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二 文章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及其政策含义更新完毕开始阅读72d7b4d3240c844769eaeeb6
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认为，国家必须在有关社会和经济政策上有非常积极的作为，根据我们对社会流动的研究，提出如下政策性建议。
1.坚持城乡统筹的发展战略，在继续深化城乡体制改革、促进更多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同时，还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村的发展和繁荣。显然，加快城市化，是减少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最重要途径，对此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从社会流动角度提农村发展和繁荣问题呢？因为没有农村的发展和繁荣，就不会有健康的城市化，否则，不管在城市生活如何，农村人口都会涌人城市，很容易造成城市的两极分化，就不会出现我们所希望的中间大两头小的阶层结构。
2、从经济政策上，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支持力度，为更多的农业劳动者和工人提供从事个体经济活动的机会。对底层的人来说，他们在经济资源上没有什么优势，但是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对于他们获得向上流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们不可能兴办大型企业，也不可能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和国家社会管理者，一般来说，他们或者去当工人，或者去当个体工商户，因此，国家应该从政策上（特别是贷款上）支持他们从事个体经济活动，并且帮助一些有能力的个体工商户向兴办中小企业方向发展，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向上流动的梯次进程。
3、加大调整国家教育资源内部分配、城乡分配、区域分配格局的力度，构建一个覆盖农业劳动者和工人的技能培训网络和体系，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水平，以适应经济发展对非农劳动力素质的需求。教育、技能是现代化社会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后致性机制。即使这样的后致性机制在我国社会流动起主导作用，但由于目前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缺乏较高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可能由此顺利地实现向上流动。所以，国家必须加大对这些阶层的教育和培训投入。但是，目前我国教育资源和技能培训资源不论在其内部还是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分配都很不均衡、合理，从而减少了社会底层的受教育和培训机会，因此，很不利于我国社会结构通过社会流动实现现代化变迁。
4、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首选目标。就业问题始终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不提供大量新的就业岗位和机会，首当其冲的就是大量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不能实现就业，罔论实现向上流动了。因此，国家不论在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上还是在科技创新上，都要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首要的任务去对待，才能带动社会流动。
如果我们的社会流动研究能够为国家和每个人提供可能努力的方向，那么，我们相信，这样的研究自然会有助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一个开放、合理的、公正的现代化社会一定会实现。
我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与问题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5-12-29 11:08:00 ] 作者：佚名 编辑：studa9n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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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由原来主要通过国家政策性安排转向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社会流动。人们在社会流动过程中自致性因素的作用增多，先赋性因素的作用减弱。但是，从合理的社会流动的角度看，我国社会流动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经济发展提供的职业岗位相对不足，造成相当一部分人实现社会流动的愿望难以实现；一些人在改革中向下社会流动；制度安排带来的先赋性以及类似先赋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作用仍然很强；非制度性因素独特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这些问题一方面体现出社会流动机制向市场化迈进的过渡性和阶段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很强的“中国特色”，反映出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和文化性。
关键词：社会流动、机制、变迁、问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阶层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变化既表现为社会流动，同时也是社会流动的结果。对于社会阶层的新变化，学术界已有较多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状，回答社会存在哪些阶层（朱光磊，1998；陆学艺，2001；李强，2002）。阶层变化于社会流动。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全面认识我国现阶段的阶层结构变化必须深入研究社会流动及其机制。虽然有一些学者在研究阶层问题时涉及到了社会流动，但是尚未作深入探讨（李强，1993；边燕杰，2002）1.我国社会学者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的社会流动、私营企业主和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李春玲，1997；李路路，1998；杜鹰等，1997；王春光，1995；李培林，1996），一些学者对工人阶级内部分化和流动也有一定研究（冯同庆，1996；游正林，2000）。但是，缺少从宏观层面系统地对我国自1980年代以来社会流动机制的变迁及其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将根据文献和调查资料对此作一点尝试。 一
较之20多年前，我国当前的社会流动大大增强了，一方面是个人社会流动增强，另一方面是群体或阶层的流动变化（李春玲，1997，第80页）。社会流动机制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社会流动主要是通过国家政策入党）导致了社会流动类型的变迁“。（周雪光等，2002）这种安排是与个人的家庭出身、城乡户口、单位制、所有制等先赋性或类似于先赋性的制度安排紧密相连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多，为人们社会流动创造了机会。1980－1990年代，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带来转变职业、增加收入、提高地位的机遇。1990年代以后，我国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市场力量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流动机制逐渐趋向市场化。（边燕杰，2002；李强，2002）过去人们就业习惯于国家安排，现在则主要通过市场自主择业。现在就业”不找市长，找市场“。
大批农民进入城镇、工厂务工经商，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出现并且不断壮大，成为我国新时期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个人社会流动中自致性因素逐渐增多，而先赋性因素逐渐减少。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中国近二十多年经济稳定发展的动力源泉。
有意思的是，我国近二十多年社会流动机制由国家政策性安排向市场化方向变迁是以一种国家政策性的安排代替另一种政策性安排而开始的。进一步说，社会流动机制的变迁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以具体的政策改革展开的。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理论是中国社会阶层变迁的前提，他的经济建设理论推动了中国社会阶层变迁过程的开展，他关于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理论从一个重要方面促成了中国阶层结构变迁机制的转换，他的政治法律理论对中国社会阶层变迁的方向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而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阐述，则无疑为中国社会阶层的变迁提供了社会主义的评价标准（陆学艺、龚维斌、陈光金，2002）。 二
社会流动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合理的社会流动应该是以社会职位空缺为导向、以自致性原则为根据、以机会平等为提前，同时对弱者进行必要的保护。2合理的社会流动可以缓解由于分层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竞争，推进社会发展。在现代社会，社会流动应该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之上，因为市场是承认个人能力和个人努力的，也就是说，市场机制既为社会流动提供平台，也为之提供渠道，这种渠道就是职业。在现代社会，职业是与人们的经济收入密切相连的，职业地位是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体现。在现代社会，职业是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载体，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个人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职业的获得主要应该通过市场，个人职业地位的提升也应该通过市场竞争，使有能力的人占据相应的职业地位。个人能力的获得有多种方式和途径，其中最重要的是正规的学校教育。因此，教育成为个人实现社会流动的阶梯。
从社会流动合理性的角度看，我国社会流动存在诸多问题。经济发展提供的职业岗位相对不足，致使相当一部分人实现社会流动的愿望难以实现；一些人在改革中经济社会地位下降，向下社会流动；制度安排带来的先赋性以及类似先赋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作用仍然很强；非制度性因素独特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
1、职业地位与社会地位存在较大差距。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人们的社会地位往往可以通过其职业反映出来。虽然我国在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职业地位与人们社会地位的关联度越来越大。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两者之间的关联度仍然较低，社会地位还取决于诸如个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组织资源等其他因素。职业地位很难作为测量人们社会地位的唯一指标。因此，一些学者在对社会阶层进行划分时没有单纯采用职业分类的办法，而是采用了一些多元分层的标准，例如，李强就提出了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问题（李强，第38页，2002），而陆学艺等则认为需要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陆学艺，2001，第8页）。职业地位与社会地位不一致表现之一是职业分类与收入分层不一致，由于地区、行业、所有制、单位等方面的不同，从事同样职业的个人之间收入存在较大差距。相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是
造成职业地位与社会地位不一致的原因。
2、户籍身份仍然对人们获得职业地位具有重大影响。户籍制度是中国特色的一个身份体系，这个制度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它把我国公民区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民两大类，这两类人之间具有差别的国民待遇。虽然自1980年代以来，这一制度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但是，至今为止，农村户口仍然是农村居民获得非农职业的一个严重障碍。尽管有将近1亿农民进城从事非农生产，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仍然只能从事一些肮、累、险、差、苦的等城市里的“剩余工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户口的限制，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城市口，很多人不能与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平等地竞争同样的工作岗位。户籍身份成为影响人们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户口的影响还不限于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之区别，在不同的城市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城市之间的户口具有的市场价值也是不同的。例如，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其户口往往成为吸引人才的“资本”。
很多人辛苦努力追求的首先不是职业，而是一个城市户口——一个发达的大城市的户口。一些在北京就读的外地大学生，毕业时择业首先考虑的是用人单位能否为其解决北京户口，至于从事什么工作则在其次。
3、组织资源仍然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也被称作再分配经济，它是权力经济。各级行政和经济组织都被赋予一定的行政级别，不同的行政级别意味着控制的资源不等，意味着在获取资源时的不同谈判能力。
进入一定的组织就预示着你可以拥有一定的资源控制和调配能力，尽管这些资源在名义上并不属于你所有，但是它却由你分享或支配。因此，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其所在的组织机构有密切关系。中国城市的“单位制”就是如此。组织资源的获得并非完全按照能力原则，在相当大程度上它奉行的是政治忠诚原则。除以教育文凭之外，政治凭证对进入中国的行政管理位置（提供真正的权力和特权的位置）具有决定意义。（魏昂德，2002）1978年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行政级别的概念有所淡化、单位制有较大突破。纵使是改革20多年后的今天，单位制对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地位流动的影响力仍显而易见。至今，单位仍具有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内涵，个人所属的单位层级，比起个人本身的职业，反而更能代表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陈志柔，2000）。在市场化过程中，有一些掌握较为丰富组织资源的人利用其优势，把它转化为社会关系优势，在社会流动中处于优势位置，可以较便利地进入经济报酬较高的其他领域和行业，或者直接把公共组织资源用于谋取个人私利，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
4、教育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但是，不同群体获得教育资源的能力差异越来越大。1990年代以来，教育对于收入水平的提高作用越来越明显，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处于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尽管1980年代至1990年代我国存在体力劳动力者的收入高于脑力劳动者收入的“脑体倒挂”现象，但是，从1990年代以后，脑力劳动力者也逐步享受到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从而使我国脑力劳动力者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李强，2002，第58、59页）也正是如此，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享有较高的社会阶层位置（陆学艺，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