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曹宝明：中国粮食产量波动的状况、原因及影响分析更新完毕开始阅读7282c8da6f1aff00bed51e94
食由１９８４年的８．３８公斤下降为１９８８年的６．２５公斤。
第三，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质量下降。与１９８４年相比，１９８８年农业劳动力减少了１０８２万人，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是农村产业结构非农化程度迅速提高的必然结果，对于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来说，它无疑会扭转劳动边际效率为零甚至为负的局面、并进而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一定的提高；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滞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质量普遍下降的趋势，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大多是有知识、有技术的青壮年劳动力，未能转移出去的老弱妇幼劳动力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结果是劳动有效程度的大幅度降低。 第四、农业科技进步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时期农业机械及电气设备所增甚少，过去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时期所购置的机械设备、电气设备技术状况恶化，未能得到迅速更新，新型农机设备没有得到推广应用，实际机电作业比重下降，农技推广站数量亦有很大幅度的减少。农业技术的停滞趋势与农业劳动有效程度的降低共同导致了粮食单产的下降。 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一时期的粮食徘徊导源于政策和体制的偏差：
首先，政府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采取了轻农化的政策取向，并主要体现在投资政策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两个背景因素：一是１９８４年的粮食丰收，导致了一些人认为中国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二是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开始，经济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从而客观上转移了政府对农业的注意力。
其次，农产品价格政策失误。１９８５年开始实行的合同定购制度通过对粮食实行比例收购价，实际上降低了农产品收购价格，这一价格信号加上１９８４年的“卖粮难”引起了农民从１９８５年开始对种植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加上农民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劳动有效程度的降低，导致了粮食总产和单产的全面下降。
再次，粮食生产经营体制和粮食流通体制存在严重缺陷。在生产领域，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打破人民公社体制的一种制度创新，其制度效率到１９８４年之后已逐渐达到极限，因而当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发展之后，粮食乃至整个农业生产在机会成本的推动下成了生产要素大量外流的产业，因而粮食生产的经济外部性在缺乏政策约束和制度创新的情况下削弱了粮食的基础地位。在流通领域，以合同定购为标志的粮食市场化改革初衷是良好的，但是缺乏三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一是对粮食计划管理体制的全面更新而不是单兵独进；二是粮食市场主体的成熟和粮食市场体系的完善；三是以农业补贴为基本目标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包括风险基金制度、储备制度等等。
（三）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粮食产量波动的简要分析 在１９８８年我国粮食产量跌入谷底之后，１９８９年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至１９９０年出现了一个较强的增长高峰，但是这一增长势头在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突然连续衰弱，尽管１９９３年突破了４．５亿吨大关，但环比增长率仅为３．１％，增长幅度十分有限。 １．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粮食产量扩张的原因
这一阶段粮食产量能够跳出连续四年的低谷徘徊并达到一个新的产量高峰和增长高峰，是连续数年政策调整的结果。这些政策包括：（１）调整了合同定购制度，将合同定购恢复了计划统购的性质，从而迫使农民不得不追加粮食播种面积。以１９８９年为例，因素分析表明，这一年所增产的１３３７万吨粮食中，６０％来自土地面积的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增加了近３０００万亩），只有４０％来自单产的提高（每亩单产仅比１９８４年增加１公斤）。（２）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增加了“三挂钩”农用物资和农业投资，通过比较利益的提高吸引了农民的物质投入。从而使这两年对农业生产直接进行物质投入有了显著的增加。（３）治理整顿政策压缩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使得大量转移出去的农业劳动力不得不回流农村，客观上导致了粮食生产劳动投入的非常规增长。
２．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粮食产量收缩的原因 首先，从经济运行和表层现象看，１９９１年的粮食减产与这一年的大面积自然灾害直接
相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自然灾害，那么在１９９０年延续下来的政策背景之中，１９９１年的粮食产量绝对不会出现负增长。而１９９２年粮食产量的增长衰减则是必然的，因为以开发区热为主要标志的工业的高速发展、基建投资的超常规增长，不仅带来了农业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大量生产资源的流出，而且提高了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它与１９８５年的粮食滑坡有相似之处。
其次，从体制层面来看，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的粮食再度滑坡还有以下三方面原因：（１）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中，以家庭联产承包为核心的经济责任制对粮食和农业增长的绩效已经达到极限；在没有以产权变革为核心的新的农村经济制度创新的情况下，规模不经济与劳动有效程度的进一步下降必然会导致粮食产出的逐渐萎缩。（２）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既提高了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也增加了农业生产要素流动的自由程度和重新配置的机会，农业劳动力和资本大量地流向农村非农产业甚至城镇。（３）现有的粮食市场化改革仅以削减财政补贴、摆脱财政包袱为目标，而未能建立起以保护农业为主要目标的、富有效率的粮食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财政补贴体系，从而当农民面对更大的市场风险而又孤立无助时，必然“用脚来投票”。
３．１９９３年粮食产量再度辉煌的原因
１９９３年粮食产量突然扩张，并突破４．５亿吨大关，又一次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 １９９３年的粮食丰收主要是由于秋粮的增产。在全年增产的１３８２万吨粮食中，只有不到２５％是夏粮的贡献，秋粮不仅贡献了其余的７５％，而且弥补了早稻的减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年的粮食增产一方面是由于种植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由于单产的提高，尤其是秋粮单产的大幅度增加。在全年粮食播种面积比１９９２年减少０．４％的情况下，夏粮播种面积略增，秋粮播种面积增加了较大幅度，而削减的全部是产量较低、品质较差的早籼稻的播种面积。所以秋粮单产的提高和种植面积的扩大是１９９３年丰收的基础。 对１９９３年的粮食产量的创记录增长可以作出如下基本判断：首先是低谷增长（残差仍为－３．１１），其次是偶然性增长。在秋粮播种之前，专家普遍预测，１９９３年粮食产量将比上年有所减少，“预计全年粮食面积减少２０００万亩以内，总产量将减少２００亿斤（即１０００万吨）”这意味着秋粮将减少８００万亩，并减产数百万吨。但结果是秋粮增种４４５万亩，并增产１５６１万吨。
三、粮食产量波动的影响 １．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第一、粮食产量波动影响到工业投资规模的扩张。将１９５２～１９８８年的粮食总产量与工业投资指标值作平滑处理后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下列回归模型： IN［，t］＝１０１．４９＋０．００９７FP［，t］－１，t１９５３ 其中：IN［，t］－－t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FP［，t］－１－－t－１年粮食总产量（万吨）
判定系数：R［２］＝０．９７６４
上述模型表明某年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前一年的粮食总产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２］＝０．９７６４）。仍以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为例，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粮食产量处于扩张阶段，增长率分别为９．１％、９．３％、５．２％；而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也迅速扩张，增长率分别为１２．６％、２４．５％、４１．８％。１９８５年粮食产量迅速下滑，增长率为－６．９％，１９８６年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也相应回落，由１９８４年的４１．８％急剧下降为１５．３％，下降了２６．５个百分点。 这种影响的传导机制是：当粮食产量迅速增长时，意味着农业为工业提供了更多的积累，同时也使政府可以放心地将部分农业投资转化为工业投资；当粮食产量下滑时，意味着为工业提供积累的减少，同时出于对稳定市场供给尤其是食物供给的政治考虑，不得不将部分工
业投资转化为农业投资。
第二、粮食产量波动影响工业产出水平。将１９４９～１９８８年的粮食总产量与工业总产值指标值进行平滑处理后得出下列回归模型：
IP［，t］＝１３１７．７＋０．００９１４７FP[，t－１]，t１９５０ 其中：IP［，t］－－t年工业总产值（亿元）
FP［，t－１］－－t－１年粮食总产量（万吨） 判定系数：R［２］＝０．９９１４
该模型表明某年的工业总产值与上一年的粮食总产量也具有极强的相关关系（R［２］＝０．９９１４）。例如，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是粮食产量迅速扩张时期，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的工业总产值则随之迅速增长；相反，当１９８５年粮食产量急剧下滑时，１９８６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势头则随之衰落，如果不是工业体制的变革，那么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的粮食徘徊必然使工业产出也出现增长停滞。
粮食产量波动通过两条途径影响工业产出水平：一是供给途径，即粮食波动通过影响工业投资而制约工业产出规模，并且通过影响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及粮食与食品工业的原料成本来影响工业产出；二是需求途径，即粮食波动带来农民收入的变化，进而通过农村购买力的变动来影响对工业品的需求，并导致工业品生产的扩张或收缩。
２．对粮食生产者的影响
首先，粮食产量波动影响粮食生产者（农民）的收益。这种收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收益，二是间接收益。所谓直接收益是粮食生产的会计利润，所谓间接收益是因增加粮食产出而放弃的其他产业项目的收益或因放弃粮食产出增长而得到的其他产业项目的收益。定量分析结果如下：
（１）当粮食增长处于波峰时，农民种粮的直接收益较高，并带动总收益的增长。例如１９８４年粮食产量处于增长高峰，每亩利润率达８０年代最高水平，为１６．９％，当年农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净增４５．５６元，增长率为１４．７％。
（２）当粮食增长处于波谷时，农民种粮的直接收益较低，但是间接收益则迅速增加，从而带来了农民总收益的大幅度提高。例如１９８８年粮食产量处于增长低谷，每亩利润率达８０年代最低水平，为７．３％；而当年农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净增８２．３９元，增长率为１７．８％，无论是增长的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是８０年代最高的。
（３）无论是在粮食增长的扩张期还是收缩期，农民的收入都能得到较稳定的增长，而由于粮食纯收入占农户家庭总收入中份额的越来越小，导致了在这两个时期粮食产量与农民家庭总收益的较低相关性，但在农村产业非农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其相关性则较大。 ３．对粮食消费者的影响
粮食产量波动对消费者的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数量，二是质量，三是支出水平。粮食产量高速增长时间，居民能够以较少的支出充分选择到质量较好的粮食；而粮食产量下滑时，这一状况则会逆转。其中核心的一点是粮食作为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品，其价格波动具有传递性和放大作用，即粮食产量波动与物价总水平波动呈现出高度的负相关。
之所以出现这种负相关关系，是因为宏观上的货币传导和微观上的成本传导（详见专题报告之二）［（３）］。
四、未来几年我国粮食产量增长状况的基本估计
迄今为止，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还不能断定是否为一完整波动周期，从表面上看，１９９３年为一个新的增长高峰，那么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为周期Ⅷ，从１９９３年起将开始周期Ⅳ。如果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为周期Ⅷ成立，那么，１９９３年作为波峰，从此以后５年内粮食产量将呈下降趋势，即收缩趋势；如果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不是一个周期，那么就意味着在出现了１９９３年这一偶然性增长之后的两年之内必将出现粮食增长的低谷，
这一低谷即周期Ⅷ的低谷。总之，从粮食波动周期的一般分析中，会得到下列结论：未来几年我国粮食产量将面临滑坡，最好的状况是波谷在今后５年内出现；最坏的结果是波谷在今后的１～２年内出现。
注：本文为国内贸易部社会科学课题综合研究报告的二、三部分缩写，原文约２００００字。
［主要相关文献］
（１）曹宝明、李全根：《促进我国粮食产量持续平稳增长的对策措施》（课题综合报告第四部分），载《经济纵横》１９９４年第９期。 （２）姜德波、曹宝明：《我国粮食产量波动的实证分析》（课题专题报告之一），载《粮食经济研究》１９９３年增刊。
（３）李群：《浅论中国的粮食波动和粮食均衡增长》，（课题专题报告之二），载《粮食经济研究》１９９３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