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谈“胡”与“狐”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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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通大义”①,然同书《李林甫传》则透露“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②。可见哥舒翰尚不能算作通晓汉文典籍的蕃人,对其影响较大者还应是其母体文化——突厥文化。由此而论,哥舒翰言谈举止特别是知识和思想来源,无疑与突厥文化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所引用谚语亦当更有可能来自突厥文化。

再看《突厥语大辞典》,这是公元11世纪由维吾尔族(亦即回鹘,属突厥异部)著名学者马赫穆德·喀什噶尔所编纂的一部突厥语辞书,综合反映了中世纪突厥语言、文字、种族、历史、生活、风俗乃至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天文、地理、医学、文艺等各个领域的丰富知识,可以說是关于突厥文化的一部百科全書。该书收录突厥谚语、格言达200余条,其中相当部分肯定超出喀喇汗朝时代,与早期突厥社会有着直接和密切的联系。如果“(野)狐向窟嚎,不祥”这句谚语属于此类且在唐代就已产生的话,那么作为突厥人哥舒翰必然耳熟能详,脱口而出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基于以上论证,特别是哥舒翰与“狐向窟嚎”拥有着同种文化渊源的事实,可以推论突厥民族中早就存在一种视“(野)狐向窟嗥”为“不祥”的文化理念。它与汉文古籍中“狐死首丘”之典异曲同工,然而源流不同,独立发展,属于另外一种狐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它一方面自然而然地为本族人哥舒翰所口头引用,另一方面则在突厥族内长期流传,并以文字形式保留在《突厥语大辞典》里。由于产生于笼统起来也可成为胡人的西部突厥人的社会里,这种狐文化也显示了一种 “狐”与“胡”的关系,但与诟“胡”为“狐”性质迥异,全无华夷歧视色彩。 第二个问题: 为何这句谚语激起安禄山大怒而哥舒翰浑然不觉呢?

依黄先生解释,这里存在着两方面的原因:就个人素质而言,哥舒翰多读汉籍,华化已深,宴会之际能够雅言酬对,而安禄山则家世贫贱,幼经流离,未尝学问,不解哥舒翰话语的本义;就文化背景而言,唐代社会可能存在着诟“胡”为“狐”的民族歧视现象,野狐之喻对安禄山刺激极大,而在哥舒翰则为失言。推究

①②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五,第5469页。

《旧唐书》卷一百六,李林甫传,第3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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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上述多为的论,对诟“胡”为“狐”这一现象的推论尤其真知灼见,不过其中仍有需要补正之处。

首先,断言哥舒翰“华化已深”恐为不妥。

先生以哥舒翰“尝居京师”、“好读《春秋左氏传》、《汉书》”而断言其“华化已深”。此两条例证均属信史,然不足以成为哥舒翰“华化已深”的充分条件。对其熟悉汉籍程度,前文已述及另有史料认为哥舒翰“不识文字”,或说并非通晓汉籍经典。至于哥舒翰“尝居京师”,从其经历时段算起来不足以熟悉中原社会,更不至于受其深刻影响。

两《唐书》叙述哥舒翰身世云,其“祖沮(为)左清道率,父道元(为)安西副都护,世居安西” ①;“(翰)少补效毂府果毅”② ;“年四十,遭父丧,三年客居京师”③。看来哥舒翰必是在安西出生、长大乃至行伍,直至四十岁才来长安客居三年。以其不赴父丧而“为长安尉不礼”,哥舒翰“慨然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④;“初事节度使王倕”, “后节度使王忠嗣补为衙将” ⑤;“天宝六载,擢授右武卫员外将军,充陇右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 “其冬,??代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 ⑥;八载,率朔方、河东军马十万攻打吐蕃石堡城,“不旬日而拔之,上录其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与一子五品官,赐物千匹、庄宅各一所,加摄御史大夫.十一载,加开府仪同三司”

。另按两《唐书》哥舒翰本传将其与安禄山发生冲突事件系于天宝十一载之后、

十二载之前,可见直到该事件发生哥舒翰在长安居住的时间不过是其发迹前的短短三年。这三年与其一生相比何其短促!通晓中原固有的典籍和制度已属难事,把握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潮流更属不易,至于深度华化就不遑其论了。

笔者认为,直至晚年出现在与安禄山发生冲突的京城酒宴上,哥舒翰仍旧大部甚至整个是突厥人的文化风貌。他虽能读《左传》、《汉书》,但功夫粗浅,只懂 ①②

《旧唐书》卷一百四,第 3211页。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五,第4569页。 ③

《旧唐书》卷一百四,第 3211-3212页。 ④

《旧唐书》卷一百四,第 3211-3212页。 ⑤

《旧唐书》卷一百四,第 3212页。 ⑥

《旧唐书》卷一百四,第 3212页。 ⑦

《旧唐书》卷一百四,第 3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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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否则不会被李林甫列为“不识文字”之类,从而不见得能用“狐死首丘”这一典故;虽曾在长安客居,但为时短促,未见得熟悉中原汉人歧视胡人的思维方式,因而与其说哥舒翰口出野狐之喻为失言,倒不如说他并不了解以“狐”诟“胡”的文化现象。

其次,安与哥舒对野狐之喻的态度不同反映了狐文化的性质演化和分布情况。 一条野狐谚语,哥舒翰脱口而出,而安禄山勃然大怒,直接原因是二人对于“狐”与“胡”关系的观感不同,而二人的观感则来自狐文化性质及在其社会的存在情况。如黄先生所指,唐朝社会里确实有诟“胡”性质的狐文化存在。正是由于这种狐文化的讥胡因素和地理差异,造成了安禄山与哥舒翰对“狐”与“胡”关系的感观不同,以致酿成冲突。

诟“胡”为“狐”是中原狐文化中的一种现象,与以 “狐”喻人、以“狐”讥人的风气直接相关;另一方面诟它又是具体时代的产物,主要存在于南北朝至隋唐,以民族关系为历史背景。关于这种文化现象的衍生背景和过程笔者另文专述,暂不赘言。在此拣选数则史料,借以印证诟“胡”为“狐”风气的实际存在。《启颜录》记述,在隋朝胡僧三藏法师的一场论辩法会上,一赵姓小儿开言即问:“昔野狐和尚自有经文,未审狐作阿阇黎出何典语?”后见胡僧以扇掩面思量答语,干脆直言嘲之:“团圆形如满月,不藏顾兔,翻掩雄狐。”“此僧既怒且惭,更无以应。”① 以“野狐”讽胡人,以“雄狐”刺胡男,其意甚为明白。《辨异志》又载,唐开元进士萧颖士因游灵昌而至胙县某地,“人多姓胡”,实为一胡人聚居之处。黄昏之际遇一红衫绿裙女子要求随行,萧呵斥曰:“死野狐,敢媚萧颖士!”住进旅店后,不料发现那女子正好是这家胡姓店主的女儿,为此尴尬不已。② 斥胡人为“死野狐”,恐是当时流行语言。还如《晋书》所录主簿氾称的奏疏云:“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③诟胡为狐之意,在此更为直截了当。汉人习惯诟“胡”为“狐”,毋庸置疑矣! ①②

《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八,诙谐四,赵小儿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4-601页。 《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二,谬误,萧颖士条,第1044-564页。 ③

《晋书》卷八十七,凉后主李士业传,台北中央研究院新校本,第2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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诟“胡”的风气以胡人内迁为前提,在以汉人为主流的社会而产生,而且有其具体的地理分布状况。河北一带,古属燕赵,向为汉人旧地,然而自北朝起先有五胡窜入,后有九姓移居,特别是有唐一代胡人愈多,胡风严重,故而成为民族矛盾的重灾区,诟“胡”风气一直浓厚。安禄山一生主要生活于范阳即今河北北部,对此风气切身感受数十年,不可谓不深。加上自身就是胡人,尤其作为唐朝时期汉人主要针对的粟特杂种胡,民族心理极其敏感。这正是安禄山闻“狐”即怒且勃然大怒的原因所在。与其相比,天山南北和河西走廊一带情况不同。应该说这一地区本属胡人家乡,到两汉和北朝时期才有汉人陆续以较大规模迁入。并且一直到隋唐时期,这里仍然以胡人为主要居民,包括突厥、羌、氐等土著和粟特、波斯等移民。在这个以胡族文化为主流的社会里,诟“胡”风气反倒不足以流行。即使民族之间有矛盾存在,但绝对不会采取诟“胡”为“狐”这种形式。这里也不乏狐文化存在,但又绝对与诟“胡”无关。这正是哥舒翰不怎么了解诟“胡”为“狐”现象,从而也不隐讳野狐之喻的文化背景。

再次,野狐之喻还可能蕴涵着更为丰富的文化情态。

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自有其丰富的特殊性。中原狐文化本与诟“胡”无关,只是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胡族大量迁入、民族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才衍生出诟“胡”为“狐”的风气。而这种诟“胡”风气在某一时代有其具体的地理分布特点,河北一带与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不同。具体到哥舒翰与安禄山的冲突事件上,更有意思的是西域狐文化也流入中原,与中原狐文化相碰撞。如果黄先生所言哥舒翰雅言应对也成事实,那么就有三种不同的狐文化(唐代“讥胡为狐”风气、远古“狐死首丘”典故、突厥“狐向窟嗥”谚语)交汇在同个宴会上,或说哥舒翰一人身上了。

在此之外,诟“胡”为“狐”具体是怎么产生的?否也有着自身的演化?它们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笔者似乎感觉到,在较早时期诟“胡”矛头主要针对北方五胡,但到后来则分明针对西域诸胡。这里面是否还隐藏着某些玄机?

总而言之,格致物理不懼深透,笔者相信从这里还能窥探到关于“狐”与“胡”更为丰富的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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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永连,男,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中外关系所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隋唐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通讯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西601号暨南大学新文科楼6楼(510632);电话:15989086201;电邮:tyll@jnu.edu.cn 。

【Summary】It is investigated for many times about the culture relation between “Fox” and “Hu”, who come from Xi Yu, and abundant history content has been announced to public. But, it’s necessary to study continuously. First, the byword “it’s bad for the fox growlling to his hole”, which cause a conflict between Geshu han and An lushan, isn’t from Chinese ancient works, but from Turkic culture. Second, it isn’t a large extent for Geshu han to turn Chinese. On the contrarily he didn’t know the custom of scolding “Hu” with the word of \and didn’t understand the allusion of “狐死首丘” too. Finally,it reflects that the \fox\culture has abundant circumstances on the nature and distributes for the feeling is entire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mans.

【Keywords】some persons who come from Xi Yu; Fox; Geshu han; the fox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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