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8 由潘晓的信引发的关于人生观问题的讨论更新完毕开始阅读7c3fb47a31b765ce05081434
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前言：卢跃刚 新闻媒体作为“公器”始于1980
采访/李公明
《新周刊》:你能否先谈谈1980年代中国新闻界总的思想特征与精神状态？
卢跃刚:1980年代社会思潮波涛汹涌，其标志是三次大争论。第一次是“潘晓讨论”，第二次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第三次是“姓?资?姓?社?大讨论”。三个争论表面上分别是伦理问题、哲学问题、改革目标的争论，本质上是政治争论，争论的形态基本是“左”、“右”之争。这股社会思潮的背后，是20世纪中国第二次“西学东渐”，即学术界以“新启蒙”为特征的“理论新潮”，展开了所谓的“文化反思”。这是处于政治旋涡中的新闻界的社会坐标。1980年代中国新闻界的主题词是“启蒙社会”、“推进改革”，意识形态主要是反左，其精神特征是一些编辑、记者相当自觉地反省假、大、空宣传对社会对国家对人心的危害，相对独立地进行新闻判断，并逐渐向“新闻职业化”、“新闻本位化”转型，以推动社会进步。
《新周刊》:当时有一些全国反响的重大报道凸显了传媒在引发、推动中国社会思潮方面的作用，请你谈谈当时的具体情况。
卢跃刚:新闻媒体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器”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潘晓讨论”(也叫“人生观大讨论”)可以说最典型，它由《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两大报纸跟进，持续时间近半年。“潘晓”是当时两个青年名字拼合而成的名字，潘晓那封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伦理命题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惶惑长信，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5月号上。那时的《中国青年》发行量398万份，至少有1500万人读。《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当时的发行量分别是220万和240万，分别有1000万以上的读者，绝大多数是青年。数千万青年被卷进一场涉及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大讨论，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不为过。应该说，19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潘晓讨论”的思想史价值被远远低估了，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两个：一、挑开了问题；二、培育了1980年代的青年精英队伍。“潘晓讨论”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闻媒体面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危机作出的反应。
潘晓来信
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编辑同志：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念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的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还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的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的第一页。日记本用完了，我又把它抄在第二个本上。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啊。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后来我偶然看到一本过去出的小册子《为谁活着，怎样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开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对人生的看法：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种献身的激情中，在日记里大段大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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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也常常隐隐感到一种痛苦，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而后愈演愈烈。我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苟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备检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轻人整日污言秽语，打扑克、抽烟；小姨下乡时我去送行，人们一个个掩面哭泣，捶胸顿足……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我很矛盾。但当时我还小，我还不能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况且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学会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里。可是，后来就不行了。生活的打击向我扑来。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真是当头挨了一棒，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借助几个好同学的力量，给街道办事处写信，得到了同情，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那时候，我仍然存在着对真善美的向往，也许家庭的不幸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我现在已经踏上了生活，生活还是充满诱惑力的，她在向我招手。 但是，我又一次失望了。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有人说，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只有在爱情里才能获得生命的支持力。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尽管我在外面受到打击，但我有爱情，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我躺倒了，两天两夜不吃不睡。我愤怒，我烦躁，我心理堵塞得象爆炸一样。人生啊，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你向我展示的奥秘难道就是这样！？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茅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黑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脑海翻腾，仿佛在我脖子上套着绳索，逼我立即选择。
我求助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希望从那里得到安慰和解答，但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慢慢地，我平静了，冷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人毕竟都是人啊！谁也逃不脱它本身的规律，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 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抚、平复创伤的名言。我也是人。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合理的人，就象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样我也挣工资，我也计较奖金，我也学会了奉承，学会了说假话……做着这些时，我内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尔的话，内心又平静了。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象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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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也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编辑同志，我在非常苦恼的情况下给你们写了这封信，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潘晓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1980年第4期
回忆潘晓——“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
文革过后的1980年。一代中国青年从狂热盲目，转向苦闷迷茫。这不是什么青春期的忧郁，而是在社会巨变中的追问和求索。正如当时的北岛在诗中所呼号的：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明白这一点，才会理解，为什么“潘晓”一封诉说内心苦闷的来信，会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共振。
评论
潘晓的一声呐喊，如空谷足音，在迷茫的心灵中引发了巨大的回声，它形成的是一场集体的心灵反叛，是对那个尚未完全逝去的、对人的尊严视而不见的时代的彻底反叛！它曾让当年的千百万青年为它哭为它笑为它激动为它争辩为它深思；也让千百万今天的中年频频回首没齿不忘……有人说它掀开了八十年代中国的扉页，是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象征；还有人干脆说它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真正的思想启蒙；它曾一度被作为思想教育工作的成功范例广为宣传，也曾险些被当作“精神污染”的糟糕典型进行清算；它是中国期刊史上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传奇，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阕回声不断的绝唱……
读了《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一种关注之情油然而生。我已经很少再去回忆自己的过去，不愿意去想那些坎坷和痛苦，而潘晓的信竟引起了我如此巨大的共鸣，好象过去的，模糊的“我”突然导常清晰地、不带任何伪装地站在了自己的面前！其实，何止是我，众多的青年不都是可以从潘晓的人生历程中找到一点自己的影子吗？我作为一名基层团干部，十年来目睹了社会的变迁和它对青年们的影响。错误路线虽然纠正了，但它给人们留下的创伤却是深刻的。生活中一系列问题迫使青年们不能不重新思索：“人生”到底意味着什么？有理想的青年在失望后徘徊；随大流的青年也在无聊中琢磨。大家都在想。区别只在于：有的人是主动地，自主地探索，有的人是被动的、自在的思忖。有谁能脱离生活的现实而投入世外桃源呢？这场讨论深深地搅动了青年人的心。
潘晓，还记得这个名字吗？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那个23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在1980之夏引发了全国范围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这样大规模的讨论，再也不会有了，潘晓是一个符号，他属于那个年代。”时任《中国青年》总编辑的关志豪24年之后说，当年“杂志的发行量达到了369万份”。 6万人看完文章以后给她写信，但“潘晓”并不是一个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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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像触电似的，在“潘晓”式的苦闷和疑惑中“发现了自我”。如果说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的重大转变，那么1980年这场讨论则标志着中国人人生态度的转折。
这是一场朴素的，自发的，产生于民间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像前者那样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酝酿，具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和高深理论。这场讨论，正因为其情绪化的诉说，才将人们压抑已久的自然人性迸发出来。
“潘晓”回忆——带着伤痛的思考
为了追述这段历史，记者拿着一些旧资料和照片，找到了当年的责任编辑，现于复旦大学人口所任教的马笑冬。她攥着拳头回想，一些模糊的东西渐渐清晰起来……
潘晓讨论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1980年的中国，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社会充满了困惑，旧的意识形态仍然占着统治地位，但它已经受到了怀疑和挑战。例如，当时有些青年穿起了喇叭裤，社会上议论纷纷，说这是学西方的颓废派。有些单位就在大门口设了岗，见谁穿就把裤腿剪掉。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个人的事情政府和社会是不可以干涉的，小到穿衣，中到夫妻打架、离异，大到就业、离职，全都有人管。
编辑部发现青年中有很多苦闷，于是走进学校、工厂、街道开了不少座谈会。在—次座谈会上，青年们说了许多心里话，一半以上的与会者都哭了。他们最大的苦恼是政府宣传的价值观念和现实生活距离太远；政府宣传忘我的精神和大公无私，但生活中人人都为自己着想；政府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前途远大，但现实却是琐碎的、日复一日的平淡无味的生活。 我注意到了黄晓菊。她心志很高，可是初中毕业就被分配进了工厂；她相信爱情的纯洁坚贞，但遇到的却是背信弃义的人；她相信工人是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但发现他们只是庸庸碌碌的、整天为柴米油盐忙活的普通人。她非常失望，于是喊出了：“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就是这句话，后来成了人生观大讨论的标题。
另外一个编辑马丽珍发现了一个男青年，叫潘，他当时是北京经济学院的学生，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有过家庭不幸，造成了他心灵上的创伤。他身体不好，在大学里和大家又不合群，比较孤僻，甚至还自杀过。
我们向潘和黄晓菊约稿，将两篇来稿修改拼合，两个人的名字各取一个字，“潘晓”就这么诞生了。
原来的两篇文章都很长，我集中了他们的精华，也保留了他们的感情色彩。比如，黄晓菊说，生活的磨难使她明白了一个真理：“任何人，无论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也都成为必然的了。”这话说得真是绝妙，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用正统的意识形态是解释不了的。
今天来看，当年这场讨论是在文革后开始的一场“思想启蒙”。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尊重人，关怀人的社会空间。
文章发表后，读者来信铺天盖地，电话不断。人们写信批评她的观点，但没有人怀疑潘晓的率真与坦诚，这个虚构人物的命运牵动了亿万人的心。邮局离我们杂志社走5分多钟就到了，过去邮递员背着个绿邮包给社里送信。潘晓讨论开始后不久，邮局的人就用大邮袋了，再后来每天都用“蹦蹦车”来拉。读者送给潘晓的礼物纷至沓来，要专门腾出地方放。
更有意思的是，有不少青年打电话、甚至到社里来说自己就是潘晓，说信中的经历和想法和自己一模一样。办公室里三天两头可见自费从不同省份来到杂志社诉说感想的读者。当时杂志社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运作了，社里从各编辑室调集了一些骨干，又把过去五层一个堆放东西的大办公室腾出来，还临时雇了两个读者中的积极分子初选讨论的稿子。这种轰动效应，是社里任何一个人也没有想到的。 有一天，胡乔木的办公室忽然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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