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二 文章高华的后二十年更新完毕开始阅读6ad320841eb91a37f0115c7c
让座下学生安定下来，然后淡定地盯着讲稿继续讲下去。没有愤怒，没有情绪，似乎不想去惊动安静流淌而过的历史河流。”
海关事件 2003年之前，《红太阳》在公众视野里还是默默无闻。一桩突如其来的“海关事件”，却将其推至风口浪尖。
据《新民周刊》报道，2002年8月5日，北京律师朱元涛带着一本《红太阳》，自香港返京时，书被首都机场海关人员扣留。海关人员后来称，朱“入境时随身携带禁止进境的书刊一本，未向海关申报”，属“走私行为”。
2003年1月1日，在交涉无果后，朱元涛向北京二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于2月24日开庭。庭审中，对《红太阳》如何定性，成为双方的争议焦点之一。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法庭上，首都机场海关出示了《印刷品审查表》，其中有“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字样，并同时提交了海关总署监管司的相关批复，称“经商有关部门，同意你关对该书作没收处理的意见”。该批复同时抄送海关广东分署、天津、上海特派办和各直属海关，由此设立了对《红太阳》的广泛防线。
这让朱元涛惊诧莫名：一本几十万字的党史学术著作，作者耗费十年心血，仅凭一个海关审查人员寥寥几行断语就被全盘否定，却又拿不出任何史实来佐证这些指控。在审查学术著作方面，海关是否具有权威性，海关审查人员是否具有相应学术理论素养，也是值得存疑的。
2003年的“海关事件”，由此成为中国司法审裁行政禁制出版物行为的合法性的第一案。该案不仅涉及国家机关依法行政问题，而且“揭示了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意识形态评价标准和法律评价标准对称衔接的不确定性”，关乎出版自由、思想传播等深层问题，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红太阳》的知名度由此剧增，而其定性问题，则给无意中被卷入的高华带来压力。该案一审时，高华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他让一些朋友关注事情的进展，随时通知他。
“他不希望事情被炒得很大，也不希望自己成为舆论的中心。他做的是学术研究，希望不管来自哪一方面的人，首先认同他是一个学者，这本书是学术著作。而海关事件的出现，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逼着当局对这本书表态。这是高华不愿意看到的。”一位朋友称。
此后，高华曾托朋友给朱元涛带话，希望他撤诉。“他的政治敏感性比我们高，他觉得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政治事件。但律师认为事情和高华没有关系，他是在捍卫自己的权利。后来的结果，果然被高华不幸预见到。”这位朋友说。
2003年6月19日，北京二中法院驳回朱元涛诉求。6月25日，朱向北京高院提起上诉。他认为，一审判决注重了对海关涉案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与否的审查，却回避了对海
关涉案行政行为实体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审查。也就是说，他不明白海关究竟依据什么判断《红太阳》为禁止进境的书籍。
当时，《新民周刊》采访了学者许纪霖。许纪霖认为，《红太阳》是严谨的学术著作，曾得到杨振宁、王元化等大批学者的肯定。一本花了20年心血的学术著作，仅由一个不具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海关人员用11天审读，便轻易得出“否定毛泽东”等结论，实在有些轻率，也与海内外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价形成了巨大反差。
2003年8月7日，二审开庭。9月8日，北京高院宣布撤销北京二中院相关行政判决书，撤销首都机场海关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法庭认为：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红太阳》属于禁止进境的书籍，没有具体引证该书属于违反相关规定的哪种情形，相关认定缺乏依据。
《新民周刊》报道称，得知高院终审结果后，高华非常高兴。《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称，这个立即发生法律效力的终审判决，打破了对《红太阳》设立的禁区，洗刷了朱元涛律师背负的污名，也将宽慰高华和无数海内外中国学者的心。
然而，朱元涛最终没有要回那本《红太阳》。数月之后，上述终审判决又被撤销，事情再次扑朔迷离。
据一位接近南大领导层的人士透露，海关事件中，有关部门曾来南大调查。南大保护了高华，一位领导称高华人很正派，他的书是严肃的学术著作。
学术转向与精神家园 尽管《红太阳》在内地被无端意识形态化，但在海内外学术界，还是给高华带来巨大的学术声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称该书“构思宏大，论证綦详，笔触绵密周至，寄意深远，一举奠定了高华在中国当代史学界的地位”。
各种学术活动纷纷而来，高华开始忙碌起来，顶着一头白发，东奔西走。“最忙的时候，一年能碰上他三四个月就不错了。”高欣回忆父亲此后的生活。
《红太阳》之后，高华的研究重心转向1949年之后的当代史。
上世纪50年代最先进入他的研究视野。那是一个冷战格局下新中国开始创建新制度的时代，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确立，工业化展开，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那又是一个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的时代，带有后延安整风时代的特征，贯穿于他和父辈的生活轨迹。
50年过去了，那些运动及其斑斓世相出现在他和研究生的论文里：《50年代“审干、肃反运动”研究：以江苏省为论述中心》《江苏省的三反五反》《不同类型的女“右派”研究》??
在《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五十年代历史研究为例》中，高华提到研究50年代历史在当代史研究中的特殊意义：“五十年代是当代史的开端。研究当代史从五十年代起步，不仅是研究时序展开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或从更久远处启动
的一切，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当下的社会和每个人的生活。五十年代为今日之基础，影响既深且远，今日之结构，框架，均奠定于此时期。”
从其研究生的上述论文来看，多借助于江苏省地方档案，研究重心转向下层，关注中共基层政治，关注普通人物的命运和时代的关系。这也是高华2000年之后研究重心的调整。
高华称，如何评价上世纪50年代，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似不急于在理论上进行无穷的讨论，而应从基本史实研究开始，沉潜于地方和基层，在具体细密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再讨论理论问题。
许纪霖认为，高华的研究重心转向中共基层政治，也和上层资料匮乏有关。共和国建国后，档案开放的步伐十分缓慢。自1987年《档案法》颁布，已有十余年，中央级档案的查阅仍限制良多，高华的研究时常遭遇史料瓶颈。
在高华重构当代史的研究中，他的相当部分研究资料取之于海外，论文也发表在海外。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后更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于其助力甚多。
自1998年初访以来，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就给高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其安静、自由的学术环境，丰富的资料收藏，专业精到的学术服务，无一不让他温暖，引以为世外学术家园。
据该中心1999年以来的记录统计，高华六次到访，为内地学者之最。而此仅为专项邀请，高华此后访港或途径香港，必至此地。
任教中美中心及此后访学美国，是高华与海外学界交往之始，而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又给他打开了一扇门。在这里，助理主任熊景明发现了高华，将其推荐给香港乃至国外的中国研究学界。傅高义、余英时、许倬云、陈方正等一批重量级海外学者，通过中文大学的平台知道了高华。
在这里，高华和秦晖、杨奎松、张鸣、萧功秦等旧雨新知时常切磋，视野进一步打开，从此融入了以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为中心的当代中国研究学术圈。
在高华看来，“中心”的重要意义在于给来访者提供了一个开放多元的交流平台。午餐讨论会是交流途径之一，不同学者聚集一堂，时有激烈争论，而又能在追求学术兼容并蓄的共识氛围中“化干戈为玉帛”。多年后，熊景明对高华参加讨论的情景记忆犹新：如果题目涉及民国以近的历史，坐在听众席上的高华会提出问题和评论，知识不亚于台上讲者，见解则往往更胜一筹。
此外，拥有众多当代中国研究资料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更成为高华重要的学术支撑平台。这里不仅珍藏着大量的县志、专业志、地方志、年鉴、报纸、杂志，还在构建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文革，五大专题数据库，并收集纪录片、民间历史等。
在中心的日子，高华工作异常勤奋。广东教育杂志社编辑张一文2006年造访中心
时，经常看到高华抱着一大堆书籍资料，进入工作室，半天不出来。星期天，吃午饭时，他仍是手不释卷，时常喊张一文帮他带饭：“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傍晚，高华和海内外的学者，在操场散步，谈天说地，夜晚则是品茗论史，纵横中外，甚是热闹欢喜。
在高华看来，“中心”创造的不仅是一种尊重学术的气氛，更是一块提升人的心灵的人文净土。那里的行山、郊游、散步，SARS肆虐之际的诗歌朗诵会，熊景明带着大家合唱《满江红》??多年后，仍让他怀念。
“一拨学者回去了，另一拨学者又来了，这就是‘中心’—一个新思想、新学术、新人生态度的孵化器。”2003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成立40周年之际，高华写作《难忘吐露港畔的“学术家园”》纪念之。
利用中心的资料，高华相继发表、出版了《身分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鞍钢宪法的历史真实与“政治正确性”》《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等作品。
重构50年代 在高华重构上世纪50年代中国史的著作中，2004年出版的《身分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被学者荆世杰认为是“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
高华在该书中，将“阶级出身论”置于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脉络中进行考察，梳理了始于1927年苏维埃运动初兴之际的“阶级出身论”，如何经过延安整风审干和土改，滋长为创建共产革命政权的思想与组织原则；又如何在1949年之后，作为革命的新传统，用于重组中国社会的各阶层。
高华在书中点出了“阶级出身论”的实质：其思想背景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并非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甚至不符合原典马克思主义，更接近于中国历史上的“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传统。
“在和平建设时期，继续沿用甚至强化‘革命’时期的这套意识与原则，迟迟未能建立起体现人道、平等、公正等普世价值的现代法律框架，这就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和广大民众造成严重的伤害。”至此，高华梳理了他成长的年代，中国政治身份歧视制度形成和演变的基本脉络，并对其背后的历史因素和政治机制做了剖析。
高华在2007年8月发表的《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十五个“小人物”的回忆录研究》，则以15个小人物或其家族的命运变迁，结合相关史料，分析了上世纪50年代国家建立起来的新结构，还原了彼时的社会统合和政治规训的成败得失，及其对于普通人命运的影响。
文章认为，推动50年代新国家进行社会统合的动力是政治运动，思想背景是“阶级论”，最终建成的是一个由国家掌控一切的超强的新体制，并评价了这种模式的正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