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集市变迁透视农村市场发展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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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庙会和集市的变迁及机制

就定州经验而言,今日华北之庙会和集市,究竟是传统的复兴还是变迁?如果有变迁,有哪些变迁,是什么层面上的变迁?这些变迁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关于传统庙会和集市的变迁问题,社会史的研究较多地从时间维度来看农村集市在数量、结构和交易方式上的差异。瑏瑧而对于社会学而言,重要的不在于今日农村集市比以往多了多少或少了多少,而在于如今的农村集市还是不是传统的集市,今日的集市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当前华北地区农村出现的集市繁荣和发展的现象,是否意味着传统农村市场体系已经或正在发生结构特征和功能特征的转变。农村庙会和集市的不断增多和频繁活动,究竟是量的变化还是市场转型?

判断传统农村集市是否发生了变迁或转型,关键并不在于考察集市的数量、规模和形式上的差异,而在于分析当下的农村集市与农村居民社会生活的关系、集市在乡村社会系统中的位置、结构特征和功能特征,以及农村集市在整个大市场体系中的地位。

目前,定州的多数农村集市市场虽然在形式上仍具有传统市集的一些特征,如定期开市、现场交易、摊位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等。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断定现在的农村市集仍是传统的、没有变迁或“转型迟滞”的市场。

首先,从集市与居民社会生活的关系角度看,今日之乡村庙会和集与城市里的早市、农贸市场已经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都是因日常生活之需要而产生、存在

和发展的。如今农村庙会和集市之所以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反映的是农村居民日常生活对市场的需求和依赖越来越大,也说明乡村生活的自给自足的程度在降低。乡村自给自足程度的降低不仅仅有结构性,更主要是选择性的。也就是说,农民之所以要依靠市场来满足生活需求,是因为市场更加便利、更加便宜,因而就不需要通过自己来生产了。譬如,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以往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家家户户都要自己做馒头和面条,如今随着家庭人口规模的缩小,很多人口较少的家庭更愿意从集市上去购买。

由此看来,华北农村集市的出现和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乡村生活方式的结构变迁。这一变迁显现出乡村社会是在运用传统方式建构起带有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生活方式趋于城镇化。

乡村集市的繁荣与发展,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乡村生产与生活的逐步分离,即生产和生活的市场化趋势都比传统乡土社会更为突出。农民的生产更多地面向市场,生活也更加依赖于市场。定州是粮食和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农户的生产越来越趋于专业化,即专门为市场而生产,因而在种植结构的决策上,农民考虑更多的是市场需求而非自足。而且,农产品也越来越多地通过专业性市场而非乡村集市输出到大市场。

如果说乡村集市的繁荣意味着乡村生活方式越来越趋于城镇化,那么,这一趋势为何在华北更加突出,在华北乡村集市的发展尤为显著呢?撇开制度大环境,华北平原的便利交通和良好农业基础,尤其是华北乡村的“街坊式”居住格局,更易于实现乡村生活方式的城镇化。由于村庄聚居的人口规模较大,村民居住格局与城镇街坊相似,这为乡村集市交易和居民生活方式城镇化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至于乡村集市为何选择定期市而非日常市呢?其实这一现象体现的是农民对传统智慧的动员和利用,而不是传统的简单复制。定期市通过乡村社会共同体的习俗化建构,解决了市场需求量与市场稳定性之间的均衡问题。一方面,目前乡村居民的生活并不需要每天都有集市,即市场需求量依然是有限的,如果每天都开市,市场的效率就会很低。另一方面,乡村居民又期望集市能照常进行。因此,采用定期庙会和逢日开集这一策略,实际上很好地解决了市场效率与市场稳定性的平衡问题。

其次,从集市在乡村社会系统中的位置的角度来看,今日乡村集市与传统集市的重要差别是,传统的庙会和集市多是村落或基层社区共同体操办和管理的地域性公共活动,市场或交换活动仅仅是嵌入于集体活动之中,市场交换的主体或集市主角是当地农民。而今日的庙会和集市,在最初恢复和形成时,会有基层组织参与推动和管理,而目前的集市市场已渐渐脱嵌于乡村社会和政治关系,构成相对独立的乡村市场系统。这一系统的主体或经营者和管理者不再是农民和基层组织,而是职业或半职业化的商贩和工商行政管理者。

在这一意义上,如今华北的农村集市较之传统已发生重要变迁,它既不同于施坚雅所概括的基层市场体系,也不是传统集市的再现,而成为乡村内部市场。所谓内部市场,也就是基于居住共同体产生新的内部需求而诱致和分离出的市场。内部市场显然是不发达的、不太成熟的市场,但它可能是乡村社会系统分化和发展的一个基本阶段。一部分农民正是通过这一内部市场从农业中分化出来,并通过这一阶梯渐渐地爬上外部大市场的舞台。

再次,从结构和功能特征的角度来看,传统庙会和集市具有综合性的社会功

能,特别是传统庙会,功能比较齐全,“就其最初的功能而言,主要是用于娱神,然后增加了娱人的和经济的功能”。传统庙会之于乡土社会而言,既是重要的宗教庆典节日,满足民众的信仰需求,同时又是民间社会大聚会和狂欢的日子,它不仅给人们带来信仰、娱乐和物品交换,更重要的是它在地域共同体的形成中发挥着认同建构及巩固的作用。

如今的华北庙会,有些虽仍保留宗教活动,但不容忽视的是庙会的宗教色彩正在渐渐褪去,信仰功能逐渐削弱,庙会和集市一样,正在朝着功能单一化方向演变,即主要充当市场交易的功能。

传统乡村庙会和集市的宗教及娱乐功能的衰退,反映的是民间信仰和民间组织在与主导意识形态和现代正式组织的竞争中,逐渐失去赖以存续的合法性及资源。由于庙会活动中的民间信仰,很容易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因而面临极大的合法性危机。同样,筹办庙会的民间组织也会面临合法性危机。一旦这些组织难以维持和存续下来,那种民间公共性活动也就不再有资源支撑。庙会的那些公共性功能也随之丧失,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意识形态和行政化管理。

或许,正是因为庙会和集市的功能转换,即朝着单一经济或市场交易功能方向的演变,使得如今的乡村集市在近些年来获得快速发展和繁荣,因为它舍弃了多种功能包袱,也绕过了那些功能实现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障碍,从而可以让其市场功能得以自由发展。

最后,从市场体系的分层角度看,当前华北的乡村集市可以说已发展成为整个市场体系的构成部分,只不过乡村集市处于整个体系的最底层。无论从市场经营者、消费者及商品与服务的特征来看,乡村集市都属于市场体系的低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