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东正教的特点及其对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塑造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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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普遍重视灵修方式。灵修现象起源于 4世纪,提倡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荒野、洞穴和断崖中进行修道。这种灵修生活,一方面,可以缅怀昔日的殉道者,使教徒保持着自我牺牲精神; 另一方面,可以在修道中通过祈祷以求社会和人的完善,培养教徒的群体意识。这种灵修主张通过在祈祷中呼唤神之名来达到“灵性之美的异象,心灵正在寻求向这种美接近的各种道路??这也是那照亮地上云游者之路的光。它号召超越现有生命的界限,改造现有生命”[6]190。信徒们希望能通过灵修,来达到最终的救赎。

(五) 圣像与圣徒崇拜传统。布尔加科夫曾指出,在笃信的东正教徒中,对画有主耶稣基督、圣母、天使和圣徒的圣像崇拜占有显著地位。圣像使人产生神的在场感。东正教对于圣像的崇拜是不同于天主教与新教的,天主教尽管也承认圣像崇拜,但并没有东正教那样普遍,而新教依然存在着对圣像进行破坏的传统,他们只保留了十字架,圣像崇拜往往被当成偶像崇拜而予以批判。对信徒来说,东正教的圣像画不仅具有审美意义,更具有象征意义。圣像画着重表现的不是脸面, 而是“面容”,通过圣像画的抽象性、轮廓性描写,来表述一种庄严与神圣。东正教还具有很深的圣徒崇拜特性,他们所崇拜的圣徒包括苦行型、圣愚型和先知型等。

总之,与作为基督教分支的其他宗教流派相比,俄罗斯东正教具有独特的理论特征。除上述特征外,东正教的特征还表现为它的多中心性,它对神人、末世论主题、宗教仪式的重视,它对“宗教象征主义和审美神秘主义的忠诚”[4]10等。

三、东正教对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塑造

任何一个思想家,无论他承认与否,时代是他思想的界限。他生存于思想中的时代,力图从时代中去把握时代中的思想。同样,任何一个思想家也离不开他

所存在的母体文化,这就是他的切身境遇,这种境遇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可选择性结果,对此只能是接受和承领,当然批判也是另一种层面上的接受与承领。东正教在俄罗斯有着独特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所逃脱不掉的母体文化。从总体上看,东正教从以下几个方面塑造了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

首先,东正教塑造了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使命意识。俄罗斯文化中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而这一使命意识又来自俄罗斯民族对自身使命的认知。无论是在平民与文化阶层,还是在俄罗斯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作品中,都有着强烈的终极意识、末世论意识和弥赛亚意识,都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终极的民族,是具有伟大历史使命的民族。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也表现在知识分子对自身历史使命的深切认知,果戈理、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和一切革命知识分子无不是向着远方,寻求天国真理与普遍拯救的朝圣者形象; 而且还表现在他们认为俄罗斯民族赋有对其他民族的救赎意识,从历代沙皇所深信的第三罗马到苏维埃时期所建立的第三国际无不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也正是这种使命意识,推动着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在对俄罗斯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探索过程中,进行大胆的探索与尝试,也正是由于这种大胆的探索与使命意识,使他们能找寻到并敢于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土化。

其次,东正教塑造了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神圣意识。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所建构的体系的神圣意识是与俄罗斯的东正教宗教传统直接相关的,正如叶夫多基莫夫所指出: “俄罗斯文化,就其渊源而言,是从一种独特的宗教泉源汲取营养的”[7],就连 18 世纪反教会的诸种思想潮流和 19 世纪 60 年代的虚无主义,也只有从东正 教这一独特源泉出发才能得到理解。东正教文化渗透既强化了俄罗斯民族意识,也促进了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并最终成为俄罗斯文化的自觉底色。俄罗斯文化中所具有的深深的苦难意识与“俄罗斯文学总是面向

受苦受难者”(索尔仁尼琴语) ,也是源于东正教,源于俄罗斯人对东正教精神的基本理解——走向十字架的基督是苦难的象征。这种对于宗教中苦难意识的重视,对于苦难的神圣化理解,既激励着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去探索俄罗斯的现代化出路,又使他们所建构的理论学说弥散着神圣意识。

第三,东正教塑造了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精神意识。俄罗斯民族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民族,而且是一个重精神性的民族。在东正教的影响下,俄罗斯文化形成了崇尚理想,崇尚自我牺牲与利他主义的精神,而这也构成了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精神性维度。在这种精神氛围中,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富于哲理思考,“思考哲理是俄罗斯民族的特点。俄国有无数男人喜欢提出哲学性质的问题: 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上帝,关于永恒的生命,关于恶和非正义,关于如何实现上帝之国”[8]。当然,这种富于哲理思考与俄罗斯阴郁的天气、皑皑的白雪和漫漫的长夜不无关系。也正是这种对精神性重视的文化传 统,使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没有仅停留于传统文化资源中,而是为俄罗斯去探索新的理论资源与可能路向。

第四,东正教塑造了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性格。与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俄罗斯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从事智力劳动与创造的人,如作家、艺术家、诗人、教授等,也不仅仅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社会批判者形象,他们是“由各社会阶级而形成的集团,他们是依观念而不是依共同的职业或经济的地位而结成的知识阶级”[9],他们是一群具有强烈实践关怀的群体。而以别尔嘉耶夫等为代表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则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形象的典型代表。在东正教文化的塑造下,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表现出了极强的自我牺牲精神、普济主义精神、罪感意识。俄罗斯知识分子认为自身在人民面前是有罪的,而为了实现对民众的救赎,他们把对平均主义的向往、对民众利益的渴求、为社会公正而斗争,作为压倒一切的“真理”。甚至在民众利益与真理发生冲突时,俄罗斯知识阶层常常是为了

“维护人民利益和社会公正,却因此而忽视了真理”[10],认为“如果真理的毁灭能够给民众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人们的生活将更加幸福美满,那么就让它作出牺牲”[11]。

总之,东正教对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形成及其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塑造功能。与此同时,也构成了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基本精神。作为在东正教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东正教是其不可回避的成长土壤,并构成了其自觉或不自觉的学说底色。东正教所强调的神人性原则、末世论观念、神秘主义信仰等,都对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独特世界观的形成与学说体系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奥尔森. 基督教神学思想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24.

[2]乐峰. 东正教形成初探[J]. 世界宗教研究,1983,(4) .

[3]弗洛罗夫斯基. 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1.

[4]赫克. 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M]. 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9.

[5]乐峰. 东正教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5.

[6]布尔加科夫. 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1.

[7]叶夫多基莫夫. 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M]. 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9: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