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迷雾:中共黄金大劫案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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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对方打招呼,连脸上也没显露出纹丝跟来人似曾相识的神情(这方面的观察对于一个 地下交通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可以排除对方是松江城厢人。

黑衫人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应该知道自己的运气未必那么好,能够一下子就撞到 刘志纯,所以,他应该是作好在松江待上一天以上才能跟杭州来客接上头的思想准备的 。如此,联系到刘志纯看到的其放在钱包里的那张薄簿的蓝纸,侦查员就认为他从城外 进入城厢后,可能已经在某家旅馆登记下榻了。蒋文增、胥德深在登上从杭州开往上海 的火车时,已经统一了下一步的调查思路:调查松江城里的旅馆。

回到松江,另两位侦查员徐立鼎、邬泓已经等急了。蒋文增遂将去杭州调查到的情 况和分析向徐、邬两人说了说,临末道: “不过我们先得有个思想准备,这桩活儿不 大好干,别说相隔了兵荒马乱的十八年了,就是太平年代的十八年,要想查到是否有人 下榻过还是—个大难题哩!不过,干我们这一行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付出 百倍的努力。”

于是,立刻着手行动。先把他们下榻那家旅馆的钱老板请来,跟他聊了一会儿,获 得以下情况:十八年前松江城里有五家旅社—一“汉源栈房”、“清福阁旅馆”、“邢 天华客栈”、 “九峰三泖旅社”和钱老板的这家已经开了三代的老牌“大福祥旅馆” ,后来,“汉源栈房”关了,就只剩下四家。去年松江解放后, “邢天华客栈”也关 闭了,目前就剩下三家了。侦查员向钱老板请教:那么,是否有可能查到十八年前的某 一天某旅客曾经下榻过哪一家旅社呢?

钱老板摇头: “可能性很小,你们到我这里来查的话,我们还保存着至少三十年 的旅客人住登记账本,其他店家就难说了。 ‘邢天华客栈’呢,肯定没了,因为他们 那天关门时,邀我去喝了散伙酒的,我亲眼看到邢老板吩咐伙计把一应账簿什么的都烧 掉了。”

蒋文增听说“大福祥”还保存着当年的账簿,就请钱老板把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 年的账簿拿出来,说要查一查。查下来的结果是:1931年12月2日、3日那两天,只有松 江本城的“富贵糕团店”的老板周德冲来订过一个房间。那是给谁订的?又是什么样的 人人住?账簿上都没有记录。侦查员请钱老板问了两个当年曾经在“大福祥”干的老伙 计,都说年月隔得太久,记不起了。那么,“富贵糕团店”是否还开着呢?钱老板说还 开着,老板周德冲也活得好好的,一顿能吃两大碗饭。那就去拜访这位周老板吧。

周老板还记得十八年前向“大福祥”汀房间之事,那是为了接待他的亲家,上海来 的“聚财绸缎行”账房先生刘羽定。刘账房现在在哪里呢?周老板回答: “他早就死 了,是十二年前因痨病不治而死的。”

侦查员寻思那人别就是跟刘志纯接头的黑衫人,于是就问周老板对方是什么模样。 周德冲的老婆拿来了照相簿,说那里面有账房先生的照片。一看,跟刘志纯所说的黑衫 交通员大相径庭。

这样,一家旅馆就排除了,剩下还有两家——“九峰三泖旅社”和“清福阁旅馆” ,次日侦查员登门调查。他们倒也像钱老板一样保留着账簿,不过,并未发挥作用,这

两家旅馆那几天生意清淡,并无客人上门。

如此,线索就断了!

四、就是这个老药工?

这时,第三组收到了市局“悬办”通过部队机要员捎来的工作情况通报。通报中说 了至目前为止各组的办案进度,第三组与另外两个组并列末位,这使蒋文增等四人顿感 脸面无光。不过,通报中也有对第三组有启发的经验介绍。承办?军统’、‘中统’迫 害民主人士系列案”的第五组的调查就有较大收获,该组的经验是:不厌其烦,向看似 无法调查的方向伸出调查触角。蒋文增看着似有所悟,对另外三人说我们手头这个案子 是否也存在这种“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呢?

四个侦查员议下来,觉得这个方向似乎是存在的:既然前面已经认定那个黑衫交通 员是事先就已经抵达松江城内的,很可能是入住了哪家旅馆,这已经没法调查下去了。 但是, “很可能”并非百分之百,还有一小部分是“不可能”。这个“不可能”中包 含着另一种可能性:黑衫交通员并未入住旅馆,而是借宿于松江城里的某户与其有亲友 关系的居民家里。

侦查员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论证,还真找不到理由一下子将其排除,于是就决定顺 着这个方向伸出触角开展调查。这就需要请松江城厢镇派出所协助了。不过那时开展此 类工作远比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便当得多:流动人口少;家家户户都有人待着;由于历史 原因形成的生活模式,街坊邻里间的关系几近透明,谁家来过什么客人请过几次客不但 户主一家记得清清楚楚,就是邻居也回忆得起来;最关键的一点是:派出所通过全镇各 街(并非如今所说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可以比较容易地向全镇各家居民查询。

侦查员跟派出所一联系,派出所当即通知各街居委会主任到所里参加紧急会议,所 长将要查摸的情况说了说: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12月3日,那天是入冬以来的第 一个结冰天,请大家或者开居民大会布置,或者通过各居民小组长下去,反正要求逐家 一一问到,看当时谁家来过亲戚朋友,是一个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中年男子。

布置下去后,全城立刻同时开始查摸。工作效率确实很高,也就不过一天半时间, 各街居委会的查摸结果就已经报给派出所了。可这结果却使侦查员大失所望,是清一色 的“没有查到”四个字。调查工作进行到这一步,四名侦查员纷纷摇头,可以用两个字 来表述:无语!

无语之后,蒋文增就说看来松江这里已经没啥线索可以调查的了,我们回上海吧, 过了春节再作计议。其余三个侦查员也无办法,只有点头赞同。这时,侦查员胥德深向 蒋文增请假,说这边的松江军分区司令部有他一个叫杜复明的山东老乡,是司令部的参 谋,他跟杜已经四五年没见过面了,想乘这个机会去看看对方。蒋文增说你怎么不早说 呢,去吧!

没想到,这一去,竟然获得了一条线索!

胥德深去军分区司令部后,立刻往众侦查员下榻的旅馆打了—个电话,说杜参谋请 蒋文增三位一起过去吃个便饭。盛情难却,蒋文增三人于是就去了军分区司令部。杜复 明是个热情豪爽的山东汉子,让伙房给炒了四个菜,买了两瓶白酒,请胥德深四人畅饮 。众人吃着,觉得菜肴炒得极好,赞不绝口。杜复明觉得很有面子,就唤出厨师老柏来 跟客人见面,说上次许司令(指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来松江视察,也是老柏 掌的勺,许司令也称赞了,还敬了老柏一杯酒呢。那年头讲究人人平等,侦查员于是就 请老柏入席一起吃。

席间闲谈时,杜复明问起胥德深等此次来松江出差的事由,胥德深说是调查一桩十 八年前的案子,费了好大劲还是没有头绪。这时,一旁的老柏忽然开口了: “我知道 那年头松江这边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哩,不知道你们调查过没有?”话一出口,四 个侦查员的眼睛立时齐崭崭地盯着老柏,静候厨师往下说。

老柏是邻县金山县人氏,早年去上海学烹饪,1930年学艺满师后,放单飞的第一个 码头就是松江,应新开的“富春楼”之邀当了大厨。当时,松江的一些国民党党政军头 面人物都喜欢来“富春楼”请客应酬,有时在衙门或者驻地设宴请客,就把老柏请去掌 勺。松江城里的“松(江)金(山)青(浦)中心保安团”司令部,乃是松江各衙门中 请客最多的一个。老柏去的次数多了,就跟保安团司令部的那班人混熟了,对那里的情 况也了解了一些。其中一点是,保安团司令部经常要举行军事会议,召集分驻于金山、 青浦的军官来开会。那时保安团只有团长有一辆自备小车,不可能用来接送,这些军官 来来往往就只能乘坐每天只有一班的轮船或者公交车。交通如此不便,当天肯定是无法 返回各自驻地的,这样他们的住宿就成了问题:由于保密原因,事先不能向旅馆订房间 ;而临时借宿吧,经常难以保证足够的床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安团司令部向“江 苏省保安总部”(当时上海郊区诸县属江苏省)请示后,在司令部内设立了一家有五十 张床位的招待所。

招待所对内营业,其服务对象首先是来松江出差的保安团军人,有时床铺有空闲, 也接受社会旅客,但必须有保安团连长以上熟人介绍并要取得一名营级军官的签名担保 方可入住,当然是收取费用的。对于外地旅客来说,人住保安团招待所有一点显而易见 的好处,那就是不必如同入住其他社会旅舍那样睡到半夜三更会被人唤醒了查这个问那 个,也不用担心把行李翻得乱七八糟,其中贵重物品有时甚至还会不翼而飞。因此,能 够人住保安团司令部招待所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由于有严格条件,能够人住的人也 不多。而知道保安团内部招待所可以入住非保安团军人的,那就更是微乎其微了。这可 能也是侦查员之前调查时没人提到此处的原因。

蒋文增、徐立鼎等四名侦查员闻讯大喜,盯着老柏问那个内部招待所十八年前是哪 个在负责管理,那人还在不在。老柏掰着指头算了算: “十八年前??那就是民国二 十年,那时我还没离开松江,记得那年的12月31日,我还被保安团司令部叫去替他们掌 勺烧了四桌菜迎新年哩,当晚我就住在他们那个招待所里了。对了,那个负责的人姓顾 ,是青浦人,名字好像叫‘三才’。”

“那么,这个顾三才现在在哪里呢?”

这个,老柏就说不上来了,因为他第二年就离开松江,再没跟保安团的人打过交道

。不过,既然有名字,可能还是查得到的。侦查员当下就取消了返沪的主意,当晚聚在 旅馆房间里商量应该去哪里调查顾三才。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向松江专区公安处打听。

次日,侦查员去了专区公安处。问下来,关于保安团的档案现在都堆在库房里。于 是就去翻阅,意外发现档案堆里竟然还保存着保安团司令部内部招待所七年来(1930年 至1937年)的全部住宿人员登记资料。于是,马上翻查民国二十年12月初那几天的住宿 人员记录。这就比查阅社会旅馆的登记簿方便多了,因为要找的目标——黑衫人并非军 人,只要盯着非军人旅客就行了。查下来,发现那年12月1日至5日那几天中,入住的非 军人旅客一共只有三个:一个姓张,是南汇县周浦镇上的酱园老板,另一个是张老板的 太太,两人是来松江访友的,入住保安团招待所的担保人是保安团副团长厉友光;另一 个来自上海,名叫梁壁纯,其担保人是保安团营长郭洪顺。梁壁纯于12月1日中午入住 ,至12月4日清晨离开。

这个名叫梁壁纯的上海来客引起了侦查员的兴趣,于是查看附在登记簿上的郭洪顺 出具的担保函。这个郭营长看来是上过私塾的,小楷写得还看得上眼,内容是,被担保 人梁壁纯系其族叔郭北昌所开的“祥德源国药号”的店员,前来松江向“余天成中药堂 ”联系采购中成药。档案显示,郭洪顺系保安团第一营营长,江苏省金山县人氏,1933 年因贪污被解职,去向不明。

这样,要查明梁壁纯是不是那个地下交通员,只有找郭洪顺的族叔、中药店老板郭 北昌了。当天下午,四名侦查员就登上火车返沪。回到市局,先去向“悬办”领导汇报 了办案情况。杨家俊主任说同志们辛苦了,马上要过年了,本来应该好好休息几天,放 松一下,但现在看来不行,你们几位还得继续辛苦,因为这案子北京已经来电催问过调 查进展了。

其实,领导不说,蒋文增等人也不打算休息。第三组的工作进度落后于其他组,他 们心里已经很不安了。况且,既然有线索,还是早一天去查清楚,免得夜长梦多。

于是.2月16日除夕上午,侦查员胥德深、邬泓去了上海市卫生局,调查到“祥德 源国药号”是1909年10月15日经法租界公董局获准开业的一家两开间中药店,老板名叫 孔钟声,店址在金神父路119号。1923年,孔钟声将该店盘给江苏省金山县人郭北昌。 1941年9月,郭北昌因病去世,10月,“祥德源国药号”向法租界公董局申请注销获准 ,于10月23日正式歇业。

离开了卫生局,胥德深、邬泓心有不甘,商议干脆去一趟那家中药店铺的原址,向 那里的商家打听一下,指望能撞到好运。于是前往已经改名为瑞金路的那条原法租界内 的马路,可是,毕竟那么些年过去了,时过境迁,连门牌也已经重新编制过了。一番打 听后找到“祥德源国药号”的原址,现在是一家鞋帽店,不管老板、账房、店员,竟然 谁也没听说过“祥德源国药号”。两人不死心,再向马路对面弄堂的年长居民打听,说 以前有过中药店,后来关门歇业了。那么听说过有一个叫梁壁纯的店员吗?一连问了三 个居民都摇头,最后问到了一个六旬老翁,这才得到肯定的答复:有一个店员梁先生, 说话带上海郊区口音,叫什么不清楚。这位梁先生药工技艺了得, “外堂”(指在店 堂按方抓药)、“内堂”(指在里面炮制处理中药材,乃是一项专门技术)都是一把好 手,是那家中药店本事最好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