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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力量不断为人所征服和掌握,荒凉险恶的自然环境,凶禽猛兽等自然物也就逐步由威胁人的生活、实践的丑的对象转化成了供人欣赏的美的对象了。在阶级社会里,社会生活中美丑斗争的实质是先进阶级与反动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表现为进步力量、正义事业与各种丑恶势力的比较、对立和抗争。但是由于社会矛盾的异常复杂曲折,美丑的比较、对立和斗争也具有异常复杂多样的形态。例如,躯体畸形的丑与灵魂高尚的美同时存在于某一人物,前者不能抹煞后者是生活中的美丑矛盾的主导方面。 不同阶级的不同社会实践,在客观对象上获得实现,在现实中得到肯定,对不同阶级便具有不同的美丑意义。这种对立和斗争,实际上正是美与丑在阶级社会中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具体表现。概括地说,客观对象肯定革命阶级的社会实践的感性形象,即革命阶级的社会实践获得了实现、肯定和对象化的事物,对于这一阶级就是美的,对于与其对立的反动阶级却是丑的。客观对象肯定反动阶级的社会实践的感性形式,反动阶级的社会实践获得了实现、肯定和对象化的事物,对于这一阶级就是美的,对于与之对立的革命阶级却是丑的。但是,社会生活中的美又有着客观的标准,这个客观标准就是:它应是体现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与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相一致的阶级的实践、生活的产物。人民群众和先进阶级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主人翁,是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的具体的代表者和体现者,只有人民群众和先进阶级的生活实践,才是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实践活动,才是真正能创造美的实践活动,只有最终肯定或不违反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践活动的对象,才是真正的美

的对象。美的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标准,必须以它为准绳为尺度。真善美 客观对象对人和社会的三种价值。它们处于复杂的联系和区别之中,弄清三者的内涵和相互关系,是美学研究的基本课题。 在中外美学史上,真善美的关系问题,很早就已被察觉和探讨。中国先秦哲学家讲“里仁为美”、“充实为美”,认为只要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符合仁、义、礼、智、信的规范便是美的,讲的是善即美。庄子强调“法天贵真”、“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讲的是美与真相通,无真即无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美在善,善即美。所谓善即对人有用。有用的就是美的。他还提出过“美善”这个概念。亚里士多德说:“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是善。”中世纪美学把真善美统一于神,对真善美作了更多的探讨,如圣·托玛斯认为,美与善不可分割,但善涉及欲念,是一种目的,而美却涉及认识功能,只引起视听的快感。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美学家布瓦洛认为“只有真才美,只有真才可爱”。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美学家狄德罗认为,“真、善、美是些十分相近的品质。在前面的两种品质之上加以一些难得而出色的情状,真就显得美,善也显得美。”德国古典哲学进一步从总体上对真善 美进行了哲学探讨。康德把真善美加以割裂,认为美是一种纯粹的快感,既不涉及利害(善)又不涉及认识(真)。黑格尔则致力于揭示真善美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辩证关系,但他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上进行的。 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历史遗产,认为真善美是三种客观的价值,其相互关系是辩证的,只有结合人类的社会实践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真善美具有社会性、客观性,是客观对

象的社会价值,价值不等于对象本身,而是对于人和社会的客观意义,这是在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客观地形成的。美离不开真。真是客观对象自身具备的客观规定性,人要“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首先就要认识和把握这一规律,使自己的创造活动符合客观对象的必然性,因此,凡是美的东西,便都应当是真的。善是客观对象有用或有益于人类和社会的功利价值。人类通过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产品,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但具有功利价值,而且具有审美价值。但另一方面,不能把美与真、善简单地等同。美有自身特有的质的规定性。美是具体的感性的,不是抽象概念。真必须以具体的感性的形态呈现出来,才能成为美。善也必须体现在具体的感性的形态之中,善同功利直接联系,美同功利的联系是间接的曲折的。真善美是三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同时也是人的三种社会性要求,在社会实践中,人类总是不断地追求真善美,并以真善美的统一为最高理想 .

中国人的思维批判 “中国人的主流思维仍是形象思维,形

象思维的特点是模糊性。概念是模糊的,思维是模糊的,对事物的认识也是模糊的。以上几种所谓模糊最突出的是概念的模糊。概念一模糊,就很难清晰地认识未知世界,概念模糊是我们中国人致命的思维弱点。如果一个人概念模糊,你就不可能和他讨论清楚任何问题。所以,概念模糊也为偷换概念、转移话题和诡辩术留下了空隙。” “中国人在中华文明未成熟时期所具有的很强的创造力,在现代中国人身上几乎看不到。” “西洋人兼具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能力,不但使他们的艺术流光溢彩,也能向科学的未知领域不断扩展。”…… 书

中,作者多次提到了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别。他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缺少逻辑性、没有求证、概念模糊、偷换概念、转移主题等毫无理性思维可言。而古希腊的思想家一代比一代强,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是柏拉图;柏拉图的老师是苏格拉底,这些学生和老师,一代超越一代。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因而这些大思想家的学生们对老师们的学问,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更有发展。他们把思想领域的研究成果,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也是希腊学术的传统。学生们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自然看得更远。而中国的传承正好相反,孔子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学艺及思想,没有一个超过老师。 作者通过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演戏本能的种族,中国人是按照戏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美国旅行家乔舒亚说中国人旅游是为了照相,在许多外国人看来,中国人旅游好像是为了去那里做那些事,而不是去欣赏美景等例子,指出了中国人过于注重表面的东西,而忽视本质的东西。正如台湾学者孙隆基在其《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一书中所下的结论:中国人的心远远比大脑发达。 面对同样一种状况,在传统的中国人的思维里,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的答案。而最为有趣的是,这两种答案居然都很正确。比如:不为五斗米折腰——大丈夫能屈能伸等诸如此类,你很难说谁对谁错。答案的选择,得根据当事人态度,两害相权取其轻。作者认为,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既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又有卖主求荣的活命哲学。一切都是为了眼前的需要。中国的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其他民族中,是极少有的。 针对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