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五 文章延安保卫战历史资料更新完毕开始阅读70bf27cdda38376baf1faee4
是在解放区内抓老百姓作向导，结果四九九团一营、二营都被向导所误，先头一营被带到延安西关方向，二营则被向导带了兜圈子而耽误了时间，三营及战五连途中又和自己人发生误会，所以忙了一夜，并无收获[26]。
左翼方向，17日清晨5时，整十七师配属战车二营六连由鄜县继续向北攻击，激战至上午9时，攻占了张甫家及麻子街。稍作整补之后，下午13时继续攻击前进，在甘泉附近激战两个小时，于下午15时攻占甘泉[26]。相比国民党军右翼兵团，左翼已稍微落后。
17日晚，曾文思和邓若愚召集六十一旅副旅长杨德修、旅参谋长安鹏秋、一八一团团长吴汝熙和一八三团团长刘洞伕一起开会，商讨18日的进攻计划。根据前两天作战的情况，发觉共军只是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后撤，估计是兵力不雄厚，无纵深配备，系一线作战，以节节抵抗，迟滞国民党军前进。因此，会议商定将六十一旅两个团以营为单位编成六个纵队，采取“叠次插进敌后”的打法。所谓“叠次插进敌后”打法，即以第一纵队纠缠当面共军，以第二纵队向敌后方插进，第三纵队又叠次插进，逼使当面之共军迫于后路截断的压力而后撤[31]。
18日一早，双方就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国民党军以“叠次插进敌后”的钻隙战法，打算由松树岭至杨家畔之线的原始森林打开突破口。教导旅决心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将国民党军压下去，以保障顺利转移。战斗至关键时刻，旅部的参谋、干事、勤杂人员都上了战场。下午三时，教导旅集中一团两个连、二团两个连、警卫营一个连、教导大队四个连及两个炮连共十一个连队发动反冲击，将国民党军压了下去。这次反击之后，教导旅给彭总去电话，告知敌人被打垮，部队开始撤退了[21]。
国民党军右翼兵团下午17时半，先后攻占杨家畔、娘娘庙高地以及杨家畔以北张家沟之线。国民党军左翼兵团则于早上8时攻占劳山部分山头及1276高地，一二三旅于攻占甘泉后，
也开始向小劳山攻击[25]。解放军自16日起，以独一旅七一四团及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展开防御，经三天战斗，逐渐后撤至大、小劳山之线，19日上午也撤出了战斗[32]。
晚上19时半，教导旅令一团在松树岭西山留一个排，松树岭正面留一个连，二团在松树岭东山留一个连，掩护主力沿北山和东山之间的小沟转移到松树岭北山后面的小村庄稍事休息之后，于12时半开始向预定的撤退地点青化砭前进[21]。
当日晚20时，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18]。
19日，国民党军只遇到轻微抵抗，两路均进展顺利。左路三十六师早8时攻占大、小劳山，至当日下午，进占三十里铺[25]。右路整九十师六十一旅拼力打开通路之后，满心以为必定首先进入延安了。谁知18日深夜接到董钊的电话，命令其19日早9时出发，俟整一师通过之后，在其后跟进。其攻击方向被调整为向延安东北宝塔山至清凉山一线。该旅官兵闻知，无不痛骂[7][31]。整九十师代师长陈武更是恼火，公开表示不满[7]。
胡宗南偏袒嫡系，尚不止于此。即使在整一师内部，还有亲疏之分。整七十八旅为抢头功，派二三三团连夜向前推进，谁知当夜接到师部命令，谓胡宗南已经指定第一旅先进入延安，各旅明晨开始行动时间都有一定规定，不得抢先占领[28]。
至此，延安保卫战已经结束。一般战史均称，我军损失约700余人，毙伤国民党军5200余人，敌我伤亡对比达七比一[33]。但据战后数日中央致各地领导的电报可知，延安保卫战“我共伤亡五百人左右，敌伤亡千五百左右”[34]。
四、保卫战之后
西北野战军将部队集结在青化砭、甘谷驿以东以北地区，是早先预定的计划，准备将此地作为初期作战的战场。因为该地区处于延安东北，物资较为丰富，可以依托晋绥解放区的支援[21]。胡宗南部进入延安之后，对解放军去向一头雾水，大约有三四天时间并未积极行动。西北野战军至21日也还没有判明胡宗南占延安之后究竟是北出清、绥、米或东出延长，因此令部队隐蔽集结，打算让部队在该地区休整七天，情况许可再延长之[14]。
当22日获知“胡宗南二十日令三十一旅二十四日开青化砭、半佛，要其筑工固守”，彭德怀立刻体察到胡宗南“似判断我主力在安塞方向有进攻安塞模样”，遂决心“伏击该敌（三十一旅）”，同时为加深敌之错误判断，令“留兰家坪北之营继续与敌保持接触，吸引敌主力向安塞”[14]。因此，青化砭之战并非延安保卫战前或战中已经计划好的，而是战后根据敌错误判断，因势利导而造成的。
《王震传》中称王震17日从延川动身时带了几位旅、团参谋长，就是奉王震之命到青化砭一带观察地形。由此，认为是“表现了王震的远见”，“几天以后在青化砭进行的那场伏击第三十一旅的歼灭战，恰好证明了他的这种预见”[16]。由以上西野电文资料可知，当时根本无从判断胡宗南部的动向，何来“远见”？另外，王恩茂日记记载，看地形是21日的事情，因为“敌人进占延安之后，有向甘谷驿、延长、青化砭等地继续前进模样”[11]。可见，《王震传》中的说法不无拔高传主之嫌。
再来看看国民党这面。胡宗南对于宣传的兴趣和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军事。胡宗南的宣传，“不仅对自己部队，对国民党其它军队、对上级，而且涉及到对外国人”[35]。胡氏对士兵训练注重表面，不重实际。士兵整顿内务、校阅动作、修马路等花的时间要超过军事训练的时间。据说1940年，何应钦到第一师检阅战斗演习，对演习内容大为不满，认为视同儿戏。视察部队时，又发觉士兵动作多不熟练，且连武器都没有擦拭干净。因为之前几天，士兵都忙着
整内务、刷墙壁、用各种颜色的石子砌成各种标语，以致没有时间擦拭武器[36]。
胡宗南部进入延安之后，当然更要大肆进行宣传。胡宗南声称俘虏共军达二万人，结果引起国民党新闻局组织新闻记者参观，搞得狼狈不堪。中共的新华广播电台“将军”说：胡宗南敢不敢把俘虏的姓名、职务加以公布呢？专门为胡宗南收听和纪录新华广播电台新闻的夏新华听到这则广播之后，一气之下居然说出：“这真是逼人太甚！”的话来。[15]杨健在其回忆中，肯定地说：“俘虏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我完全可以确凿地说，即令完全相信部队的战报，全部俘虏也不会有200人。在整个进犯延安的六天战斗中，除金盆湾战斗，部队报俘九十余人，在19日侵占延安时，部队报俘三十余人外，其余四天战斗，部队所报俘虏，每天都是二三人或三四人，合共计算，总数决不会超过200人。在记者参观团到延安以前，解到延安的俘虏，一共只有30余人，我都亲自和他们谈过话。200人对2万人，胡宗南扯了一个一百倍的弥天大谎。”[15]
当时的大肆宣传，许多至今看来已经成为滑稽戏了，说起来可以让人解颐。通过时任整三十八师五十五旅一六三团三营营长的袁同庆的回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国民党之自欺欺人当时到了何种地步（其中错误太多，笔者无意一一纠正）。袁同庆称此役：“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祖涵）（系程潜老贼的儿女亲家）携带爱妾，逃之夭夭，下落不明；其边区政府主席，由高岗代理”、“实际上延安早已传出，毛泽东在一周以前偕江青（与唐纳离婚之蓝频原名栾淑蒙），逃亡东北佳木斯，他们失去信心保卫延安死守绥德。这时共党主席，由民国三十四年冬，从苏俄归来之李立三代理”、“彭德怀已知战争注定失败，即率陈绍禹（原名王明）及与苏卡诺谈过恋爱之王光美，以及孟庆树、薄一波、雷伍民、丁玲殿前，由其一二零师师长兼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及黄新廷压后，载着重要军用物品，逃往山西兴县贺家坪，匿身不吠；贺龙得知彭已溃逃，自亦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也迅速集结其残兵败将，趁早脱离战场，随逃者有蔡畅、吴满有、续范亭、韩继恩等人，往陕北米脂（李闯王家乡）方向溃窜，路经榆林，转往燕北，投靠饶漱石、聂荣臻、罗荣桓而去”（注：以下关于高岗、康生、陈云、邓颖超、李富春、黄华、叶剑英等下落，愈出愈奇，不再一一赘述），总之，“将延安附近共军肃清，战果丰硕。共党老巢被攻取，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下落始终不明，代理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