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和经济学的未来与展望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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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想做两个简短的评论。我从小组的其他参加者那获知了各种各样的富有智慧的见解,并从中那学到很多。总而言之,我基本上同意他们所强调的观点。

我非常赞成罗纳尔德的看法:法律对经济的影响显然是非常重要。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其影响是否如我们想像的那么大,但随着这项富有生命力的研究的继续进行,可能在二百年后,或者你说是一百年后,我们会更加清楚法律对经济的影响。当然,反过来也是正确的。在这里,我指的是经济而不是经济学,对法律变革的影响极为重要,就目前而言,我们对这方面知之甚少。因而,我同意罗纳尔德的的观点,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正在研究与探讨这个广阔的领域中的一部分,而这个领域优秀研究仍将会不断持续。

但我认为,就目前来看,这个领域并没有任何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当然,我们很难预知会是何种突破,伟大的思想又会是什么?我对有关法经济学未来有何重大变革的问题一直拒绝回答。因为如果我知道的话,我现在就已经着手研究了。(笑)

突破往信是难以预测的,无论是年青人还是老年人只要抓住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就必然会产生影响。就像我们不能在辩论小组各个成员发表意见前预见他们的成就。法经济学的突破同样也不可预测。

我们可以说各种各样的法经济学运动都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就如同我所强调的,部分的成就要归功于这场学术运动在系统理论上没有任何的分歧。这并非是对经济学的批评,而是对在其之前理论的批评。 可在我们不了解的领域仍然存在很多分歧,而且是巨大的分歧。这就为新进入该领域的人创造了很好的将机会转化为现实的机遇。与我的好朋友——迪克及其他人的想法不同,我确信,要使机会转化为现实仅有新人的加入和进一步的应用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具有与迪克、罗纳尔德、米勒及其他已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学者的洞察力不相上下的研究者进入该领域(这可能是对这些应用的反应)。

理查德·爱波斯坦:好。罗纳尔德,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以下观点正确吗?同样的,你在1959年写的《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文章,曾探讨了市场的重要性及无线电波段产权的清晰界定。在某种程度上,你的观点已影响了实际政策的制定。但是,如果法经济学的影响力如此之大,那为何其影响却总是如此延时和缓慢的呢?

Ronald Coase:我没有想到影响会如此之快。在我这个年纪的人看来,一百年并不是很长的时间。(笑) 如果有人提到你前面所说的那个特殊的例子,我说的是我在1959年发表于由Leo Herzel主编的芝加哥大学《法律经济学评论》上的文章,文章中对无线电波段应当定价的观点目前已被采用,但为何会被采用呢?其原因在于,拍卖波段能为急于减少赤字的政府筹集资金,而不是因为是我提出的。(笑)但事情经常是这样的。我想一个人不应该介意人们是并不是因为赞同一些他提出的原因而采纳了他的观点。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笑)

当我还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时候(我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公务员),我的上司从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经常不断地向他提起,因为我想,“或许有一天,他会在一个委员会工作,当人们问他?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

件事时??他对此一无所知,但又不能拒绝回答,他可能会想起我所说的。”(笑)

Richard Epstein:我想我们知道为何影响是如此难以描述了。(笑)Merton,证券市场也是如此吗? Merton Miller:影响力? Richard Epstein:是的。

Merton Miller:我不知道。我想用稍微不同的方法进一步来评论我们一开始就讨论的效率问题。但我首先要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你问题单上的第二个令我们法学院学生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什么是我们尚未完成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中最具有前途的问题,你们应该怎么做?数字模型与实证研究的关系如何处理?在金融领域中,我们有太多这样的忧虑,就我个人认为,我们应对数学淡而化之。相对于你们而言,我们在数学模型方面有更多的经验,我认为,一般来说,数学模型在检验你想法的严密性与寻找推导过程中的漏洞是非常有用。但我认为在许多情况下,数学模型实际上并不会创造新的理论。我想只有你有了新的思想,才能去证明它确实是严密和一致的。

但让我回到关于效率的问题,因为我认为它对证券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曾在法律经济的文献中了解到这种感触,由于我们能运用建立在价格体系与竞争性市场行为基础上的方法进行类推,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无情地除去法律中的废物与无效率,法律就是有效率的。然而我想知道,那些效率的类推有多大的说服力,是否仅仅是有趣的类推。

我们所说的经济关系可以由下面的公式来表示:y=a+bx+ε。“bx”表示我们已能解释的系统部分;而ε表示我们尚未成功解释的无系统部分。我们通过计算一个界于0(没有解释能力)与单位解释(完全解释)之间的数据R sub2来确定系统部分的重要性。当谈到法律的效率,即系统解释的程度时,我想知道的是R sub2的真实值。如果你要继续使用法律效率这个概念,你最好先提出一些计量标准。那应该是法律经济学研究议程中的一个主要要点。

Richard Epstein:我们已经涉及到了我将要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关于普通法的效率有关。我们看到在法律经济学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侵权法与合同法间有明显的交迭之处。如果你回头去看六十年代初开始的决议,这个趋势一直占统治地位,包括利用私人合同来分配医疗服务的供应、房屋租金及各种各样的最终产品。因而,Dick的问题就是,如果普通法是有效率的,我们是否真有足够的理由来限制合同自由领域或法律的效率恰恰是在法律经济学开始占统治地位时终止呢?(笑) Richard Posner:是的,这是个很好的讽刺,但很难问题讨论如此具体的……

Gary Becker:好,让我加几句,好让Dick也能回答我的问题。回到Mert的问题,如果我们将“法律”解释得更加宽泛,包括规则的话,我认为我们在使法律更有效率方面,我们并没有取得强有力的进展。我举Richard Epstein已做了大量研究的一个领域为例:劳动领域。在立法领域我们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不仅此在美国,而且还在整个欧洲。

很难说,任何的立法都有是为了增加效率。Dick早期曾举过一些能对经济理论给予更加正确评价的例子,反托拉斯法和其它大量的领域确实都体现了经济思想,但这只是笼统的描述。在某些领域我们正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努力,而在一些领域我们却背道而驰。我指的并不是微小的变化。我想在劳动领域这种情况已变得极为重要。可能这些法律确实是需要的,但却不能用效率来解释。 Richard Epstein:现在我们把它留给法官去判断吧。

Richard Posner:实际上,我认为大量有关就业的新立法的效应被夸大了。例如,我认为《就业法案》中的年龄歧视对劳动力的年龄构成影响很小或根本没有影响,而是为律师创造了一些机会。(笑)我不想详细阐述,但雇主只要采用相当简单的机制,如早期的退休买断制度,就不仅可以回避法律的立法目标,而且要雇员承担法律管理的成本。

Gary Becker:是的,但我知道对法律成本的估计至今还没有好的研究。就拿大学和退休政策来说。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不再迫使人们退休对大学而言是一项微不足道的成本。我们引入的任何计划都不得不是一般化的,而不是量身定做的。现在它可能还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领域……

Richard Posner:大学确信,法律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因而,不会为此做任何准备工作。进行年龄歧视的企业会隐晦地向其雇员表明,由于这项法律的实施,现在你们的雇佣合同中含有额外利益。你可以继续工作,一直到超过普通的退休年龄,但你不得不为此支付一笔费用。 Richard Epstein:是的,但转换的影响是什么呢?

Richard Posner:就大学而言,它们已被警告了很多年,它们相信这项法律将会被废除。 Richard Epstein:无论如何请回到问题的第一部分。

Richard Posner:肯定会存在大量的无效率的立法。我认为普通法的制定将会越来越有效率。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的,法官们仍停留在六、七十年代集体主义思想上,但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那些模式,它们趋向于集中在特定的州,而且最终经常是相反的。我认为集合效应并不坏。

Gary,但我对你的观点感到非常吃惊,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美国经济中特别自由的重要部分,如金融服务、无线电通讯和几乎绝迹的劳工运动,我们会发现这些发展使这个国家比六十年代更自由。这些劳动法是属于另人厌烦之类。(笑)它们将激励优秀的律师将其影响降到最小。

Gary Becker:我赞同这种论证。我相信这种描述是非常笼统的。我们存在大量的非常自由化的领域和改进的无线电通讯、金融市场、及交通运输领域。它们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我们又有不断扩张的更重要的监管领域,不仅是劳动领域,还有环境领域。我知道没有人曾论证这些不断扩张的监管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可能这是对的;我没有看到有人论证过。但我怀疑它的真实性。如果你注意一下在联邦登记的监管的总数,它们是大副度增长的。

Richard Posner:环境监管是有利的。最低工资管制和年龄歧视监管却没有任何好处。(笑)因而,问题

是:成本是大还是小?我想那些法律的成本是很低的。

Gary Becker:这是可能的,但监管的总数肯定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尽管我们进行了自由化运动。 Richard Posner:如果你观察一下这个国家中人们的工作方式,他们如何努力工作,劳动力的总产出是多少,雇主有多大的自由在全球范围内转移业务及能从他们的雇员那得到多大的让步,在我看来,美国的雇主们似乎并不处于一个法律使其难以有效经营的劳动力市场之中。 Gary Becker:那可能是真的,但你有什么证据呢?

Richard Posner:许多关于年龄歧视法案对雇员年龄结构的研究似乎表明,通过法律给予企业足够的自由就能避免最严重的无效率。年龄歧视法案对一般的学院和综合性大学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对退休年龄根本就没有影响。例如,威斯康星州在联邦法律出台前,有过年龄歧视法,过了一般退休年龄仍继续留在威斯康星州大学任教的老师数目非常少。知名大学可能会不同。因为知名大学的工作如此轻松,(笑)以致于人们能继续无止境的“工作”。(笑)但从事体力和脑力工作的工人(笑)却感到身心疲惫,他们想退休,不想工作到七十岁。

Gary Becker:欧洲的平均失业率是11.5%。这不能用任何周期性因素加以解释。它与监管和税收有关。用稍微宽广的视野来看待劳动力市场所发生的一切,监管对于我们已了解的采用这些监管的一个又一个国家而言,影响只是微不足道的。

Richard Posner:这是个违背事实的例子。我们只有5%的失业率。 Gary Becker:我知道。

Richard Posner:因而,你不要责备,你不要用欧洲的监管来……

Gary Becker:我在讨论监管的一般影响。我想努力得到更全球化的观点。 Ronald Coase:是的,我想加入。(笑和鼓掌) Richard Epstein:继续。

Ronald Coase:法律经济学不是美国的学科。它是一门所有国家的学科,我认为我们在这经常犯一个错误,我是说仅仅使用在美国发生的事来讨论问题。我想目前在欧洲发生的事同样也令人十分不安,可能会带来很不幸的后果。

Richard Posner:但担心的原因完全不同,因为欧洲还没有强有力的反歧视法律。 Ronald Coase:我的意思是你们不要继续争论这个特定的问题。(笑)

Richard Posner:欧洲有我们没有的有关雇佣关系的法律。我们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明显没有任何效果的法律。

Richard Epstein:没有效果似乎……

Richard Posner:好,稍有一点效果。(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