贯彻实施，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恶意攻击，被全盘否定。 三、邓拓的新闻思想 1. 邓拓简介
邓拓(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竹屿人，中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新闻学家、历史学家。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笔名左海、马南邨、向阳生、于遂安、卜无忌等。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河南大学学习。曾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长、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中共北京市文教书记，《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撰写过大量社论，为《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专栏撰写杂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深受读者欢迎。文化大革命中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诬为“三家村”成员，含冤而死，后获平反。主要著作有《邓拓文集》。 2. 重视报纸的社论工作和理论宣传
邓拓主持《人民日报》工作期间，社论形成了每月平均篇幅逐年增长的趋势：1948年平均每月8篇，1950年为11篇，1952年为14篇．1954年为22篇，随后则是每天都有社论了。邓拓认为：“一篇社论是一期报纸的旗帜，其他形式的评论文章也都代表报纸的政治见解，因此报纸的评论工作应当看成是思想工作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在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8年间，他亲自撰写或修改的社论和评论，仅经毛泽东审阅的就有46篇，经周恩来审阅的有153篇。
邓拓也很重视报纸的理论宣传，提出报纸应当“经常地就党和国家的总任务和实际生活的各项问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他还强调理论宣传“要从实际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力戒教条主义倾向，不必要的大量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随便创造不成熟的理论的现象必须停止”。
3. 全国性报纸与地方性报纸的任务与目的要有区别 邓拓认为全国性报纸与地方性报纸是有区别的： 全国性报纸的责任是全面地反映全国建设工作的成就，解释全国性的问题与任务，从全国的观点出发并照顾到各地方的特殊条件来反映地方生活，解释地方的成就与经验，并把它们普及到全国去。全国性报纸还负有解释中国的国际状况和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的任务。
而地方报纸应当以大部分的篇幅来发表地方的材料，国内和国际新闻所占的篇幅不应超过二分之一。地方报纸应当从地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并按照地方的实际需求发其他地区的经验与材料。
4. 赞同群众办报与全党办报的方针 邓拓认为，我们的党报不同于资产阶级报纸的基本持点就是我们不仅有专业记者，还有与群众关系密切的非专业记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群众的形式表现群众的内容就是全党办报的核心。
5. 实践并提倡“简明的科学的生动的文风” 邓拓十分重视改进新闻报道，认为报纸上的长篇大论不是新闻，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新闻也必须改革。他提出：“新闻必须用事实说话，必须选择全国人民有共同兴趣的事实，必须报道刚刚发生的事实，必须写活的人与人的活动，必须对稿件进行认真检查，保证事实的准确。缺乏以上条件的就不叫做新闻。” 邓拓的一生笔耕不止，写了大量的杂文和许多优秀的新闻报道，他亲身实践了他所倡导的“简明的科学的生动的文风”，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 6. 毛泽东对邓拓的批评不够准确
毛泽东曾经批评过邓拓在整风期间的表现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而不是“政治家办报”。这样的批评在当时给了邓拓非常大的工作压力，但这并没有妨碍其在进行新闻宣传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从不盲目跟风，也很少凑热闹，虽然看起来显得四平八稳，政治敏感不够，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
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为止，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时期，是全局性的严重“左”倾错误泛滥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控制下，我国新闻事业成为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工具，成为他们煽动极左思潮，鼓吹个人崇拜，阴谋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党和人民新闻事业的各个组成部分辈受推残，优良传统遭到严重破坏。虽然新闻界也进行过反“左”的斗争，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总的来说，在这十年间，我国当代新闻事业遭到了最严重的挫折，我们应从中吸取惨痛的教训。
“文革小报”
文革小报是红卫兵组织和“造反”组织自行创办的，开始是油印的，后来有不少发展成铅印。先是在本单位内部发行，尔后逐渐扩展到社会。个别的还通过邮局向全国发行，如北京大学的《新北大》、清华大学的《井冈山》等。这些小报每期印数从几千份到上万份，以至几十万份不等，大多数出版不定期，随办随停，只出版几期即告终刊。
文革小报，最先出现于北京的大专院校，是大字报和传单的延伸，最初主要刊布“首长讲话”等小道消息。少数铅印的比较正规的小报，往往是利用原校报的设备和条件出版的。 四、文革时期新闻事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
1. 切实改善和加强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必须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自觉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同时，也要反对个人专断。
2. 正确认识和发挥党和人民新闻事业的双重职能 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喉舌。它不仅要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推动工作开展，还要利用自己与群众经常保持密切联系的特点，倾听群众的呼声，研究和考察党的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要经常把群众的呼声、要求、困难、情绪反映给各级党委和政府。党和政府通过各种渠道，也包括新闻媒介，了解群众、了解实
际、了解各项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从而不断调整、补充、完善政策，避免失误。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还应该成为党的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实行舆论监督的工具。 第五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闻事业
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拨乱反正中的新闻事业） 思想解放运动首先是由新闻界发动的。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一组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章。其中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哲学，它把社会实践引进了认识论，认为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通过社会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社会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因此，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篇谈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文章，可以说是思想解放的先声。 2.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原稿的作者是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该文最初准备在《哲学》专刊上发表。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看大样时，认为文章提出了当时拨乱反正中的一个根本问题——究竟是尊重实践，还是固守本本。于是把文章从专刊上撤下来，请作者及有关人员作了较大修改。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决定，文章先在该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紧接着《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见报。
文章提出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拨乱反正的必要性说：“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文章着重论述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能到主观领域去寻找，思想、理论本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只有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才能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文章进一步指出，任何理论包括毛泽东思想不仅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反而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这是一篇思想解放的宣言，它尖锐地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谬论，冲破了华国锋等人设置的“两个凡是”的障碍，鼓励人们冲破“禁区”，“敢于去弄清是非”。文章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5月11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9家报纸全文转载。 二、新闻界的拨乱反正 1．揭批林彪、“四人帮”与平反冤假错案的宣传斗争
2．摈弃“假、大、空”的新闻文风，恢复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
各新闻媒介逐渐摒弃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呆板格式，开始按新闻工作规律办事。 批评性报道得以恢复和加强
读者工作受到重视，各报《读者来信》专栏相继恢复 3．重新学习刘少奇的新闻思想 刘少奇阐明的一些新闻观点
第一，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他指出：“你们是人民的通讯员，是人民的记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新闻工作者应该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反映群众的心声。
第二，新闻报道应该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他说，“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末，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他还针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强调报纸工作人员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要允许人家讲真话，要听取不同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反映人民的心声，保障新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