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存在论诠释的基础—现象学方法的互通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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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士多德??恰是实质的对?事情自身?的关注使他们能够在方法上不谋而合,他们都要使?事情自身?自己呈现出来,这也是去除遮蔽(aletheia)要表明的意思。他们要揭示出来的?事情自身?都是人实际的生存,他们都忠实于人生存的实际性,在方法上的一致恰是来源于这种对生存的实际性,对人的存在的关注。由于这个深刻的根源,海德格尔才要呼吁并实践了他的?回到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口号。因为他相信,在亚里士多德那儿可以发现人生存的源始的结构,也就是那个尚未被传统解释遮蔽,还是鲜活地呈现出来的实际的生存境域。 那么,海德格尔现象学和他称许的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是否存在差别?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确实对亚里士多德的存在概念进行了批评。但是,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决不能简单地由此断定,他完全抛弃了亚里士多德某个方面的思想甚至全部亚里士多德思想。必须分辨海德格尔前期对亚里士多德的存在概念的批评是在什么范围内的,这是认清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态度的关键。

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存在的意义问题。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存在的意义来自实际的生活,尤其是人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生产制作活动。而海德格尔恰是要从人的生存中获取存在的基本定义(24)。亚里士多德要使存在的意义自我呈现,也就是现象学地呈现出来的,在这个方面,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实质内容上,海德格尔和亚里士多德都是一致的。但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这种最自然最切近的世界不能被专题地体验到,周围世界中的存在者这种原始地被遭遇的方式也不能被存在论地把握。虽然在本源上,亚里士多德的存在概念出自源始的生存理解,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存在概念却并不是在对生存的本真领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他的形而上学中,在切断了制作活动的过程,将存在者的存在作为现成的东西进行理论沉思时,存在实际也被看成了一种存在者。只是和一般存在者不同,它是一个具有永恒在场特征的存在者。我们今天进行的存在论研究,都是由这种历史状况决定的,传统对存在者处理的可能性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研究方式(25)。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以这种方式成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它以各种方式造成了后来的形而上学观念,包括对现当代思维方式影响极大的笛卡儿的哲学。笛卡儿的工作对数学自然科学以及数学物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甚大。这种存在论对存在和存在者的定义统治了西方整个哲学传统。 如果运用海德格尔的术语,那么,亚里士多德对人的生存的实际性的描述是一种存在者层次上的(ontisch)阐述。在这个层次上,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保存了人生存的源始结构,现象学解构要回到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描述。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没有在存在论(ontologisch)层次上保持自己的源始领会,而是走到一种僵化了的存在解释的形而上学的路上去了。所以,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的任务就是重新在存在论层次上解释此在的生存结构。这就是海德格尔和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的差别所在。传统也是来自亚里士多德和古代哲学,但是他们是从这种存在的平均概念出发,把这个存在概念作为自明的前提开始自己的研究,而海德格尔是从这种描述深入到其人生体验的源始性中去,揭示出人的本真的存在。

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是海德格尔的主要目的,在前期海德格尔那儿尤其如此。在海德格尔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在亚里士多德那儿,此在(Dasein)已经被源始地领会为在世界中的存在。因此,要领会此在的存在的本真可能性,只有在亚里士多德对此在的生存的源始描述中找到。海德格尔批判古代的形而上学,但是并没有完全否定其中的存在概念。他在前期甚至也没有完全否定古代的存在论自身,反而认为,要在对此在的生存的源始描述中,重新领会古代的存在论,就能够发现它的本真的可能性,他说,?如果此在以及它的行动属于存在论研究的本质,那么古代存在论问题只有回到此在必要性被严肃地对待时,它才在自己的可能性中思考。?(26)

海德格尔真正要强调的是,传统形而上学概念决没有穷尽古代和亚里士多德对此在的存在和存在自身的真正领会。希腊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概念以及对人的生存结构的描述,只有通过希腊人实际的生存解释来阐明,才能揭示出其源始的意义,但这在传统形而上学中完全被忽

视了。那些只看到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明确或者隐含地批判,就说明海德格尔反对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忽略了海德格尔对待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更加根本的方面了。其实,海德格尔对自己看待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态度已经相当显明了。他每次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时,无论是说存在、世界、时间,都是一个观点,即认为,亚里士多德源初地领会到了本真的存在,但是没有意识到,尤其是在自己的专题的存在论中,这个源头都被忽略了。后来的形而上学传统更是对它们的遮蔽和歪曲,完全没有意向要发掘出它们的原始意义。

去除传统解释的遮蔽,揭示出亚里士多德描述的人的实际的生存结构需要一种存在论的诠释学方法。因为亚里士多德这种描述固然是本源性的,但还只是一种存在者层次上(ontisch)的写照,要深入到人生存的结构中,理解人的存在,就要生存论地解释(existenzielle

Interpretation)。海德格尔认为,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当然不能追随传统的理解,如果仅仅接受传统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那么,这就是一种非批判的哲学,是幼稚的形而上学(27)。所以,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抛开了传统的说法,完全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一点在他对亚里士多德若干基本概念的理解中表露无遗。在重新解释过程中,海德格尔几乎推翻了全部正统的对亚里士多德理解。他抛弃了传统哲学中作为预设概念的?理性?、?目的?以及目的论等,摧毁了传统解释中的哲学认识论和存在论基础。而且,他对这些概念的全新的解释不是零星隔离的,而是在统一的基础上进行。对传统解释的摧毁而代之以新的解释,他的目的是要彻底地重新构建对人的存在的理解,从而导向新的存在论。新的存在论不能以旧的概念为构建材料,作为新的存在论人口的对人的存在的解释必须首先有新的概念为基石。但这主要不是通过制造出新概念,而是通过对旧的概念全新的解释,通过解构,恢复这些概念在希腊源始的意义获得。这个方面,在海德格尔所阐明和使用的亚里士多德诠释方法中得到体现。 海德格尔不但在研究的方法上秉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而且这种方法上的汇通根源于内在的思想倾向的一致。同亚里士多德一样,海德格尔认为必须回到人的实际性生存,从这儿出发才能解决存在问题。海德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对人的生存的描述体现出了人的存在的源始特征,所以,他提出要回到历史,回到亚里士多德,通过一种现象学诠释学,具体地说是通过解构传统,重新诠释亚里士多德的文本。只有这样,才能重新获得对人的存在的源始的领会,并进而领会存在自身。对亚里士多德的诠释是一种存在论层次上的解构和重新建构,在剥除了传统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解释的遮蔽之后,源始的生存结构才能得以呈现。 注释:

① Ted Sadler, Heidegger and Aristotle: the question of being, Atlantic Highlands, NJ: Athlone, 1996. p. 120.

② 翻译根据:Aristotelis, Ethica Nicomachea(希腊语),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4. p. 131.下文所引《尼各马可伦理学》(称NE)均译自此本,不再说明。 ③ Joachim Ritter und Karlfried Gruender, Historisches

Woe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Schwabe & Co. AG. Verlag. Basel. Band7, 1971-1995. ss. 461-483.

④⑤ Martha C. Nussbaum,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pp. 242-43, p. 244。 ⑥ 大卫〃福莱(David Furley),《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冯俊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⑦⑧⑨ Martha C. Nussbaum,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p. 262,p. 258, p. 257.

⑩ Martin 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Sommersemester 1925),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79. s. 149.

(11)(16) Martin Heidegger, Ontology-The 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 trans. John van Bure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0, p. 59.

(12)(22) Martin Heidegger,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Time,

translated by Theodore Kisiel,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36, p. 110. (13)(21)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6页,第15页。

(14) Martin Heidegger, Metaphysische Anfangsgruende der

Logik im Ausgang von Leibniz (Sommersemester 1928),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78. s. 11.

(15) Martin Heidegger,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 trans. Albert Hofstadt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3.

(17) [德]比梅尔(Walter Biemel):《海德格尔》,刘鑫,刘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页。 (18) Martin Heidegger, Platon: Sophistes (Wintersemester

1924/25),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92. s. 190.

(19) Ted Sadler, Heidegger and Aristotle: the question of being, p. 114.

(20) Martin Heidegger,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Time, p. 109.

(23) Martin Heidegger,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 p.

100:我们既不想复活亚里士多德也不想复活中世纪的存在论,乃至康德和黑格尔,而只是要复活我们自己。即,我们要把自己从一个接一个的措词和表达的方便中解放出自己。 (24) Martin Heidegger, Metaphysische Anfangsgruende der Logik im Ausgang von Leibniz, s. 19.

(25)(26) Martin Heidegger,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 p. 22, p. 111.

(27) Martin Heidegger, Phae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en

zu Aristoteles, s. 4。这是海德格尔针对当时的新康德主义思潮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说的。 江苏社会科学南京30~35B6外国哲学朱清华2008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