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启德: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 联系客服

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韩启德: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更新完毕开始阅读6bd4958649649b6648d747a2

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 韩启德

病理生理学家,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第16届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当天,韩启德做主题为《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的首场大会特邀报告说:医疗对人的健康只起8%作用,报告最后说:我们现在的医疗出了问题,不是因为它的衰落,而是因为它的昌盛,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而是因为它不知何时为止。在宗教强盛,科学幼弱的时代,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在科学强盛、宗教衰弱的今天,人们把医学误当做魔法。

韩启德: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 2014年05月28日

我今天就两个医疗方面的问题谈我的一些思考。一是关于疾病危险控制因素的问题,二是关于疾病筛查的问题。首先有一个声明,我做的是科学报告仅限于学术。第二,科学鼓励大胆质疑,同时要求实证,我今天会谈一些颠覆性的意见,但是我都有一些依据,这些依据都有严肃的科学论文会注明。第三,这是我一家之言。第四,只提供一个侧面,不是全面。第五,时间所限,只能举例说明,点到为止。最后敬请媒体完整解读,切勿断章取义。

第一,针对疾病危险因素的治疗。

什么是危险因素呢?我们说每一种病特别是慢性病都有一定的发病概率,如果说某些因素能够使群体里面这个病的发病概率提高,我们称之为它危险因素。如果在人群里把这个危险因素控制住了,这个疾病就会减少。最典型的例子,通过研究,上世纪后半期美国认为高血压、高血脂和吸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三大危险因素,他们下力气控制着这三个危险因素,这三个危险因素都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以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有了明显的下降。当然随着发展,他们把饮食健康习惯放在第一位,特别是低盐,特别把高血糖、肥胖等越来越多地作为危险因素。为了更加直接的理解,我以高血压为例谈谈我的一些思考。

在2012年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组织的博士生年会上,有500多位博士生参加,我在会上提出一些问题,请大家回答。

第一个问题,高血压是疾病吗?当时全场几乎人都举起了手,我说不是,疾

病是指人体在一定条件下,由致病因素所引起的有一定表现的病理过程。此时,人体正常生理过程遭到破坏,表现为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降低、劳动能力受到限制或丧失,并出现一系列临床症状。因为疾病不仅要有前面的条件,必须要有劳动能力受到限制或者丧失,并且出现了一系列临床症状而大多数高血压病人没有这些,因此不是疾病,是危险因素。

第二个问题,高血压需要治疗吗?全场多数人举起了手,也有1/3的人没有举手,没举手的说既然不是疾病,我为什么要治疗呢?另外的人说,大家都知道高血压要治疗,而且是危险因素。我说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呢?我给大家说一个事实结论,通过大量的研究,对高血压病人的降压治疗可以降低25%-30%的心脑血管事件的危险,这个作用很显着。这个讲完了以后,我说高血压需要治疗吗?大多数人都举起了手,是需要治疗的。

第三个问题,如果你自己得了高血压,你治疗吗?都举起了手。当把降低30%心血管事件危险性的结论用到个体时,是什么样的含义?我国40岁以上高血压人群,10年心血管事件(心肌梗塞和脑卒中)发生率最高统计为15%左右。降低30%发生率,即降为10.5%。亦就是100个40岁以上高血压者服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只有4-5个人受益。还有可能存在药物副作用,加上服药的经济负担。你愿意终身服药吗?我说好,现在我给大家具体考虑一下,你一个人得了高血压要不要治疗?如果把降低30%心脑血管危险性的结论用到个体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含义呢?拿我国40岁以上的高血压人群来看,10年心血管事件包括心肌梗塞、脑卒中发生率有不同的结果,最高15%,也就是100个高血压的病人在10年之内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可能概率10%,降低30%,100个40岁以上高血压的人服用降压药来控制血压,只有4-5个人是受益的,他们还可能存在药物的副作用,加上药物的经济负担,另外的90几个高血压病人非但没有用,还可能受到副作用。

第四个问题,高血压诊断标准定位140/90mmHg合理吗?这是基本上世界这个病的标准,大家都遵守。那么危险因素的标准怎么来定?一个疾病怎么来定呢?我们理想的状况,如果诊断的指标随着他的身高、病情的严重度在一个拐点急剧增高的时候很简单,我们就把这个标准定在这个拐点上。还有一个情况比较麻烦一点,是在一个缓慢的局限以后急剧升高,我们把标准定在这儿,还是定在那儿,差别不大。最糟糕的,如果一个疾病随着指标的增加是一条直线的上升,把治疗放在哪里呢?非常不幸的,高血压是直线的情况,也就是说,血压越高越

不好,越低越好,但是越低是能够维持正常的脑供血。因此,这个高血压的标准是定在这一端好,还是定在那一端好,这是一个困惑的问题。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定在90mmHg呢?认为它比95、100好,但是不如85好。当然也有人说要加上药物的副作用,考虑一个平衡点放在90,是不是那样呢?有一个研究显示8000多例高血压患者经过4-5年降血压治疗,所谓轻度就是150以下和120左右,治疗组和不治疗组相比,总死亡率冠心病的发病率、卒中发病率、心血管发病率都没有显着差别,说明这个标准如果定高10mmHg和现在定的标准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反过来治疗的人有9%发生药物的副作用,而不得不终止治疗。所以如果把高血压的治疗起点由现在140mmHg,包括90,放在100的话,可以减少1亿人服用降压药。高血压的问题提到这里,大家可以再回忆,我再举一些其他的例子。

另外,关于糖尿病前期标准的确定,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诊断糖尿病前期的空腹血糖标准是6.1mmol/L,美国将此标准改为5.6mmol/L。我国2008年和2010年分别进行过两个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前者仅用空腹血糖和糖负荷2小时血糖,而后者不仅采用了美国的空腹血糖标准,而且增加了糖化血红蛋白指标,结果推算出我国糖尿病前期人群分别为占成年人的15.5%和50.1%。骨质疏松,尤其女同志绝经以后都有可能引起骨质疏松,有一个研究,平均68岁骨密度低于-2.5,服用阿仑磷酸钠(Alendronat)治疗四年,治疗组骨质0.2%,对照组不服药的0.5%。就是说,由于服药下降了56%,是非常显着的。但是要看正常的不吃药的骨质里面是0.5%,降到0.2%,绝对的效果意味着每333位妇女连续服药四年是可以预防1例骨质疏松。反过来,332位妇女白吃了药,但是有产生房颤的风险高达1-0.4%。由于降低了诊断的阈值,对美国人得病的数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糖尿病的标准降低以后,糖尿病发生率增加了14%,血压标准降低了以后增加了35%,血脂的标准降低了以后增加了86%。

总之,当前针对危险因素进行干预的实际结果是,极少有个人因为采取措施而受益,绝大部分干预没有任何效果,其中有些人反而使健康受到损伤。这个问题是产生在我们所有研究都是给予概率的基础上,小概率要干预绝对效果是很小的。但是要落实到个人的话,谁也不能确定我是这个1%的人里面呢?还是99%里面的人呢?因此,你去不去干预要自己做决定或者医生帮助决定,怎么办?后面会讲到。

疾病的筛查。我就重点讲一下几种癌症筛查的情况。

第一,前列腺癌。美国人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指标,就是前列腺癌的抗原组织,前列腺癌有一种蛋白到血液里面是PSA,80年代中期以后广泛的应用,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包括日本都作为普查的指标。美国有一个研究,76000例病人,55-74岁的男性,一半人每年测一次PSA,一半人不做检查,结果怎么样呢?筛查组发现前列腺癌每1万人是108个人,对照组只有97人,前者增加了12%,也就是说PSA筛查以后发现的病人增加了。但是13年以后这两组检查和不检查,死于前列腺癌的人没有任何差别。欧洲做了一个研究有一些差别,就是说发现了在做PSA筛查四年的人,他的前列腺癌发病率是8.2%,不做的只有4.8%,不仅发病率不一样,死亡率由于做了PSA也下降了20%,这下降了20%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取决于前列腺癌的死亡率,前列腺癌死亡率本身只有每年千分之0.3到0.4,下降20%就是说两组之间实际死亡率只有千分之0.73,说明每筛查1409个人,才能减少1例死亡。而根据发病率的差,每筛查1409个人,能够多查出49例病人,其中48个人是过度症状。

第二个例子,甲状腺。甲状腺癌症现在包括我们国家越来越多,美国、澳大利亚国家统计,2012年比1975年的病人增加了3倍,但是同时期甲状腺癌的死亡率没有明显的差别。再来看肺癌,美国做了45万人的研究,做各种筛查办法和不筛查比较,发现每年做X胸片和不筛查差别,每年做两次以上高频度的X胸片检查,肺癌死亡率反而增高。如果做胸片再加做痰细胞检查和单独胸片检查比较,死亡率似乎降低,但是没有显着性差别。只有一种情况,就是针对抽烟的或者曾经抽过15年烟的人肺癌高危人群里面发现做CT检查和胸片检查相比,肺癌的死亡率下降了20%。如果放绝对的死亡率来看,和刚才的意义是类似的。

第三,加拿大做了一个研究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认为美国建议4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要接受一次乳房钼靶X线检查,来早期筛查乳腺癌是没有用的,因为做了八九万的人,检查和不检查各半,最初五年发现病例增加了27%,死亡率没有变化。有一部分人已经随访到25年,发现发病的检查检出率增加了3.8%,死亡人数也是没有影响的。也就是说,查钼靶X线是可以查出更多的病人,但是对死不于死乳腺癌是没有意义的。当然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表示强烈的质疑,因为美国、瑞典和其他国家都有研究表明,去筛查钼靶X线乳腺癌十年死亡率最多能够降低30%。即使如此,从绝对死亡率来看,人群死亡率只是从千分之3.3降到了千分之2.3,就是每年每筛查1000个人可以减少1个人死于乳腺癌。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