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一点思考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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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一点思考

作者:王先胜

关于“探源工程”,专家们最近的提法有些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探源工程”总协调人王巍先生在6月底和8月底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进展顺利》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发展趋势》。两篇文章都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发表,然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历史考古研究频道”刊布。王巍先生在前一篇文章中说:2002年立项的国家“十五”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总体目标是“制定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总体思路及技术路线,为进一步开展华夏文明孕育的过程和华夏早期国家形成等研究奠定基础。该项目将研究的地域范围放在华夏集团的中心区——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时间范围定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亦基本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预研究以华夏文明的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为核心,选择若干意义重大、研究条件相对较为成熟的问题开展前期研究”、“该项目最终将完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解题报告》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全面开展奠定基础,摸索经验,并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方案”。王巍先生在后一篇文章中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项目“将研究的地域范围放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时间范围定在距今4500年至3600年之间,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期到夏代末年。该研究将为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基础,摸索经验,并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方案”。据王巍先生的文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共设置了十一个课题,它们是:古文献有关尧舜禹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成果的整理;中国天文学起源研究;礼制的起源及研究成果的整理;豫西晋南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分期;碳十四测年技术研究与豫西晋南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框架;豫西晋南地区龙山时代至夏代早期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龙山至二里头时期铜器冶铸技术及先秦矿冶遗址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刻符及早期文字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豫西晋南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时期生态环境评价;文明起源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成

果的综合;综合与总结(《“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进展顺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断代工程”和“探源工程”时也说: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策划时便确定是“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其研究途径则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结合。“十五”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预研究”,继续了这一研究途径。“预研究”将制订今后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规划(李学勤《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先秦史网)。

“探源工程”启动之初及之前公开和宣传的基本目标、任务和思路是:探索龙山时代(前3000年-前2000年)的考古学文化、文明进程和古史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历史文化,并将龙山时代与“五帝时代”等同起来,认为炎、黄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左右,以落实“五千年中华文明史”这种习惯提法[1]。从上引专家们最近的文章和提法来看,“探源工程”的基本思路、目标和任务可能已有一些调整,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虽仍然把研究范围放在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但不再将龙山时代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等同起来,也不再提在龙山时代要探索炎、黄或“五帝”的历史文化(或者说相关的提法已比较模糊化,即王巍先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中说龙山时代“亦基本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而是将“制订今后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规划”,完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为“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基础,摸索经验,并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方案”作为重要的目标和任务。笔者觉得“预研究”的设想比较合理、科学,但仍然不很完善,可以再作一些调整,这里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仅供参考或批评。 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基本目标和任务,王巍先生在6月发表的文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进展顺利》与在8月发表的文章《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发展趋势》中的说法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也许有两种可能性的含义:其一,从原来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到王巍先生6月的文章,再到8月的文章,是处于一个逐渐调整的过程,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最终将按照王巍先生8月份发表的文章中的说法去做,亦即它“研究的地域范围放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时间范围定在距今4500年至3600年之间,相当于

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期到夏代末年”,而不再涉及“五帝”中的炎黄、颛顼、帝喾等传说帝王。其二,由于现在无法判定“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是否都处于龙山时代,甚至“五帝”及其他相关的传说帝王是否真实存在现在也无法判定,所以对炎黄、“五帝”不作具体的时代限定,也不明确提出要在龙山时代探索炎黄或者“五帝”。如果将来在龙山时代将“五帝”的历史文化都找到了,那么“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亦基本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就是正确的,目前的提法并无不妥。如果将来在龙山时代没有发现炎黄乃至颛顼、帝喾的历史文化,那么目前的提法也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一个“预研究”,关于炎黄、颛顼的历史文化是要放到未来的可能的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去研究的。同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全面开展”或“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它不仅可以包括原来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即探索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在内,而且可以容纳“五帝”之外的伏羲、神农乃至有巢氏、燧人氏等中国古人所编织的整个古史体系以及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及前仰韶时代在内,因为“中华文明”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与中华民族有关的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制度上的等各个方面的文化、文明的起源及发展历程,而不仅仅限于国家起源。我认为这些提法、设想是比较严谨的、科学的。但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所划定的将要研究的地域范围、年代范围及其所设置的十一个研究课题与该项目将要达成的“总体目标”、预期结果是不对等的,即按照目前的设想、课题设置可能很难完成一个合理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并“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全面开展奠定基础”、“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方案”。

无论如何,未来的可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要探索“五帝时代”或古史传说中炎、黄的历史文化的,但是“预研究”将研究的年代局限于龙山时代甚至局限于距今4500年至3600年间,文献资料的搜集及研究成果整理也局限于尧舜禹,那么这个“预研究”怎么能够判定“五帝”或炎黄是在龙山时代还是在仰韶时代呢?如果炎黄及颛顼、帝喾乃至太昊、少昊、蚩尤、共工、祝融都在龙山时代,那么传统观点将“五帝”视为同一时代的人(神或族群)、“五帝”大致上是一种平行、并列关系这种认识就是正确的,仅探索和研究龙山时代(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可能做到的)就可以将传说时代的古史体系大致

理清,那么“预研究”中文献资料的搜集及研究成果整理仅限于尧舜禹(或者年代局限于距今4500年至3600年,地域范围局限于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岂不错失良机甚至反而会使研究陷入迷途中,因为中国古史传说中很多帝王的事迹、神迹都是相似的或大同小异,比如何新先生就认为太昊、伏羲、黄帝、舜、高阳、帝俊、帝喾等都是同一人(神),炎帝、尧、高辛(帝喾)也是同一人(神),“嫘祖”则脱胎于“女娲”[2],陆思贤先生也考证伏羲、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高阳、高辛、共工、蚩尤、尧等皆起源于立杆测影、天文观测活动[3],李民先生则认为“从文献记载来看,黄帝部落最早活动在今陕晋一带的黄土地区。后来它又与尧、舜等部落结成了部落联盟。后来形成的这一部落联盟,其活动的中心地区应当在今之山西南部以及陕西的一部分地区??就大致上的地理位置而言,起初是黄帝部落偏西,尧部落在北,舜部落居南。他们原本是亲属部落,在这个历史阶段又从分散的状态中形成了部落联盟,其社会发展的脚步已挨近文明的门槛??黄帝、尧、舜部落联盟的这一支,其大致迁徙路线应是由今山西西南部向东,再折向北,而最北的足迹,则是在今长城以南,这也正是后来的燕文化的范围”[4],更何况“五帝”并行一直是这十多年来中国考古界、历史界的主流学术观点?没有对古史体系及传说帝王的全面考究、衡量、判别,一种多因素的考古学文化、可以从多种角度去看待的考古学文化怎样与那些相似的传说帝王对号入座呢?如果炎黄、颛顼、蚩尤、少昊等等是在仰韶时代与尧、舜、禹的年代相差一千年、两千年,“预研究”其范围在考古学上局限于龙山时代(甚至仅在距今4500年至3600年内)、文献资料搜集和研究成果整理也限于尧舜禹,无论在考古学上还是在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研究上都与炎黄无涉,那么这个项目如何能够完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并“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方案”呢?这就象采矿:现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是在一个大山脉的余脉或支脉开了一个小矿,但是传闻说那大山脉矿藏丰富、可能还有贵重金属;现在开这个小矿当然会积累采矿经验,但是对那大山脉却不作任何勘探,是否真的有矿、蕴藏量如何、走势怎样、采矿的最佳角度和位置可能在哪里,并不知晓也不去理会,那么当这个小矿采掘完毕,怎么能够根据开采这个小矿的经验去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开发那大山脉的实施方案呢?实事求是地说,小矿的开采除了积累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