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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他利用考古资料研究中国早期历
史，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是，由于方法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考古资料本身及当时工作的局限性，他在研究中也出现过一些错误，如支持中国文化西来说，甘青地区的考古分期也不准确等。不过，他晚年对自己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二、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初步发展（1921—1949）
关于中国考古学产生前后至1980年之前的发展，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1921—1931）
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并确立仰韶文化之后，各种考古活动日益活跃，与近代考古学相关联的考古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相继建立起来。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考古学研究室，马衡担任研究室主任。略晚，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科（研究院），李济受聘为该院的人类学讲师。1926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在北京合组“东方考古学协会”，后来中国学者陆续退出，该协会解体。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内设考古组，聘李济为组长（插图：李济）。作为中国政府的考古学研究机构，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史语所和考古组主持和引领了早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随后在北平地质调查所成立的新生代研究室，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新生代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主导了周口店的多次发掘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同时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中设立的考古组，也是当时开展田野考古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一时期中国境内的田野考古工作，除了前述安特生在河南、辽宁、甘肃、青海等地的调查和发掘，在其他地区也陆续开展起来。
任教于清华大学国学院的李济主持山西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并发掘了夏县西阴村遗址(1926年)，在晋南地区首次发现仰韶文化遗存。
1927年起，北平地质调查所开始在北京周口店遗址的进行连续的发掘，
这一工作先后由李捷、步林（B.Bohlin）、杨钟键、裴文中、贾兰坡等主持，发现了著名的北京人遗存。
1927-1928年，“东亚考古学协会”在大连地区先后发掘貔子窝（即单砣子）、高丽寨和牧羊城遗址。同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等地开展了以历史时期为主的田野考古工作。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董作宾到安阳殷墟发掘，这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开端。此后至1937年抗战爆发，共对殷墟进行了15次大规模发掘，工作先后由董作宾、李济、郭宝钧、梁思永和石璋玉等主持，发现了宫殿区和王陵区以及周边的近10处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遗址。（插图：安阳殷墟的发掘现场）。
同年，吴金鼎调查发现济南的城子崖遗址，并促成了1930和1931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两次发掘该遗址，并确立了龙山文化。
1930年，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来的梁思永加入史语所考古组，翌年春主持了安阳后冈遗址的第二次发掘。这次发掘最重要的成就是，结束了自安特生和李济以来在田野考古操作中采用地质学的水平层发掘方法，开启了按实际堆积情况划分文化层的新方法，从而标志着中国考古学渡过了他的诞生期，开始步入一个较为成熟的新阶段。（插图：后冈三叠层）
这一时期，疑古学派关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大行其道，原本言之凿凿的完整上古史，现在变得虚无缥缈。这一巨大变动引导着人们把探求一个真实的中国上古史寄希望于考古学，产生了从地下发现新史料来重建中国上古史的迫切要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才会在以上短短十年时间内成立这么多的考古研究机构和进行各种田野考古的尝试。才会有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样直白的名言，并且把他作为国家考古学术机构的宗旨。
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时间，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目前主要有
两种基本观点：一是如把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进而确立仰韶文化作为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①；二是把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次正式发掘安阳殷墟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把安特生发现和确立仰韶文化作为考古学开端比较符合中国考古学发展历史的实际。
（二）中国考古学的起步与初步发展(1931—1949)
安阳后冈“三叠层”辨识出来的仰韶、龙山和小屯商文化之年代关系，标志着中国田野考古开始走上了科学发展的轨道。之后短短几年，发掘工作延伸到黄河流域、长江下游和其他地区。而这一时期田野考古的主阵地当之无愧地属于北京周口店和安阳殷墟。
继1929年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骨化石之后，周口店发掘的新成果不断涌现，如北京人制作和使用的石器、用火遗迹的确认，更多的北京人化石的发现，山顶洞人及其文化的发现和确立等。这些重大成果在国际古人类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1937年夏天抗战爆发，前后连续进行了15次。其成果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早期人类的历史。（插图：周口店的发掘）
较之周口店，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在国内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殷墟前后也发掘了15次并持续到抗战爆发，中间除了受中原战争影响而停工的一年多，发掘工作基本连续进行。殷墟的发掘面积更大，动用的人力物力更多，不仅揭露出商王朝的宫殿区和王陵区及大片的祭祀遗存，而且出土了大量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珍贵遗物和有确切单位的甲骨文。就单个遗址的收获而言，迄今为止尚没有另外一个可以与殷墟相媲美的发现。同时，殷墟的发掘还培养出了一支业务精干、研究水平高超的专业队伍，从而使史语所和考古组因此而享誉中外。这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28名人文社科组院士中有3人来自殷墟发掘队伍可见一班(李济、梁思永
和董作宾)。从某种意义上说，殷墟的①李济：《华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别、分布和编年》，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夏鼐、王仲殊：《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严文明：《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65周年》，《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发掘和研究从整体上影响了早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走向、
这一时期城子崖发掘资料的公布和龙山文化的确立，以及史语所考古组在豫北、鲁东沿海、豫东皖北等地一系列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如大赉店（1932）、高井台子（1932）、刘庄（1933）、两城镇（1936）、造律台和黑堌堆（1936）等，不仅增加了大量新资料，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一个和殷墟商文化在年代和文化属性上更为接近的新时期。此外，还发掘了辛村（1932－1933）、山彪镇（1935）和琉璃阁（1935－1937）等重要的两周墓地。
除了史语所考古组主导的系列考古发掘之外，其他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也进行了广泛地田野考古工作。如北平研究院在河北易县燕下都燕国都城遗址的考古调查（1930）和陕西渭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以及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1933-1937）；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在余杭良渚的调查和发掘，开后来良渚文化考古的先河（1936）；
1937年之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东部大片国土沦陷，较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只有史语所考古组等单位在西南和西北地区进行了零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例如：吴金鼎等在云南苍洱地区的调查和发掘工作（1938－1940年）以及对四川彭山汉墓（1941）和成都王建墓（1943）的发掘；1942-1948年，史语所、中央博物院和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单位，对甘肃为主的西北地区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其内容既包括历史时期的城址、墓葬、寺庙，也涉及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遗存。特别是夏鼐追随着安特生的足迹，调查或试掘了一些当年安特生工作过的遗址，从而先是怀疑、后来由寺洼山和阳洼湾等遗址新的发掘资料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远古文化分期方面的错误。（插图：夏鼐在甘青地区考古）
部分日本学者持续在中国东北和其他地区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如大连地区营城子汉墓（1931）、羊头洼贝丘遗址（1933）、双砣子遗址（1934）、四平山积石冢（1941）、文家屯贝丘遗址和积石冢（1942）等；黑龙江地区上
京龙泉府遗址（19330、顾乡屯遗址（1933、1937）等，并且延伸到了华东、华北地区。出版了若干本考古调查和发掘报告。
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还表现在资料发表和研究方面。首先，史语所创立了《中国考古学报》（最初为创立于1929年的《安阳发掘报告》，出版4期后改为《田野考古报告》），专门刊发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和研究性论文。一些重要的田野考古资料还出版有专刊，如《城子崖》、《良渚》、《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等。其次，撰写出一批重要的早期研究成果，如梁思永对龙山文化的研究，刘燿对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关系的研究，吴金鼎对中国史前陶器的研究、李济对殷墟陶器和青铜器的研究，董作宾对殷墟甲骨文字的研究，夏鼐对甘青地
区早期文化年代的研究，苏秉琦对宝鸡斗鸡台周代墓地陶鬲的研究等。（插图：《田野考古报告》的封面）
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这一阶段的田野工作和考古研究，走过了中国考古学的最初阶段，其收获和成果是多方面的，究其要者主要有二：一是建立了中国考古学特别是以田野考古为代表的基本知识体系，探索并获得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知识积累；二是造就和培育了中国早期的考古学者队伍，为后来考古事业的发展起到奠基的作用。
三、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壮大（1950-1980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持续十余年的战乱局面终为和平所取代，客观上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而随着战后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展开，又为考古学的振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一时期，考古工作在经过短暂的恢复之后，逐渐进入了一个波浪式的发展阶段。
1．考古研究机构的完善和考古队伍的壮大
首先是考古研究机构的建立和逐渐完善。建国之初的1950年夏，立即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了考古研究所，由史语所留在大陆的专业人才梁思永和夏鼐主持所务，并于当年就奔走豫北开展田野考古工作。此后，又陆续在中国科学院建立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直属于国家文物局的中国文物研
究所（2007更名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各省和有条件的地市也陆续建立起自己的专业考古队伍，最初多在博物馆内设立考古部或文物工作队，多数后来独立为省市级的文物考古研究所。随着考古学的发展， 1979年以后，中央和地方相继成立了各级民间考古学术组织，即中国考古学会和各省市级的考古学会，为促进中国考古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次是人才培养。考古学是一个专业性和科学性都极强的专业，并且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动手能力。所以，非经专业学校的正规培养，自学成才的难度远大于其他专业。因此，在大学教育中创建考古专业关系到学科未来的发展。
中国大学中创立最早的考古专业有两个，即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51年）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2年）。由于海峡两岸长期对立，台湾大学培养的考古学人才对大陆的考古事业没有产生影响。1952年开始在北京大学连续举办的4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及同年成立的考古专业，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应急和后备人才，他们在相当长时间内担负着全国各地的考古重任，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考古事业发展的需要，1972年以来，教育部又陆续在多所综合性大学里设立了考古专业。如西北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等。有的高校还设置了文博和文物保护等专业。在20世纪80-90年代，每年经大学培养的考古专门人员约在100－150名之间。1979年以来，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