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高华的后二十年更新完毕开始阅读6ad320841eb91a37f0115c7c
1991年，那一场风波已过去了两年，北京在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组委会也在筹备中，似乎一切事如春梦了无痕。
这一年，高华从前在南大激昂文字的不少师友，或去国，或下海，或归隐，星流云散，一批知识精英，人生走向就此改变。
高华也正处于一个他称为“肃杀”的学术环境里。风波之后，如学者许纪霖所说，80年代思想启蒙阵营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反身进入专业学术界，或放弃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安心做一个专家型的知识人；或反思80年代的启蒙，从学理上梳理西学，以“同情性的理解”重新阐释传统。
这一年，又是政治风云跌宕的一年。东欧剧变波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关于“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姓社还是姓资”的激烈争论，从1990年初发轫，至1991年达至沸点。
这一年，高华“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开始发现散乱在零碎资料间的有机联系”。
这一年的8月19日，高华像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紧急通告。“苏联处在危险中”，一遍遍地播放。
那天清晨，在遥远的莫斯科，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鉴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他本人即日起履行总统职务，同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即日起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紧急状态。
这一爆炸性新闻，震动了全世界。由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新思维”，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运动，因经济改革迟迟未获进展等复杂原因，处于激进派与保守派的两面夹击之中，陷入困境。
那一天，已难以查考是在白天还是晚上，高华在小书房里，铺开稿纸，开始写作延安整风。“我一边在听紧急委员会的临时通告，就是一会苏联国歌，一会苏联爱国歌曲，一会紧急委员会临时通告，我在听这个东西时，开始写第一章。”
18年后，高华在接受独立导演胡杰采访时，披露了彼时心境。“我感觉到，我应该写。第一，我认为这件事很重要。第二，我自己有些想法。第三，我是学历史的研究历史的，似乎也看了很多东西，可以把这部分感受先写下来，至于写得怎么样，将来能不能出版，当时都没有考虑。”
“写这个过程，时间很长。我当时给自己一个想法，就是你应该写，你要摆脱一种内心的恐惧，摆脱各种各样的禁忌。”
这种恐惧，后来被景凯旋称为“一种存在意义和形而上的恐惧”。“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普遍具有的状态，80年代我们读卡夫卡，90年代接触《正午的黑暗》《1984》之后，就很能
够理解这种恐惧感。”景凯旋说。
这种恐惧并非杞人忧天。上述政治大环境之外，其时的南京大学和国内所有大学一起，正处于国家教委清理文科运动之中。在南京大学前副校长董健看来，这已是1978年以来南京大学遇到的第五次“重大思想事件”，虽然每一次南大都遭“查处”和批评，但结果证明南大都是正确的。
据董健介绍，始于1989年底的“清理文科”运动，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为宗旨，直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后才收场。清查的内容包括教师的上课笔记、已出版书目，研究生的论文等。
1991年年底，国家教委在长春召开全国第三次清查会议，吉林大学一位哲学教授成为被批判的样板。董健回忆称，那年在国家教委开会，他建议把清理文科运动改为加强文科建设，却遭当场批评与事后追查。
“南京大学当时压力很大，清查运动后来被应付过去，南大文科受到了保护。”一直关心高华的董健说，高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他的书就在这时进入了胚胎期。
淡出集体项目的私人写作
写作延安整风，对于高华来说，是一项私密的事情。除家人、挚友外，少有人知。
颜世安第一次听高华聊起在写延安整风，是90年代早期。高华告诉颜世安说，这本书的材料他早就在准备，但是写这本书还是要下很大的决心，他思考了很久。
这是一项于个人前程而言完全不合时宜的工作。颜世安说，高华当时如果做其他研究，可以申请课题，发表论文，被国内的学术界接纳；如果写延安整风，对于争取个人前途很不利。但是，他觉得应该做自己最有深切理解的研究，其他一切都先不考虑。
这更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后来回忆：稍微懂一些时务的历史学者，大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中共革命的研究。因为按照标准尺度写作，可能违背学术的良知，而一旦说出历史真相，不仅发表困难，而且还可能有不测之祸。
这时的高华，在学术界几乎默默无闻。他为公众所知的研究，仍是集中于民国史领域。
中国内地的民国史研究，发轫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而南京作为民国首都，独具地缘优势。1979年之后，南京大学的民国史研究陆续展开。1983年，成立民国史研究室；1993年，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践行“名家+团队”的协作科研模式，先后承担一批重量级科研项目。2000年以后，四卷本《中华民国史》、450万字的《中华民国大辞典》、近3000万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等先后出版，在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逐渐形成一个“南京学派”（据张宪文主编《国民政府与中国社会转型》）。
高华自读研时就研究民国史，先后参与一系列集体项目。90年代后，还参加了国家教委社科规划项目“长江下游近代城市发展与区域变迁，日军侵华暴行研究基金会项目“日伪
在华东地区统治研究”。
同事申晓云教授较早觉察出高华研究兴趣的转移。她回忆，90年代初，他们在一起参加集体项目，后来高华说他想退出，专注研究延安整风。申晓云很欣赏高华的特立独行：“他其实民国史也做得不错，但他知道延安整风研究是要花精力的，不能什么项目都参加。”
历史系主任张宪文目睹了高华的学术转向。他回忆称：90年代中期，高华有一次来找他：“张老师，我想研究当代中国。”张宪文说，“那很好啊，你想研究当代中国，要搞一个机构，我可以帮你。”
张宪文同时坦言，在南京研究民国史得天独厚，但研究当代中国，条件远不如北京。如果真想做这方面研究，应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张宪文回忆称，高华当时答应了，但后来没有再提此事，他是单枪匹马地做研究。
在师友们看来，从上世纪90年代的学术体制来看，高华这样的研究也不合时宜。
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家对教育产业的投入加大，大学不仅规模扩张，而且在管理方式上也逐渐靠拢企业化的科层管理模式。在学科等级评价体系中，以论文数量等量化指标作为教师学术成果考核要素，已广为各高校采纳而又饱受争议。
南京大学为始作俑者，该校于80年代末将SCI引入国内科研评价体系。SCI是美国费城科技情报研究所《科学论文索引》的简称，SCI收录论文数及其统计的论文被引用次数，是国际公认的衡量科研人员和机构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
这一体系的引进，在引导科研人员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对改变我国研究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很快引发了各高校的排序竞争，最终导致异化。
1987年以来，受国家科委委托，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根据国际上最具权威的4种科技论文检索工具，排出各年度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学术榜”。在1989年以来的高校学术榜上，南京大学一直名列前茅，1992年至1998年，被SCI收录的论文数连续排名全国高校第一。各高校随即开始跟进，将SCI与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等挂起钩来。一时，国内出现SCI论文大跃进现象。
与此同时，在人文社科领域，则出现了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等评价体系。
在这种背景下，高华的写作，无异于逆潮流而动。
对于高华的转向，颜世安认为，他就是要把史学上有心得的东西做出来，这是一个书生不辜负生命的表现。高华做这项研究，是对历史真的有兴趣，其立场不是党派和政治的，不是家庭遭遇引起的，不是那种满腔的苦大仇深，要去揭露什么。他曾说过，“就是看了许多历史文献资料，梗在心里，不写出来难受”。
至1992年底，高华已写完初稿的2/3。1993年起，他把写作速度放慢，更广泛地搜集、
阅读各种资料。
在朋友余斌的印象里，那时高家净是资料：书、杂志，还有很多野史、个人记述之类。高华嗜书如命。余斌曾从他那里借过一本《中流》杂志，后来高华打电话，催了好几次，直到余斌还回去为止。
1993年，余斌在颜世安那里看到高华的一篇文章，不禁眼睛一亮。这是高华当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的《在道与势之间——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
这篇长约近1.8万字的文章，讲述毛泽东如何借助 “道”“术”“势”互动回流，先下手持兵符，继而掌握党权，复而争夺意识形态解释权，再图实现意识形态解释权之扩张，军权和党权之再巩固，最后达到集领袖与导师于一身――“君师合一”之境界，为最终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确立自己的新概念在党的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建立并巩固其在中共党内的最高权威廓清了道路。
这是高华第一篇关于延安整风的重要文章，延安整风前的历史脉络于此条分缕析。
1993年，高华还在《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毛泽东与1937年的刘、洛之争》。高华对于延安整风的研究，在公众视野中如冰山露出一角。
厨房里的写作
上世纪90年代，在高华的记忆中，是“沉潜的十年，埋头耕耘的十年”。他在《革命年代》后记中说：“说来还得感谢我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革命年代，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长在这个年代，它给我巨大的冲击，也给了我动力和人生的坐标，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于是，就在这喧哗、实利主义的90年代，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
在埋头研究和写作延安整风的日子里，高华是清苦的。似乎一夜之间，他和同事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时代。
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起飞，然而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尊严受到严峻挑战，被迅速边缘化。他们在面对国家权力的同时，惊讶地发现，市场和金钱的压力甚至更直接、更具体（据许纪霖《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
高华也不能免受困厄。那时，大学教师工资不高，他老是抽一种中低端的红梅牌香烟，为了补贴家用，还在外面兼过课。
不上课时，高华就在家里写作。书桌上，放一叠稿纸，一块青铜色的镇纸。一只猫伏在脚边。中午写累了，他把爱人头天晚上做好的菜热一热，等儿子高欣放学回家。父子俩常常一边吃饭，一边收听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