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高华的后二十年更新完毕开始阅读6ad320841eb91a37f0115c7c
谨以此文纪念历史学家高华诞辰60周年。高华，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生于1954年5月12日，逝于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
1991年8月19日，对于南京大学讲师高华来说，似乎是平常的一天。
这一天，周一，农历七月初十。多日暴雨之后，南京晴到多云，最高温度31度。在上海路148号丁楼，一栋建于1950年代的红砖房子里，高华打开收音机，听到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
苏联政变了。
1991年，江苏遭遇史上罕见的暴雨洪涝灾害，而与自然界的风雨相比，国际国内的政治风云更是变幻诡谲。
1989年以来发生的东欧剧变，已向中国提出了严峻问题：改革开放要不要继续推进。1991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上海，为改革开放鼓与呼。上海《解放日报》随后发表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文章，呼吁进一步解放思想。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锋达至沸点。
1991年，是苏联“8·19事件”震惊世界的一年，也是邓小平南巡谈话、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前夜。这一年，对于高华来讲，也是一道无形的分水岭，他的生命由此两分。
此前，是高华人生中的前37年。他生于1954年，少年时感于家国命运多舛，“革命反噬自己的儿女”，遂起探究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寻找革命悲剧根源之愿，年既长则投身学术，十数年手不释卷，思索近现代中国的命运。他观察的起点，始于延安整风。
此后，是他生命中的最后20年。1991年8月19日，他在小书房铺开稿纸，在苏联“8·19事件”的广播里，开始写作一本关于延安整风的书。此刻的高华不曾预料到，这本书将给他，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
引子
“延安整风是怎么一回事？”
高华第一次知道“延安整风”，是在1966年春天。
当年高华12岁，是南京市青石街小学六年级学生。在学校的号召下，他通读了《毛选》一至四卷，从中知道了“整风运动”。
1966年的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高华和父母、妹妹高慧、弟弟高小宁住在玄武区长江路49号。
父亲高启发，出身贫寒，1946年参加南京地下党，打入国民党警特系统。在九死一生
的潜伏之后，迎来了南京解放。新政权建立以后，为南京解放立下汗马功劳的地下党，却被“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高启发先是被定性为“特务”，至1958年被打成“右派”（据殷毅：《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沉》）。
少年高华长于逆境，父亲的政治处境、贫困家境及乙肝病史，使他和弟妹们深受困扰。1963年，他被小学推荐上南京市外国语学校，却因政审问题没有去成。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次让高家蒙难。
1966年6月2日、3日，南京大学溧阳分校和校本部分别贴出了矛头直指校长匡亚明的大字报，“文革”在江苏一发而不可收。至8月，“革命风暴”掀起的红色恐怖，已使无数个家庭成为惊弓之鸟。
高家自然在劫难逃。高华和弟妹们，亲眼看到父亲被剃了阴阳头，在新街口游街。红卫兵打死人的消息，也不时传来。父亲终于离家出逃，避难于山东革命老区。高家附近的墙壁和法国梧桐上，很快贴满了大字报和通缉令。
在父亲逃亡之际，高华像众多同龄人一样，脱离了父母师长的管束，面对着破碎的家国，开始了人生启蒙期中的精神漫游。
他和弟妹时常为人群裹挟，去南京大学看大字报，去五台山体育场看批斗会。在非常岁月里，高华目睹了“阶级斗争”的残酷，也逐渐对这种革命产生了看法，开始在大量的阅读中，进行祛魅与启蒙。
这个早慧的孩子，小学一年级时读《毛选》， 9岁时看《参考消息》，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能从社论的提法、人名的排列中看出玄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从南京九中存放图书的仓库里发现了宝藏，开始了“几十年中最认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读书生活”。他一生都感谢那位看管图书的姜老先生。在那里，他读人文主义作品，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等，读苏俄文学作品，并第一次读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对延安整风有了鲜活的认识。
此外，高华四处搜寻并阅读“灰皮书”“黄皮书”。这些原本“供批判用”的“封资修”毒草，成了他和同龄人思想启蒙的重要营养，催化了他的精神裂变。
由少年而青年，广泛的阅读让高华的头脑中，“共产革命的理想主义，俄苏文学的人道主义、‘灰皮书’的批判主义、孟德斯鸠的自由共和思想和当下正肆虐横行的‘四人帮’的极左专制主义，彼此交错冲突，而它的交汇点就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据高华《行走在历史的河流》）。
这时的高华，“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据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2002年再版后记）。
而在他阅读的许多毛泽东的内部讲话、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以及各种大字报中，种种蛛丝马迹，都把他的视线引向了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又
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着疑问，高华迎来了1976年的“拨乱反正”，1978年的高考。
南大的史学渊源
1978年，由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写出初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当代中国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24岁的高华，就在当年12月，走进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诞生于1902年的南大，前身为民国时国立中央大学，其历史系源于三江师范学堂国史科，1952年院系调整时，由原中央大学历史系、边疆政治系和金陵大学历史系合并而成，名师荟萃。早年，陈恭禄、郭廷以、罗尔纲等史学大师，曾执教于此；“文革”后，王绳祖、蒋孟引等史学大家，在这里迎来学术新春天。
“板凳要坐十年冷。”在历史系的开学典礼上，系主任、蒙元史泰斗韩儒林，给他们上了入学教育的第一课。主持历史系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茅家琦，力倡独立思考的学风，同样给他和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
在南大，高华遇到了一批名师，接受了历史学的“家法”训练。太平天国研究专家茅家琦给他们讲授史学理论与方法，近现代史专家张宪文讲授史料训练。
多年后，让高华难忘的，还有伍贻业先生讲授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那是1979年。伍先生还讲授了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论”“书法直笔论”：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如同文天祥《正气歌》中所咏“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多年后，这些传承成为高华珍贵的精神记忆。
1979年，在课堂上，高华还听到老师讲延安整风运动，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救”运动的材料，“所有材料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
这一年，高华读到周扬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那是周扬在中国社科院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报告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称之为本世纪以来中国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高度评价其意义：“如果说‘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就在思想上真正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高华后来在文章中回忆：“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盛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论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风尚。”
高华确定要写延安整风，是在上世纪80年代。1984年，在工作两年之后，他考上了南大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1984年，是奥威尔同名反乌托邦小说预言的荒诞岁月，但在中国，却是走向文化新启
蒙的历史时刻：国内思想学术界坚冰开始消融，无穷的新知识新思想涌入金字塔里的阁楼。
高华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开始了学术生涯。作为南大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他师从导师姜平，研究“国父哲嗣”孙科，而延安整风并没有淡出他的视野。
1984年，南大中文系1983级研究生景凯旋，时常和高华谈起“文革”。景凯旋回忆称：“我们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但都有一个‘文革情结’。虽然‘文革’已过去了，但是好像永远都缠绕在我们心头，这是一笔账，也是一座金矿，要把它挖出来。”
80年代，中国开始传进《古拉格群岛》。“我们有时候在一起谈，中国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书，我们这代人对不起中国这段历史，也对不起十几亿人民。”景凯旋回忆说。
高华的朋友，哲学系1982级硕士生段小光注意到，有一段时间，经常看不到高华。后来高华说，他在写真正的共产党党史。高华经常去以保存民国史料著称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资料。他说既然要做一本信史，就一定要用公开发表的资料。但是国共两党的档案，有很多假东西；他要从双方的资料对比中，寻找一些真实的东西。
在哲学系1984级硕士生刘广明的印象中，高华的一些学问方法，在研究生时期就已有了。“当时交流得比较多，他占有了非常丰富的近现代史资料，而且善于从不同的资料里，把共同之处找出来，还原，拼贴，构成完美的图画，这是很令人叹服的。”
写作延安整风绝非易事。高华后来在《红太阳》后记中说，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上世纪80年代以后，官方陆续披露了某些资料，但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档案文献，绝大部分仍未公开。
整个80年代，高华并没有动笔，那是一个“吸取思想养分，积累沉淀的十年”。
1991年的开笔
1991年，37岁的讲师高华，留校任教已四年。这一年，他从南大的筒子楼搬到了上海路148号丁楼7号一楼。这块位于南大西门附近的家属区，建于一片斜坡上，四栋三层红砖房子，高低错落，院内榆树参天，棕榈婆娑，自成格调。
丁楼7号为两家合住，公用过道、卫生间，高华分得两间卧室，大的18平方米，小的8平方米，另有一厨房。房子建于50年代，时有老鼠窜过走道。
尽管陈旧，高华的“新房”仍让朋友们羡慕。地处市中心的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教师住房一直紧张，许多青年教师成家后仍挤住在集体宿舍。据他的挚友、南大历史系教师颜世安回忆，当年刚分到房子时，高华夫妇很是高兴。妻子刘韶洪站在大卧室的门外，反复端详以后，拍着儿子高欣的脑袋说：“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多年蜗居之后，高华终于有了一个平静的书房。从此，他天天坐在朝北的小卧室里，读书写作，听着喜欢的欧洲古典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