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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里主要研究的是人的生理过程和心理过程的规律性。 ( 三 ) 建立“人 - 机 - 环境”系统的原则

这一类问题即是环境控制和生命保证系统的设计要求。

生产的发展促使人类向各个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包括向宇宙高空、海洋深处探索。这样,就遇到了人如何在缺氧、高温、低温、失重、振动、噪声、污染、辐射等特殊条件下,保证人体安全并进行工作的问题。这就需要设计出各种装备、生命保障系统和安全防护措施。

在工业设计中,讨论人机工程学有关理论,其目的就是使产品的设计不仅符合形式美的 规律,而且还符合人体各项功能的要求。因此,这就要求设计师充分考虑人的生理、心理特点与操纵系统的结合,从人的各项功能特点出发确定产品的工作条件、人机间的信息传递方式和操作机构的结构、位置、形状的设计。产品设计如何给操作者提供操作方便、轻巧、安全,减少精神负担和体力疲劳,从而实现操作高效率、高可靠性、高准确性。 三、人机工程学与设计

工业设计的目的是:“创造更合理的生存方式”。所谓“更合理的生存方式”,就是在人——机——环境系统中,人的一切活动的最优化。“最优化”的本质之一就是符合人机工程学的原则。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人机工程学是工业设计实现其最终目的基石。

工业设计是以人为出发点、又以人为归宿点的设计。工业设计师的使命与其说是在创造 一个“物”,还不如说是在创造一种新的更合理的人与物、人与环境的关系。由此可见,人 机工程学的研究与实践,对于工业设计目的实现,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工业设计视野中的人机工程学,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支持着工业设计的科学性。 ( 一 ) 为“物”的合理性的创造提供设计准则。

“物”的创造实质是人的生存方式的创造,“物”是人的生存方式的“物化”。因此,“物”的合理性有一部分就是人与物关系的和谐性与协调性。 对人体结构特征和机能特征进行研究,提供人体各部分的结构特征参数与人体各部分的机能特征参数等,既是给“物”的设计提出了种种限制,又是给“物 ? 的设计进行了定位。人至物的信息传递、及物至人的信息传递所涉及的各种装置、设置。其色彩、形状,大小、肌理、布局??,无不以人机工程学提供的上述各种参数为设计依据。 ( 二 ) 为生存环境的设计提供准则

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休息环境、娱乐环境等等,通称为人的生存环境。通过研究人体对环境中各种物理、化学因素的反应和适应能力,分析声、光、热、振动、粉尘及有毒气体等环境因素对人体的生理、心理及工作效率的影响程度,确定人在各种生存环境中的舒适范围和安全限度,给工业设计中环境的设计提供了分析评价的方法与设计的准则。

( 三 ) 为“人一机器一环境”系统的最优化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具有强烈系统论色彩的人机工程学,着眼的不是单一因素、某一子系统的优良与否,而 是关注整个系统中各个因素的和谐协调与系统的最优化。 如物在整个系统中既受到人的种种因素的限制,又受到环境的种种因素的限制,因此物 的设计除必须适应于人的生理结构特征与人的一般心理特征以外,还必须不断注视因时代的变化而产生的新变化、新需求。

实际上,工业设计与人机工程学都具有一个共同点,以人为核心,以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作为最终目的。这一共同点,把工业设计与人机工程学紧紧联系在一起。当然,它们也有差异,人机工程学以人为对象,研究人自身与环境有关的生理心理特征;工业设计则以物为对象,探讨如何设计出与人、与社会、与自然和谐协调的工业产品。很显然,这两个学科构成了互补互存的关系。一方面人机工程学为工业设计提供了有关人自身、特别是人——机、人——环境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使工业设计的以“人”为核心的设计思想的实现具备科学的依据;另一方面,工业设计使人机工程学的应用范围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新技术的不断出现会带来许多崭新的人机关系问题,这就向人机工程学的已有成果提出了新的挑战,从而推动人机工程学向新的广度与深度发展,使人机工程学理论更趋全面与系统。

2.3 设计的经济性质

2.3.1 设计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分析英国经济状况和发展战略时指出,英国经济的振兴必须依靠设计。1982年,首相府直接举办了由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工业设计人员参加的“产品设计和市场成功”研讨班。撒切尔夫人曾多次邀请全国企业界和工业设计界的代表人物座谈,探讨英国经济复兴和工业设计现代化的战略。她这样断言:“设计是英国工业前途的根本。如果忘记优秀设计的重要性,英国工业将永远不具备竞争力,永远占领不了市场。然而,只有在最高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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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了这种信念之后,设计才能起到它的作用。英国政府必须全力支持工业设计。”撒切尔夫人甚至强调:“工业设计对于英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首相的工作更为重要。”英国的经济战略是相当明确的,它的设计业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迅猛地发展,为英国工业注入了大量活力。英国设计以其高度的逻辑性,对消费者愿望的理解和销售系统之间的结合为英国赢得了市场。80年代英国设计界涌现了许多百万富翁,如康兰(Terrance Conran)、彼得斯(Michael Peters)、费奇(Rodney Fitch)以及“五角星”集团(Pentagram)等。不少优秀的设计家同时又是企业家。康兰1956年创立康兰设计集团(Conran Design Group),后来又指导零售联号,并成立了“产地”(HABITAT)联号店以推广其设计业务。80年代康兰控制了英国城市主要街区的最佳地段。在英国,设计业赢得了“让总裁听话” 的地位,它不仅推动了工业,并且拯救了英国商业,设计使政府和企业尽快地获得赢利(包括巨额的不断增长的设计咨询费)。80年代英国仅在陈列环境设计和零售店方面就获得了大批设计业务,为商家和设计集团自身带来了大量利润。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百废待兴,日本政府从50年代引入现代工业设计,将设计作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和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从而实现了日本经济70年代的腾飞,使日本一跃而成为与美国和欧共体比肩的经济大国。国际经济界的分析认为:“日本经济=设计力”。

设计作为经济的载体,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已成为一个国家、机构或企业发展自己的有力手段。80年代,设计已为许多国家政府所关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为适应世界经济新的动力带来了国际竞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纷纷增大了对设计的投入,将设计放在国民经济战略的显要位置。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的经济起飞,正是依靠对设计的巨大投入以及对日本经验的借鉴。80年代这些地区和国家都成立了现代工业设计指导委员会或研究中心,全面推行和实施现代工业设计,并且从劳动力密集型转向高科技开发型。香港地区70年代设立香港综合性工艺学院,投下巨资培养专门的设计人才,并成立香港设计革新公司,为企业界改进设计。台湾当局大力从日本引入现代工业设计,台湾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曾亲自听取日本工业设计专家的演讲。当局还投入1.2亿美元作为资助和奖励的专款,鼓励现代工业设计上取得重大业绩的设计师与企业。新加坡政府开办了设计培训中心和设计展览中心,大力资助设计的推广开发。韩国设计的发展也极迅速,为韩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竞争地位。国际经济专家总结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时,将设计归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80年代产生了许多设计巨头。由设计顾问公司发展成大型的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截至1990年已有四百多家;公司从业人员不仅包括产品设计师、平面设计师、室内设计师等,还包括市场分析专家、产品经理以及公共关系专家。设计在经济运行中起着深刻的整合作用。

90年代的市场竞争明显取决于设计竞争,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纷纷都把设计作为跨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益最佳的国际集团公司都提出“设计治厂”的口号,将设计视为提高经济效益和企业形象的根本战略和有效途径。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又极大地方便了设计比重的提高。90年代的市场竞争主要是文化的竞争,而文化竞争又取决于设计的竞争。当代企业是现代社会商品生产和经营的经济实体,以生产及营销适合于社会需要的高效益优质名牌为中心,逐步形成和不断完善员工素质开发、经营战略开发、企业形象开发、售后服务开发、潜在市场开发领先的集约经营的组织体制、运行机制和发展格局。而设计不仅物化了一个企业文化的基本精神,而且具体地规范了企业文化的运行模式,将企业职工与市场和社会内在地、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个公司只有设计取得领先才能够赢得市场能力。市场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握设计与消费的结合点。企业只有在了解消费者和市场动向的前提下,才能正确制定广告政策、销售政策,决定市场需求。正如撒切尔夫人所说的:“优秀的设计是企业成功的标志??它就是保障,它就是价值。” 日本企业更直接地提出“设计治厂” 的新企业发展战略,日本政府也制定了“设计立国” 的新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创造市场,引导消费”,“更新及销售生活模式”等发展目标。欧美的跨国公司也从设计入手调整其产品结构、营销方式以及组织机构。据美国1990年的统计,如果在工业设计上投入1美元,则其产出就会增加 2500美元,可见设计的经济回报率之高。又据日本的日立公司统计,他们每年工业设计创造的产值占全公司总产值的51%,而技术改造所新增加的产值只占总产值的12%。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产品售出价历来高出同类产品市场价格的25%,却保持了极大的市场份额及客户的忠诚,其原因在于公司向用户提供了以设计更新和开发为中心的高文化服务。IBM公司不仅通过IBM产品使用方式的设计更新和开发带动了使用性能的设计更新,而且以此带动了整个公司的生产、销售和服务。由于公司在设计服务上的极大投入,IBM获得了不断超越同行竞争者的技术优势和经济效益;由于设计直接促进了当前及计划中各种计算机的销售,反而减少了不断更新和开发计算机设备和技术的研究经费。就这样,IBM通过高品位的设计服务开发带动高科技的潜在市场开发,创造出可观的和超额的综合经济效益。

广东的产品如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服装食品等之所以占领中国内地市场很大一部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东企业的设计意识优于内地。广东最先引入国外先进设计并进行设计开发,80年代已有不少企业将设计作为竞争性的战略手段。因此,虽然广东的工业基础本来比较薄弱,但广东的经济却赢得了后来居上的位置。

2.3.2 设计作为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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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是创造商品高附加价值的方法。从消费层次来看,人的消费需求大体分为三类层次,第一类层次主要解决衣食等基本问题,满足人的生存需求;第二层次是追求共性,即流行、模仿,满足安全和社会需要。这两个层次的消费主要是大批量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和实用商品,以“物”的满足和低附加值商品为主。第三类层次是追求个性,要求小批量多品种,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前两个层次解决的是人有我有的问题,而第三个层次则满足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愿望,这种“知”的满足,必然要求高附加价值的商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都跨入了设计时代,设计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世界经济正由“物的经济” 向“知的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设计时代意味着附加值的时代。

商品的附加价值,是指企业得到劳动者协作而创造出来的新价值。它由销售金额中扣除了原料费、劳动力费、设备折旧费等后的剩余费用及人工费、利息、税金和利润等组成。附加价值问题我们在生活中时常遇到,同一商品,名牌的价格与非名牌相去甚远,一块“上海”牌手表与瑞士劳力士表(ROLEX)的价格天悬地殊。包装的差别也造成价格的悬殊。国产的一些商品到了国外贴上名牌商标或换上包装便身价倍增等现象,都是附加价值的作用。消费者不仅仅依靠显而易见的商品功能上的优点,还要根据其视觉上的新颖和社会标记来作出购买决定,而设计师正是将这些“附加价值”注人到商品中去。事实上,商品的价值有多种。例如一种新设计包装的香水少量上市时,它除了使用价值以外,还具有“稀有价值”,此外还有“心理价值”、“设计价值”、“信息价值”等。因此,高附加价值不仅仅是从机能方面考虑,还必须将功能(Function)、材料(Material)与感性(Sensitivity)三者统一考虑才行。一般来说,F.M.S.值越高则附加价值越高。

众所周知,日本时装价格不菲。大陆时装即便做工、款式同样精美,价格上也不可望其项背。原因在于日本时装的设计思路上——日本时装决非为大批量生产而设计。它每一种新设计的款式一定只生产极有限的几件,而这一极小批量还不会在同一市场上出现,也许两件在巴黎的时装店,两件在纽约,又有两件投放在罗马。这是小批量设计创造高附加价值的方法。企业的CI设计也可以创造高附加价值。一旦CI形象成功树立 名牌、名人、名品、名地便保证了高附加价值的实现。著名企业还常常利用其名牌商品,再设计、开发配套的系列产品。这样新产品容易一举成功,同时也具有高附加价值。设计作为创造附加价值的手段,还能提高信息的价值,将最新信息寓于设计符号之中。设计往往结合了最新的科技成果,运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来开发新产品。它还可以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把握市场的文化脉搏与经济信息,针对不同消费层的消费心理和经济状况,开发出适应不同消费者的商品。这都是设计创造高附加价值的表现。此外,设计的艺术内涵是创造高附加值永远的保证。例如,闹钟的功能是计时工具,当然它必须考虑人体工程,如听觉效果等,但闹钟的形式美及其象征信息却是变化多端、层出不穷的,从而闹钟的设计可以不断地推陈出新。艺术的想象和直觉最后落在商品的附加价值上,优秀的设计提高商品的附加价值;反之,拙劣的设计则有损于附加价值。当今高度发达的信息交换使得很多高科技成果很快成为全人类共有,因此创造高附加价值的商品竞争主要依靠设计竞争。设计在附加价值问题上突出地表现出其价值手段的功能。

设计的价值意义还表现在设计的价值工程上。价值工程寻求的是功能与成本之间最佳的对应配比,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提高设计对象的价值,正是价值工程的根本任务和目的,可以说价值工程是一种设计方法。设计的价值工程寻找出最佳资源配置,如俗话所说的“好钢用在刀刃上”。例如高级宾馆的设计,它的大堂、国际会议厅、总经理办公室等,一定是用最上等的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而一般职员的工作室、内部图书室等,建筑师则会考虑相应次级的选料。产品的设计中,生产它的工艺、工程、服务也追求一种综合配置,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也是力求最佳配比。如果一台电视机的显像管寿命是15年,那么它的其他元件的寿命也应与之相对应,以免造成资源的浪费。日本的产品设计在“废弃律”方面是最典型的代表。这便是通过以设计对象的最低寿命周期成本实现使用者所需功能,以获得最佳的综合效益。设计师必须具备对经济的敏感性。在任何设计中,设计师都应树立提高功能成本比的思想。凡为获取功能而发生浪费的事物,均可作为价值分析的对象。设计的价值分析保证了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果。设计作为一种措施还可以解决成本上的难题,从而受到企业和消费者的欢迎。

2.3.3 设计作为经济体的管理手段

设计作为管理手段,最典型的莫过于企业识别系统(Corporate Identity)及以设计塑造企业文化。我们知道,设计不仅参与经济运作,甚至影响我们的思维。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不仅是当代的公司、机构,即使是过去的帝国、军队、宗教组织等,也是以设计为手段向机构内部人员及外界公众传达某些固定信息。古代罗马人每当征服一个国家或民族并将其纳入罗马帝国的管辖时,总是要在当地建造一些非本地风格的罗马式建筑物,其意义在于使臣服民族随时可以意识到罗马的法律和政府高于一切;同时又向远离国都的罗马征服者传达这样的信息:别忘了他们属于罗马,而与本地居民打成一片甚至被同化。

当今许多公司跨越的空间很大,甚至覆盖不同的国家和语言区域,它们在统一管理上总是存在一定困难,这时设计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某种措施。当代遍布全球的跨国公司无不运用了这一手段。IBM公司在许多国家实施的设计政策,与当年西斯特人(Cistercian)利用早期哥特式教堂统一基督教世界的思路是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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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的。企业识别系统对内部员工强化公司意识和公司个性,对公众则达到了广告效应。设计应用于现代机构管理的一些具体方法,在有丰富设计顾问经验的沃利·奥林(Wally Olin)所著的《企业个性》(The Corporate Personality,1978)一书中有详细载述。

如果没有设计的帮助,公司的性质、机制和发展格局在人们的头脑中可能是不定型的,而通过企业识别系统,公司的个性无论是对公司员工还是对公众都明确化了。CI设计不仅应用于跨国界的公司管理,对于那些兼并和融资的大公司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举一个设计界经常援引的例子:伦敦交通公司(London Transport)的发展便极大地依赖了设计的帮助。伦敦交通公司成立于1933年,是一个由165家曾经完全独立的交通运输公司合并而成,其中73家已经由它的控股公司伦敦电动地铁公司(UERL)兼并,而剩下的92家要真正地融人新成立的公司,管理上存在极大的困难。当初UERL也曾为此大伤脑筋,最后依靠了爱德华·约翰逊(Edward Johnson)等设计师一系列的成功设计而将不同的公司统一到了旗下。新成立的伦敦交通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弗兰克·皮克(Frank Pick)对设计策略在商业及管理的意义上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新公司为了防止过去那些独立的公司的职员之间发生争端,必须树立起新的团体意识。合并前每个公司都有各自的公司意识,有自己的员工制服、标识、规则及工资制度等等,新公司于是以更强有力的识别系统取而代之,使每一个伦敦交通公司的员工都以自己和London Transport的关系为荣,而服从新的管理体系。新公司的一切都通过识别系统向员工和公众说明“这是伦敦交通运输公司的一部分”。如优雅的四季制服,地铁入口、公共汽车站、站牌、火车车厢等等,无不成功地突出了整体系统而非单个部分的存在。皮克的设计政策不仅使公司顺利地达到了合并统一,有效地管理了背景参差、为数众多的员工,而且成功地吸引了广大公众,使伦敦人乐于旅行,乘车的人次量远远高于过去163家公司的总和。伦敦运输公司的经验后来被许多集团公司参照。借鉴,为设计的经济管理角色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页。

2.3.4 设计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 2.3.4.1 设计与生产

生产是经济领域中最基本的活动。生产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生产成果都是生产要素。设计与生产的关系是设计与经济关系的具体化,是其关系最生动的体现之一。设计是生产的组成部分。工厂要开发新产品,第一步就是设计新产品,经过调查测试、艺术想象、局部技术更新、经济核算、生产试验、市场试销等,然后才进入批量生产。工厂要改良旧产品,首先需要设计。工具、设备、机械生产的第一步也是设计。此外,生产厂房的建设第一步仍是设计。做好这第一步,便为后面打下了基础,否则会影响后来的生产,如果中途再纠正、弥补,那就很被动,损失也就太大了。所以,设计师是生产者,设计活动是生产活动,而且是对整个生产举足轻重的生产活动。

设计为生产服务。设计首先为工厂建设服务;其次为产品的改良和创新服务;第三为提高生产效率与效益服务。具体来说包括:充分发挥生产人员、技术、设备、管理的优势,避免或弥补这些方面的不足;合理地使用质优价廉、能优化产品质量的原材料;在明确目标市场,战胜竞争对手与控制生产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等基础上改进与完善产品设计,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服务。

设计师要向生产人员学习。由于精力所限,很少有设计专家同时又是生产专家。但可以肯定地说:不精通比较先进的工厂,设计不出更先进的工厂;不精通先进的生产,设计不出先进的产品。如果不顾一切硬着头皮设计,也只具有设计探讨的价值,而不具有生产实施的价值。对于为生产设计的设计师而言,从学生时代就要开始接触各种工艺,如木工工艺、金属工艺、塑料工艺、印刷工艺,以及材料学、价值工程学、生产管理、经济核算等课题。且由于生产的门类纷纭复杂,生产的技术日新月异,生产管理也面临层出不穷的难题,因此设计师终身都有需要学习的新课题。于是向企业家、工程师、经济师和一般工人学习,就成为设计师的日常工作需要。

生产部门必须认识设计。生产系统的所有人员从企业家、工程师到一般工人,为了企业的强盛都应进行正确认识设计的教育,形成企业共识。在充分肯定设计是重要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调整好设计与生产的关系,发挥设计在生产中的先锋作用。以松下幸之助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家在50年代就指出:“今后是设计的时代”。松下幸之助的认识对日本经济的兴旺发达是有重大贡献的。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上海,当100位企业家被询问什么是工业设计时,居然有80位交了白卷。要改变这一落后的社会现象,设计界必须有组织地扩大社会的设计意识,并向政府呼吁,同时用设计成功的实际事例向社会证明:生产必须正确认识设计。

生产只有正确认识设计,才会充分支持设计。在设计的启动阶段,要把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变成可以生产的产品,或者把优秀设计成果变成产品的竞争力或附加值,这就需要人力、物力与时间的投入。这是创造的投入,也是风险投资。充分的支持可望得到丰硕的成果。在设计审定阶段,需要企业家、设计师、工程师以及经济师、营销专家、生产主管、社会行政主管等共同参与及协作,从各个方面的研究对设计方案予以客观的、科学的评价。在设计的实施阶段,即大批量的生产阶段,更是所有部门通力协作的投入。总之,设计必须拥有生产的支持才能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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