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理论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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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

我们大家对“殖民主义”一定都不陌生,但加上一个“后”字意义完全不同,可能就很少人对此有较深的了解了。那么什么是“后殖民主义”,它的历史语境、理论渊源、形成发展,又都是怎样的?

一、 “后殖民主义”含义

“后殖民主义”,我们把它理解为“殖民主义之后“,这个“后”可以说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时间上的完结——代表殖民地的解体;一个是意义上的取代——殖民主义的消失。但是很显然,第二种意义并不存在,或者说在当前的历史语境下并不存在,因为我们所能知的所有的后殖民主义话语都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基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以及这一现象所在造成的各种后果”,也就是说殖民主义仍存在着后续影响。而如同上世纪六十年以后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的形形色色冠以“后”字前缀的“主义”一样,后殖民主义也是一个含义丰富,颇难界定的词,目前也没有一种统一的说法。按照德里克的概括,仅“后殖民”一词就包含下面三种重要的意思:

(1)对前殖民地社会的现实状况的一种真实描绘,在这种情况下它有着具体明确的指称对象,如后殖民国家、后殖民知识分子。

(2) 一种对殖民主义时代以后的全球状态(经济、政治、文化格局)的描述,用法比较抽象,缺乏具体所指,与它企图取而代之的第三世界一样,意义模糊不清,如后殖民世界、后殖民时代等。

(3)描述一种关于上述全球状态的话语,这种话语的认识论和心理取向正是上述全球状态的产物。

(阿里夫·德里克《后殖民氛围: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美国《批评探索》1994年冬季号。德里克近十几年来发表一系列论述后殖民理论的文章,以其独到的视角,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德里克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敏锐眼光,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后殖民理论存在的盲点及其意识形态内涵,并凭借自己对东亚历史的深入了解,解析了一系列东方后殖民现象。)

我们今天所要说的后殖民主义应该说是更倾向于第三种意义的,简单的来说是对西方文化殖民的历史事实及其后续影响的研究、反思和批判,比如后殖民理论、后殖民批评等,同时包含了前两种含义,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应用性的文化批评模式。

如果从这一个意义层面入手,从我们所知的后殖民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后殖民主义跨越了众多学科,从哲学、历史、文学、心理学、人类学直到艺术史和文化研究;其研究涉及到众多的问题,如文化和帝国主义、殖民话语与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再现、第三世界的文化抵抗、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身份,以及种族、阶级、性别的关系等等;其内部包容了众多的理论和批评方法,如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因此我们认为后殖民主义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从小来说,它是一种文化理论体系,即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包括后殖民主义文学、后殖民主义批评话语等,是一种涉及各个领域的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往大了说,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是后殖民批评、后殖民理论、后殖民创作实践等所张扬的思想倾向的总称。它是社会性的文化反思,是由西方而起的文化研究的一种转向,是以上所说的集合性话语组成的话语场,它是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使边缘文化得以重新认识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 二、后殖民主义发展

学界一般认为后殖民主义源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反殖民主义论述,70年代末在西方文论界和文化界兴起,80 年代进入流行,后殖民理论的主要阐释者包括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和艾哈迈德(Abdul Jan Mohamed)等。事实上,后殖民主义并非是突然出

现的,而是在对殖民主义的长期反省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上世纪初叶,一大批理论家就已经开始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分析和批判。当帝国主义处于巅峰的时候,列宁、罗森堡、叔比特等马克思主义者便写了系列文章批判殖民主义,尽管他们当时更为侧重研究的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殊死搏斗和军事武装争夺,反对的是帝国主义扩张而不是关注殖民地本身。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非殖民化,黑人解放运动蓬勃发展,黑人作家和其他第三世界作家开始进行对抗性的批判,出现大批反殖民主义论述,后殖民主义开始初现端倪。如果说,殖民主义主要是对经济、政治、军字和国家主权广进行使略、控制相干涉的话,那么,后殖民主义则是强调对文化、知识、语务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探讨殖民主义给殖民地遗留下的精神负担和精神洗脑的问题,如何在经济、政治、文比方面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自身的独立和发展,成为后殖民理论必得面对的难题。

在这一层面上,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法侬的”民族文化“理论,对后殖民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其后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和权力“理论,则成为后殖民主义思潮的中的核心话题。 1.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后殖民主义理论受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l—1937)“文化领导权”理论影响很大。

“文化领导权”,或称“文化霸权”。“领导权”这个词最初来自希腊文,指来自于别的国家的统治,到了19世纪以后才被广泛用于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支配或控制,到了葛兰西手中,这个词开始被用来描述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而这种支配关系并不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试图成为更为普遍的支配,包括特定的观看世界、人类特性及关系的方式。由此,领导权不仅表达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还渗透到大众的意识之中,被从属阶级或大众接受为“正常现实”或“常识”。

葛尘西是意大利的著名思想家。他在20世纪初叶,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权力和控制抱有特殊的警惕性。他将西方国家机器描绘成一条外围的壕堑,其身后具有一个由堡垒和 “阵地”组成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不仅控制着本国的工人和其他从属的阶级,而且还以赤裸裸的暴力统治着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所以,这种“专制统治”不仅使一个集团或一个阶级的领导权和特权地位成为自明的,而且现实社会形态认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言说方式、社会习惯到价值标准,都已然成为专制统治的基础。

在葛兰西看来,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直接导致工人阶级的苦难和现实社会制度的不平等。也就是说,它一方面通过政治经济的力式,剥夺其他阶级、民族和群体生活的可能性,剥夺他们生活的权力和其在历史中的合法地位,同时,通过文化生活表达出对人的思想形式的控制。因此,资本主义通过对文化制度的大规模网络(如学校、教会、政党、报纸、传播媒介和民间社团)控制,而操纵着整个社会,使其不断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整合为一。这种资本主义文化网络不断地宣传支持现代生产方式的文化观念,使得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形成资本主义的强权局面,甚至形成—种“总体国家”的神话。葛兰西认为,这种资产阶级的力量,—方面体现为暴力或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另—方面产生出一种为少数权力、利益服务的习惯性意义体系,从而使他们的统治看起来并非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可接受的现实合法性。如何揭露资本主义的虚伪性、如何从他们所设定的普遍事物的合法性背后认清这种专制统治的真面目,并加以抵制与揭露,进而用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理想来取代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成为葛兰两思考的中心问题。

“领导权”的概念,是葛兰西洞悉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和“认同”作为权力的两种方式以后提出的。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明确把“统治”(压制)和“领导”区分开来,“统治”即通过强制性的同家机器,加军队、警察、法院等实现的,而“认同”是一种隐蔽的权力关系,也就是一种领导权的施行。如果说,“统治”是以强硬的武力压服方式出现、

那么,“认同”则是对主导价值观念的趋近、它具有一种社会、道德、语言的制度化形式,而并非表征为暴力的形态。这强调了文化霸权的这样一面:通过大众认可进行统治的方式。 领导权是通过市民社会的渠道,使人们形成一种世界观、方法论,甚至在文化观和价值论上达到整合,统—在某种意识形态中。强化舆论宣传,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已经成为“领 导仅”的思想意识和宣传手段的集中体现、如果它没有发展包括全部领导权的意识形,也没有充分的、具有坚实地基的市民社会,那么,一个国家可能是不完整的国家。“领导权”始 终是在历史联合体个诞生的,它促现出对本阶级的完整的领导话语权方式。如果不能形成这种完整的领导权,那么,其统治是不能持久的,它迟早要被一种更新的力量、一种新的领导 枚所取代。

葛兰西指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间开始行使“领导权”,这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牢牢地控制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因此,文化霸权首要的不是一个争夺“领导”的问题,而是一个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是使自身领导合法化的问题。因此,就必须借助于政治与文化的力量,超越自身经济的局限性,体现为一种精神和道德的统治。因此,文化霸权是一项全面的统治工程,既是一个文化或政治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在统治的直接形式逐渐转换为隐晦的、文化道德酌、知识的、精神方面的领导权的过程中,事实上已经表明,权力不断由军事和政治冲突,转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相磨擦,进而实现着现代权力关系的转换。正是在这—点上,葛兰西揭示了现代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对异族或异端思想和具他阶层、阶级加以控制的新形式,即权力和意识形念控制的领导权的形式,通过计会舆论和表面的意见一致,对他者加以合法性控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其意识形态一旦失效,其统治也必然趋于瓦解,因此,社会的解体始终是因领导枚的得失而出现。当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政治从整体上处于虚弱状态时、其文化领导权的瓦解将指日可待。

领导权除了上述的“知识”“精神”相“文化”的领导权以外,还包括“思想意识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思想意识领导权主要通过知识和道德的领导,使一个社会集团统治敌对集闭,在各种权力的束缚中,从思想意识方面使它成为统治者的附庸,被统治者所把握。而政治领导权则表明,加强政治,社会集团联合体的文化和道德的控制和制约,使其逐渐丧 失自身的独立不倚的精神,而成为另一统治集团的附庸,达到对其控制和瓦解分化的目的。

这说明了一个后殖民主义的主要问题,即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统治方式。尽管直接的政治控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年之内基本结束,但是其对于殖民地人民的经济与文化掌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也是后殖民主义考察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西方因其政治权力而对东方的重构过程中东方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葛兰西认为,在西欧,要想取得革命运动的成功,就必须通过长期复杂的阵地战.来反对资产阶级领导权。这种阵地战的日标,就是创造一种新的领导权机构来取代旧的领牙权机 构,而知识分子则在这种取代中发挥着使文化合法化,使个体更容易接近和理解文化,并使其统治普遍化的独特政治功能。所以,知识分子是领导权结构的动力,他们通过文化,即书籍、杂志、教学、讲坛和现代传媒中反复制作和推出的思想价值准则或信仰、通过现代的传播渠道,通过控制和操纵普遍接受的词语、符号和情感,在被压迫的一方即工人阶级的意识中,牢固地确立起对生活的批判态度。真正的劳动人民则需要产生并反映这种客观需要的“有机构知识分子”。 总体上看,葛兰西强调了现代社会中权力运作的几种不同形态,即暴力性的统治方式和较温和的关于领导权的方式,而其“领导权”又可以分为思想意识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通过这种权力话语的分析,葛兰两为现代殖民主义及其“文化霸权”和“领导权”的分析,确定了一种分析的模式和基本的的思维向度。

2.法侬的“民族文化理论”

法侬是一位旅居巴黎的心理分析专家,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发表了一系列结合了殖民和主体建构问题的作品,并因此受到后殖民研究者的青睐,为近十年来西方热烈进行的后殖民主义讨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他也被誉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先驱。

法农作为一个诗人、人道主义者和现代思想家,在他的作品中对遭受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及其文化进行了分析,不仅对近现代殖民上主义造成的黑人的心灵创伤以及社会破裂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和分析,而且对所有遭受西方统治、文化侵略和种族歧视而默默无言的受害者加以支持。他非常明确地意识到,殖民主义是在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感与文化霸权掠夺的掩盖下出现的,为现代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利益服务的文化心理压迫模式。(CF.Fanon,For the African Revolution,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7)

法侬1952年发表的《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White Masks),一书被认为是后殖民主义的起点。在书中,法侬认为,黑人具有自觉和半自觉地面对现代社会种族歧视的心理痛苦和自我意识,因此,黑人男女切身地感受和体验到了种族歧视及其罪恶。殖民主义无疑助长了这种种族歧视、因为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殖民地由白人移民和贸易公司进行土地和资源的控制开发,它不断地从政治和精神方面对所属国加以霸权式控制,并不断毁环具本上所存在的社会关系,使黑人灵魂深处产生一种无可排解的自卑情结和劣等民族的痛苦,从而使得被扭曲的黑人心灵再叠加上更大的灾难,即使其大量生育而保证奴隶资源永不枯竭,使黑人成为没有文化地位,没有心性陶冶,也没有自主和民族自尊的所谓“原始野人”。

这种殖民权力合理化、掩盖了黑人存在的合法性,使其在—层温情脉脉的资本渗透的面纱下、加深着种族歧视的鸿沟,增强了殖民制度的法规和结构。通过严格的社会分化制度,将黑人和白人分成了下等人和上等人,并将“宗主国”理想化。不仅奴役、买卖和控制黑人,还使黑人接受其所控制的文化教育,加以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心灵的置换术,使黑人从精神到肉体都服从于殖民者所希望的那种意识塑性,在心灵上烙上被殖民的痛苦烙印,从而为其种族主义和民族歧视做了“文化殖民”的铺垫。

在这种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侵略的方式下,黑人无疑变成了劣等民族,变成了自我差辱和灵魂痛苦挣扎的一群,他们为获得白人的另眼相看,挣脱自己劣等民族的枷锁而挤入上等让会,抹去自己与生惧来的黑色身份的耻辱.就在无意中对自己的肤色面貌产生憎恨,从而在灵与肉上都处于一种白卑和自毁的可悲处境。 他1962年发表了另一重要著作《地球上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在此书中,他对非洲民族资本主义剥削非洲民族无产阶级和农民而成为寄生的阶级,加以尖锐地批判,并对殖民生义和遭受殖民统治的民族及其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法侬认为,“欧洲事实上是第三世界创造出来的”。殖民者所谓的历史并非其所掠夺的那个国家的历史,而是宗主国对臣属国的掠夺、侵犯和使他国人民受冻挨饿的历史。殖民主义的实质是,剥夺当地人做人的权力,同时又协使西方文化显得日益合法化。“因此,欧洲人不断地大谈人类,他们宣称白己最关心人类的福利,事实上,我们知道为他们的所谓胜利, 人类遭受了数不清的苦难。”

他认为第三世界的革命暴力,对战胜资本主义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暴力,只有那些由人民所运用,并且由一些人民的领导者组织和宣传的暴力,才会使得群众理解社会真理,并给他们以理解真理的钥匙。“因为,只有考虑到暴力成为一种降化、解放和革命的必要手段,才可能使殖民地人对殖民者在心理和物质上的脆弱性彻底解除,才可以通过暴力的对抗斗争使集体的精神净化。只有“使用暴力”,才可能使革命者团结成真正的行动者的共同体,才叮能使非洲的黑人摆脱其自卑情结,摆脱其失望和无能的散沙状态,从而使非洲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