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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学术的生机：走出西方学术规范复兴固有规范
复兴中国传统，必从正名始。正名之巨作。
我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思考了很久了，并且感触很深。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感觉到学术界对于东方学术研究的方法与状况都不能令人满意，后来越来越感触到这一点。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感触最深，因为我这时虽然置身于中国名牌大学所设立的讲授中国传统哲学的课堂上，但接触到的都是很不令人满意的方法和教学，就像蒋庆先生在给我的信里说的那样，总把传统学术当作活化石来研究，也就是当作已经死亡了的东西来研究，出入于口耳之间，不能对自己的生命起作用，也不能对外界起作用，几乎成为一种没有用的学术。我觉得，现在这种对传统学术的研究，不管是我们的儒学、佛学、道学，还是对传统文学、史学的研究，基本上就是没有用，对学者的身心修养没有用，对社会也没有用。这种研究到了现在，其用途仅仅在于它成为了一部分人的生活来源。他们在课堂上教学，可以拿到工资，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可以出名，也有利。可是发出来的文章又起什么作用呢？我看是作用不大。他们在课堂上讲授的这些东西对其学生又有什么用呢？我看用处也没有多大。老师总不把它当作一个真正的东西来讲，学生也是一听就完了，总之是出入于口耳之间，不能入心。正如北师大李景林教授所说“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哲理与教化一体的‘教化的哲学’，当它与现实社会体制解构，并完全成为学院化的学科、专业、知识时，承载它的‘以身体道’之群体，便因此而逐渐消失；中国哲学的讲习已从切于身心的‘为己之学’渐次转趋仅供生存的职业、口说的理论、记诵的知识一极。其结果便是中国哲学之‘道’的德性或文化生命内涵的衰减以致衰竭。”[1]所以我就想着如何改变这个局面。上研究生的时候就想要复兴传统的讲学之风，在《圣哲先师——孔子》这本书里也写到了这一点。前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思考有了一定的进展，可以说在见解上有很大突破，所以把我的一些新的想法跟大家讲一讲，有助于大家对于中国哲学的学习，和对于我这门课的听讲。说来话长，首先就要从梁漱溟先生的中西印三大文明体系讲起。
一、三种意欲、三大问题与文明三大系
梁漱溟先生成名很早，在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梁先生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说是他以后一直所坚持的，从没有变过，也就是世界文化分成三大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他就是用这个三大文化的框架去观照世界文化之大势，以及当时中国文化的前途问题，当然也包括世界文化的前途。我觉得对于文化三大系的划分
是梁先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我在接受了这个见解以后，文化方面的问题就豁然开朗了，到今天也没有变过。
三大文明体系的根据是什么呢？按梁先生的理解，也就是人生的三种态度，这三种文明体系各有不同的人生态度，或者叫做意欲，意欲不同，所以他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就不同，也就形成了他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不同了。梁先生对文化的理解就是一种生活样式——一个民族的生活样式就是文化。那么正是因为这些人的意欲不同，所以他们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正因为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所以他们在文化的各个方面，譬如政治经济精神生活等，就都表现出不同之风貌；这就是对文明体系的基本理解。
西方文明、西方文化的意欲是向前的。向前一看，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外物，所以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人对外物的问题。因为三大文化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所以他们最核心的实践也就不同。西方文明的最核心的实践是什么呢？就是生产实践，用毛主席的话说，叫做生产斗争。这就是西方人的状况，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以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学术体系，总之西方的文化长于制器驭物，着力于人和外物关系问题的解决。
补充一点，我们这里所说的西方文化主要指近现代西方文化而言，在历史上，西方曾发生过两次人生态度的大转折。一开始是古希腊的向前看外物的态度，到了中世纪突然发生了转折，从第一个问题突然折向了第三个问题，就是人对自身的问题，如何出世的问题，这就是整个一千年的宗教的年代。后来文艺复兴以后，这个人生态度又折回来了。所以，文艺复兴实质上是古希腊文化、古希腊人生态度的复兴。
中国文化的意欲是持中的，他不是只向前看，只看到外物，他关注的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相处、感情融洽的问题。而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的态度上，就不全是向前的，也不全是向后的，它是既有一个向前向外的这种看，还有一个回返过来看的问题，所以它是调和持中的，是在前后内外之间不断循环往复。这里边有一个向前的问题，因为他人是我们之外的。但要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仅仅像对外物那样向前去要求是不够的，必须得回过头来返照自身，这就是所谓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返求诸已”。所以说中国民族的这种态度是有一个向前的，还有一个向后的，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地循环往复。因为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样它要从事的核心实践就是交往实践，用毛主席的话来讲，叫做阶级斗争。可是阶级斗争太狭义了，我们还它以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实践的本来面目，也就是交往实践。以解决这个问题为核心，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特有风貌。我们生活在其中，我们也对西方文明有所了解，从直觉上就会感觉到，这两种文化的风貌是截然不同的，是各成一大体系的。
印度文化又有一种与前两者迥异的风貌了。印度文化的意欲是向后的，它最难以理解，它完全是返照自身，不向外要求，完全是从自身上找原因，完全是从改造自身生命入手。譬如当下有这样一个问题，屋子漏雨了。西方人的态度呢，是好好改造一番，把这个屋子拆了，盖成高楼大厦，结结实实的，安上空调，很好；中国人的态度呢，修修补补，凑合着过吧，知足常乐吗；印度人呢，干脆不修，炼自己的工夫，破除贪嗔痴，修炼瑜珈，提高身体的抗寒能力，修炼忍辱，修心，让心能耐得住苦难。它是完全从自己的身心上去修炼的，中国人则是安于现状，西方人就把它拆了另盖，盖好的，所以从这个小小的问题就能反映出三大文明中人的不同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的人生取向和态度。可以说，对于印度人的这种人生取向是很难理解的。在这种态度下，要解决的问题是人对自身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个不自由的、苦难的、生老病死的生命能够变成自由的、幸福的，脱离生老病死，这是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那么它要从事的核心实践就是修养实践，即人如何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的实践。前二种实践都可以在马克思的哲学中找到，只有这种是找不到的。如果要牵强附会的话，那么只能说它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这种精神文化方面的活动，用毛主席的话叫做科学实验，但这就非常牵强，并且相去甚远了。印度文明形成了它那种独特的风貌，中国人和西方人难以理解的风貌，也就是印度人根本不去追求生活过得好。这让美国人很难理解，放着那么好的自然资源不去利用，却天天在那里坐着苦思冥想。所以张君劢先生对三大文化有一种概括，他说西方人长于科学，中国人长于伦理，印度人长于冥想。有一个美籍印度物理学家，美国人问他，为什么你们印度人会在科学、在物理、在计算机方面有这么大的成就呢？他说：我们印度天太热了，所以我们印度人天天就什么也不干，就坐在树荫下想问题。印度人是擅长玄思的民族，富于超逸、缥缈之思。一般来说，与北方民族比较起来，南方民族的性格要富于玄想。北方民族则更加务实。如果说北方民族是站在地上的，那么南方民族就是在高渺的天空中飞翔。
中西印三种文化的存在乃不争的事实，这三大系之成立实缘于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有鲜明的特点。刚才提出了一些核心的划分标准——意欲、问题、实践各各不同。其实这里是全息的，三大系在各各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于自身而言，这些特点全是相互联系，相互一致，相互融洽的；但在它们之间却又各自不同，一看就非常的明显。所以说文化三大系之成立才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说一说三种文化在文字、思维方式方面的不同特点。
三种文字，西文是拼音文字，中文是象形文字，印度的梵文是非拼音、非象形的文字。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文字的六书，六书的前二种——象形、指事是文，也就是单个的字体，
“文者，鸟兽之文也”。字是组合起来的，是由两个或以上的文组合而成的。“字者，孳乳也”，是由两个文生出来的，是繁衍的。字的造法是形声和会意。六书当中的第三类转注和假借都是不同的用字法，故只有前四种属造字法。象形文字的说法是以六书中的象形来指代汉字的特点，详说就是六书。总之汉字的形与义是关联很紧密的，如指事，形与义的关联也是如此，可以说指事乃是广义的象形，进一步也可以说，四大类全是广义的象形，因为后二种全系前二种的组合，所以才可以把六书归为象形。汉字的形与义是关联的，在另一方面，汉字的音与义却脱离了关系，古今字音以及各种方言中的字音相差很大，然而汉字却不随之而变。拼音文字，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都学习过不只一种的西文，它的文字的形状是与意义无关的，意义完全是由文字所表的声音传达出来的。而梵文就非常特殊，它分成假言与真言两种用法。假言即世俗用法，这时它类似于拼音文字，其字形只表声音，与所表意义无关。故其字可以其它形式来替代，如以罗马字母来转写，这时是可以的。但在真言中，它的字形就具有了真实意义。它的特定形状就代表一个个特定的三昧，如 代表月轮三昧， 代表文殊三昧等等。这时就不能将字形以其它形状来替代，所以在真言中，梵文是不能以罗马字母来转写的。
为什么说梵文不是拼音文字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梵文是有字母有字有词，而其它两种，拼音文字是只有字母和词没有字，而象形文字是有字有词而没有字母，所以在这个方面，三种文字也是各有独特的特点。梵文是最全的，它是既有字，又有字母，又有词。梵文的字母分成体文和摩多，由体文和摩多四十九个字母组合成字。梵文是有固定的字表的，这个是拼音文字没有的，这就是《悉昙字记》里所列十八章之字，如弘法大师所说：“一转有四百八字，如是有二合三合四合转,都有一万三千八百七十二字，此悉昙章本有自然、真实、不变、常住之字也。”（《梵字悉昙字母释义》），这种字表是西文所没有的，它只有字母，然后就是词了。所以梵文的确不同于拼音文字，就是在声韵的组合上也是这样的。一般的梵字总是由声母与韵母组成的，而西文就有很多的单独的辅音，以辅音结尾，这种音节就特别多，而梵文中这种音节就很少。在梵文中这种纯辅音叫做半音，如 字，它要把韵母去掉，只读其声母，就于其下加一“ ”，像这种情况不多，大部分时候都是以响亮的韵母来结尾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梵文更接近于汉语，它很响亮。对于一个语言，响亮性也是它的一个优点。因为纯辅音很难辨别，所以它在传达意思时就容易出错，如两个词只是辅音不同，而辅音又听不清楚，这样就会将意思听错。而梵文这种不清楚的半音就很少，就象汉语这样，大部分都是清晰的音节，本来汉语也是有这种半音的，到了现在半音消失了，梵文跟古代汉语都是有半音的，但都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