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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我的学术之路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隆重仪式，聘任蜚声海内外的中国学者邓正来教授为我校的名誉教授。（掌声）出席今天晚上聘任仪式的有：校长龙宗智教授、（掌声）行政法学院法理教研室赵明教授、（掌声）法理教研室张永和教授。（掌声）另外，出席今晚仪式的还有学校部分老师及主要部门的几位主要领导，他们是人事处处长姚荣茂教授、（掌声）科研处处长但彦铮教授、（掌声）行政法学院副院长王学辉教授、（掌声）政治学院副院长曾繁跃教授、管理学院的黄顺康教授、（掌声）法理专业的刘颖老师和刘文会老师，等等。（掌声）最后，出席今晚仪式的更有担任我校名誉教授的邓正来先生，（掌声）还有邓先生的夫人唐向荣女士。（掌声） 邓正来教授本来就是我校名誉校友。（笑声）邓先生1978年开始就读于四川外语学院，但是实际上主要是在我们西南政法学院听课。（笑声）1982年邓先生就读于北京外交学院，师从我国著名的老一辈国际法学家李浩培教授。邓先生现为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法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中国学术评论》主编。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邓先生始终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邓先生以其独创的研究路径、深邃的思想力量和丰富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按张文显教授的归纳，邓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邓先生致力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组织、策划、独立翻译大量的学术著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前沿性理论宝库。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邓先生组织、策划并担任总审校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文库”，其中包括我们大家十分熟悉的美国哈佛大学博登海默教授的《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在我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邓先生当之无愧地成为近20年来我国西学译介工作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掌声）第二个方面，邓先生出于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的忧虑，致力于建立必要的学术规范，以形成良好的学术传统，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和《中国书评》，传承学术文明、创新学术传统、严肃学术规范，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开学术自律与学术批评之新风。第三个方面，邓先生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具有独创性研究，其中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关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理念的研究影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在法学领域，邓先生的研究主要是法哲学、西方法学传统、民主、宪政、人权，在具体研究方向上，他以其学贯中西的理论素养及学术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观点，开辟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也引发了法学研究的逻辑性转换。第四个方面，邓先生培养了一批国内外崭露头角的学术新秀。长期以来，邓先生不是任何一所大学的教授，却一年四季有众多来自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的青年学人来向邓先生学习。他根据孔夫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给每个人制订了学习方案，经常在自己家里举办学术沙龙，以苏格拉底式的方法教书育人，使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者在学术上不断进步并茁壮成长。（掌声）邓先生著述很多，影响广泛，为许多学科的学术群体所认同，他以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翻译家等多种身份活跃在学术舞台上。在北大天网搜索引擎上，如果输入“邓正来”三个字，一共会显示出6897篇文档，这也印证了邓先生的一句话：“我不求做一流的学者，但求做一流的学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先生在青年学生中有着超凡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邓先生可以称得上是影响整个中国的学者。（掌声）如今为我们的热情和真诚所感动，邓先生同意受聘为西南政法大学的名誉教授，这是我们学校的荣幸，必将大大提高我校的学术声誉。下面请龙校长给邓先生颁发聘书。（掌声） 龙宗智： 根据校长办公会议2004年3月3日的决定，决定聘请邓正来教授为西南政法大学的名誉教授。这是聘书（将聘书展开，交给邓正来教授）。（掌声）我解释两句，名誉教授是我校最高的荣誉。大家知道，我们去年聘请了一位名誉教授，就是我们的校友、著名的梁慧星教授。现在全校只有两位名誉教授，就是梁慧星教授和邓正来教授，这是我们学校最高的学术荣誉。我们学校现有名誉教授、讲座教授、客座教授、兼职教授等，名誉教授授予有最高学术、人品和威望的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虽然是名誉教授，但并不是挂名教授，大家知道梁慧星教授就是我们兼职博导，带了博士生，还每年到我们这里上课。邓正来教授成为我们名誉教授以后也要给我们指导学生，当然怎样指导，甚至带一些学生，要尊重邓老师的意见。他每年有一定时间到学校，来给我们的学生授课、做讲座。刚才子堂副校长说了，这是我们学校的光荣，确实如此。
这里还要发表些感想。大家知道我不是搞理论法学的，也不是思想家，所以对于邓正来教授这种博大精深的学问，确实只能谈点皮毛。但是我们也有些特殊的渊源，因为我们两人都是78级的，曾经在这个校园共同生活，开始还在一栋楼，共同生活（台下一位学生大声说道：有没有打架？），没有打架。（笑声）原因，我估计是邓教授和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时候（打架）他肯定是缩边边。我呢，因为身体不太好，也不敢往前冲。（笑声）确实我们渊源比较深，特别是78级，他自己都介绍他是（西南政法大学）11班班长。邓教授确实对西政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和学术的交流。特别是我们(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梁治平教授、贺卫方教授、夏勇教授，还有我们的蒋庆教授等，都和邓正来教授有很深的情谊和学术上的交流。邓正来教授是非常有内涵的一位学者、一位大家，这不是恭维。我记得我们，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早一点学习法学的学生和学者，受西方法学影响最深的，也许就是他所翻译的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可能在座的同学也受这本书影响很深，他对西方法学特别是统一法理学的整体性介绍，当时让我们开了窍。还有，邓正来教授这些年，像刚才子堂教授介绍的，有很多学术的特点，一是学贯中西，对国外非常熟悉，对中国研究也很深。二是翻译和原创性结果结合，特别是近些年，开始的时候可能翻译多一些，现在自己涌出来的学术成果不断呈献给大家，
有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有对国外学者的评析、介绍，分析非常到位。三是我最近看他的一本书，没有看完，有些章节读了，他为了写这本书，五年闭关搞学术，在五年内安心做学问，拒绝一切邀请和个人诱惑，就关在房子里面做学问，我肯定做不到，也很少有学者做得到，这是一种真正的学术的精神。要我来介绍，确实只能介绍一些皮毛，还是由邓正来教授自己来介绍他的一些学术体会和思想吧。谢谢大家。（掌声） 付子堂： 下面由邓先生做一个简短的就职演说。（笑声）邓先生讲完以后，由其他几位老师做一个简短的发言，或者做一个评论。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向邓先生请教，可以写在纸条上递上来，由邓先生有选择性地做一些解答。下面由邓先生给我们发表题目叫“我的学术之路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的就职演讲。（掌声） 邓正来： 演讲不敢当，做一个汇报吧。主席，（笑声）各位同道们，同学们，尊敬的宗智兄（笑声）和子堂兄，大家晚上好！（掌声）我感到非常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参加这样一个晚会。首先我要感谢贵校把如此之高的荣誉给了我，我感谢你们，为什么呢？我刚才坐在下面想，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们大家知道，名誉教授这样一种褒奖通常是一所大学给予一位身份极高或权位极重的人士的一份大荣誉。然而贵校却把这个荣誉给了我这么一个极其普通的读书人，由此可见贵校以及贵校主事的诸位，对知识的尊重，对学问的尊重。去年我非常荣幸地能够成为吉林大学的教授。现在，我出于同样的理由，为自己能够成为贵校的一员而感到骄傲。（掌声）第二个原因，贵校把这么高的荣誉给我，肯定不只是对我过去所做的学术工作的承认，在我看来，更是对于今后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我喜欢这样的要求。因为这种要求就是我所谓的知识激励，而且这种要求与我对知识的爱是完全相符合的。第三个更重要的原因，我要感谢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是四川外语学院78级的学生，我的母校是四川外语学院。但大家不知道，我也是西南政法学院78级的学生。记得当年，我们两个学校的同学一起住在东山大楼里，每天都在东山大楼的工场场地上借着工场的灯光进行晨读。每周三，敲着碗，拿着肉票，到一个工棚去打勺子面。（笑声）我们在一起读书，一起学习，在一个球场上打球、踢球，当然我们也一起打了一场全国闻名的架。（笑声）记得两年前，西南政法大学78级的一些朋友在北京聚会，他们不仅邀请了我参加，还正式任命我为11班的班长。（笑声、掌声）因此，在我的学术生涯当中，西南政法大学也是我的母校。（掌声）正是在这所母校的培育和帮助下，在西南78级的同学帮助下，我在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考上了法学的硕士研究生。现在，母校给了我一个机会，帮助我实现了一个很大的心愿，正式皈依母校。为此，真的谢谢你们！（掌声）
为了对母校表示感谢，我想把我这二十多年走过的学术道路向你们做一个汇报，也简单谈谈我今后所要走的学术道路。记得我刚走上学术道路的时候，始终问自己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我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学术道路？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以后，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他的学术道路一定是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个人学术的研究水平将取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水平取决于某个学者的研究水平，而是意味着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在他的学术研究道路中必须直面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这个整体状况，他有义务、有责任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他自己的贡献。大家知道，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很多问题，我个人认为，除了一些外部因素以外，至少有三个问题我们必须去面对：第一个问题，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类型，在中国的发展是相当晚近的一件事情。而且在它发展的过程当中，诸位知道， 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和挫折。然而社会科学这种知识类型，在西方社会却已然发展了数百年。我们想要了解社会科学在人类历史上的发展进程，想要了解社会科学这种知识类型在它的发展当中的种种问题和各种理论，我们必须去翻译已有的经典和与我们同样的人在这个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梁任公当年说：今日之中国欲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梁任公的观点，尽管我依凭的理据与他不尽相同。我认为知识是没有国界的，中国社会科学要取得真正的发展，就必须对已有的社会科学成果进行翻译。第二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要取得真正的发展，就必须建立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传统，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没有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传统，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往何处去发展我们的社会科学，去提出什么样的社会科学理论。没有我们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研究是否有效的研究或者是否是应当加以激励的研究，我们同样不可能知道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我们甚至不可能知道我们现在做的研究还是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第三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要取得真正的发展，除了上面两个问题以外，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通过我们自己的知识实践活动，去丰富和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在可能的情况下，去丰富和提升人类的社会科学。
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这样一种认识也就决定了我自己所要走的学术道路。这就是二十多年来我所走过的三条互相补充的、并行发展的学术道路：第一条道路，就是学术翻译的道路，而我更愿意称为研究性翻译。告诉诸位，在中国，还没有名师、大师指点你们的情况下，认真地翻译一两部著作，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阅读经典的方式。通过这样的努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些著作当中，这些大师的思想当中，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提出问题的假设是什么，问题解决的方法是什么，结论解答的过程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些大师在文字背后最基本的、对知识的那种热爱。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在1987年翻译、出版了博登海默的《法理学》，这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我还翻译了人类学家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著名的宪政学家亨金所写的《民主、宪政、对外事务》、著名政治学家米勒的《市场社会主义》。我主编、主译了至今最权威的《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我还翻译了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三卷本、《哈耶克论文集》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这样一些著作。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了什么叫学问。与此同时，我还审校了一大批非常重要的著作，包括：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格丽特·米德的《代沟》、著名的社会学家怀特所写的《街角社会》、
著名的社会哲学大师布迪厄所写的《反思社会学理论》、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吉尔平的《世界变革中的政治与军事》、著名的汉学家金永义先生和许倬云先生他们的著作。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道路，但也是一个非常愉悦的阅读，尽管很寂寞。我的第二条学术道路，主要是围绕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这个问题展开的。无论是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传统，还是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关键之所在，在于它们必须是出自于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自觉，它们必须是我们和你们、学者们共同建构的。它不能来自于任何上层和外部的因素。基于这个认识，我在1992年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为了倡导严肃学术批评，创办并主编了《中国书评》。而后在2002年又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评论》。这三份刊物都是学界自己的刊物，是学界在民间在当代中国的最典型代表。我的第三条学术道路，就是我个人的知识领域和研究的道路。从论题上看，主要是这么三个论题：第一个是我在1992年写《建构中国市民社会》这篇论文的时候，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理论所做的研究。这个理论的核心在于对此前以国家为本位的各种分析框架进行批判，由此建构出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么一个分析框架。第二个领域，是从1994年随着《中国书评》的创办，而提出的学术规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理论。这个理论的要害在于，它强调知识生产领域同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必须明确地界分开来。知识生产必须根据它自身的逻辑，而不能采用经济的逻辑、政治的逻辑和日常生活的逻辑。第三个论题，是我从1995年起至今所做的，对西方社会从休谟到哈耶克这么一个自由主义脉络的清理和研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翻译了大概220万字哈耶克的著作，撰写了大概60万字的论文。这60万字的论文就是八篇论文，在这八年当中，我每年写了一篇，每篇都是在六万五千字以上。所有这三个领域的研究，都是围绕我自己的一个问题而展开的。这个理论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作为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我们所在社会秩序的形构及其正当性的问题。我在这三个论题当中，发表了《国家与社会》、《研究与反思》、《自由与秩序》以及新近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规则·秩序·无知》这几本论著，大体上表达了我在这个阶段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学术界在回顾20世纪90年代社会科学三大运动的时候，即90年代早期的市民社会运动、90年代中期的中国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90年代后半期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运动，他们都认为我是“始作俑者”。其实，我是不是“始作俑者”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自己的学术道路，就像我前面分析的一样，是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本人确实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确确实实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是我们所高兴的事。
以上就是我想要给大家汇报的这二十多年我所走过的学术道路。我的学术道路还会继续走下去，因为我还会活着，中国社会科学还会发展，宗智兄和子堂兄交给我的任务还很多。对于今后的学术道路，我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汇报。在学术翻译的领域，我正在翻译大家知道的罗斯科·庞德，前哈佛法学院院长的《法理学》五卷本。第一卷已经翻完，在我来之前已经杀青，估计在一两个月内一定能与大家见面。另外，我正在主编《全球化学术译丛》，欢迎大家参加。第二方面，关于学术评价体系领域。大家知道，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到今天已经十年，取得了很多的进展，我当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倡导的匿名评审制度已经为国内所有的学术刊物所采纳。注释体例、参考文献体例也得到大家的承认。但是，我认为它只是第一阶段，我们必须迈向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的第二阶段。在这个第二阶段，它的核心就是要对中国当下由职称制度、由出版体制、由知识基金制度等等其他与学术相关的制度构成的这座庞大的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如果我们不进行这样的批判，我们的知识垃圾会越出越多。（掌声）为此，我正在创办一本大型的学术刊物《中国学术评论》，很快就与你们见面。这本刊物的宗旨就是严肃学术书评和对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在我个人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三项任务。第一项任务是我要继续完成我对哈耶克理论的批判。我用了八年的时间，写了八年的作业，目的就是为了对哈耶克理论进行批判做一个前提性的准备工作。第二项任务，我开始从康德到罗尔斯这么一条自由主义的脉络进行一个新的清理工作，时间也是八年。如果这项工作还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我将用另外的五年去研究从黑格尔到查理斯·泰勒的理论。第三个方面，我要从全球化结构下的中国法学这个论题进行研究。在我看来，这个命题有可能超越意识形态的障碍，超越现代性和后现代争论的问题，我正在阅读这方面大量的著作。所有的这些努力还是围绕着我自己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社会秩序的形构及其正当性的问题。当然，我必须强调一点，我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正式成为大学体制当中的一员了，当然我对这个体制依旧保持着高度的批判态度。我也必须承认，作为一名大学的教授，他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进行教学工作，这对我来说，是极其严峻的挑战。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为我在网上开设了一个“正来学堂”，欢迎大家去访问。在我的学堂里，我的教学理念只有一条，就是：知识面前，我们是平等的。我们都是学友，没有老师和同学之分，任何人都可以去。宗智兄去和你们去是一样的，是一个纯学术的、非常好的论坛，让我们成为更亲密的学者，在一起学习、讨论。我现在已经感到自己回到了母校。我有理由相信，在母校的包容和激励下，在你们的监督下，我会把我自己的学术道路走得更好。同样，我也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将在学术上做得更好。但是，诸位，无论是个人的学术发展，一所大学的学术发展，还是一个国家的学术发展，在我看来，关键就是四个字：平实、持恒。因此，希望诸位和我一起，用平实的心态和持恒的努力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这样崇高和伟大的使命。（掌声）请允许我再次谢谢你们，谢谢！（掌声）
付子堂： 非常感谢邓先生简短的演讲。因为今晚这个活动同时也属于西南法学论坛，因此我们按照论坛的规则来操作，但也不完全按照坛规进行。下面，我们请赵明教授做一个简短的评论，大家欢迎！(掌声)
赵明 ： 非常荣幸，我们的西南法学论坛能有邓正来先生的加盟。但是，我们的坛规在不变动其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可能要有所调整。因为邓老师今天晚上发表的是他的就职演说，主要向我们回顾、介绍他自身将学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
的理由，以及他这些年来所走过的实实在在的学术道路。至于他本人的学术主张和理论观点，并没有在这个地方向大家做具体汇报。所以，我们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对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按照我们的坛规来操作。邓先生今晚对他自己学术道路的回顾，让我想起了孔子的一些话。我想套用孔子的几句话来做个评论。我想大家都读过《论语》，开篇是“学而”章，有三句话，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然后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最后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觉得这三句话很好地概括了邓先生对学术人生的选择、治学的态度，尤其是他这些年来耐着寂寞，不为人知，仍然平实而持恒地进行学术研究的精神。（掌声）当然，今天他已为我们大家所知，他确实是个学术上的君子，这是总体上的。就学术本身而言，我想起孔子在教训他的弟子时的另外一个说法，其实也是邓先生今晚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孔子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是孔子对他弟子们的告诫，我想也是我们任何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所应该遵循的。学术和其他的，像邓先生所说的，什么经济的生产方式、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等等不太一样，知识的生产有它自己的“道”，这个“道”尤其需要有君子的那种品格、那种风范，才能够加以守护。否则的话，学术就不太像是学术了，很可能大批量生产出学术垃圾。（掌声）八年来，邓先生在翻译哈耶克的同时，也对哈耶克进行一个前批判研究的准备工作。八年只写了八篇论文，校长在这里，如果按照我们学校现今的规则，一年只写一篇文章，邓先生能拿多少钱？邓先生得到的报酬可能是很低的。当然，你说按照字数计算也不少，他一篇就是六万五千字以上。但我想这个君子儒和小人儒的区别，对于我们守住学术的“道”，更重要。（掌声）数字化的管理，在知识生产的领域，应该尽量少一点。（笑声、掌声）第三个方面，我想起孔子的说法，（笑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古代（孔子之前）的学者们从事学术的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成就自己，历练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忙忙慌慌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效益，要为别人服务。我想邓先生首先是一种为己之学，如果守不住自己，那种所谓的为别人服务的为人之学，它可靠吗？你敢相信它吗？这是我对邓先生介绍的一个感悟。最后，孔子还说了这样一句话（笑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邓先生也讲了，我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确实路还远着呢！无论是建构我们中国的学术体系，还是要去丰富和发展整个人类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殿堂，一个关键——得靠我们人自己，靠我们学者的那种担当精神，这需要高度的“为学”的自觉意识。其实这已经把孔子那句话非常简单化地理解了。但是如果我们能从这么一个简单的层面，非常浅的层面来要求自己的话，我想，我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就一定会如邓先生所期望的那样，朝着一条健康的道路前进。最后我祝愿邓先生的学问人生，在我们广大同学对知识、对学问、对思想的那种热忱的烘托之下，再铸辉煌。谢谢！（掌声） 付子堂 ：
谢谢赵明教授，下面请张永和教授发言。同时同学们可以准备一些问题，待会向邓先生请教。欢迎张老师。（掌声） 张永和 ： 邓老师从北京回到重庆，他说是17年以来第一次回来。从邓老师下火车到现在，48小时不到，我有幸零距离地和邓老师接触，（笑声）也与邓老师进行了非常细腻的交谈。在这过程中间，邓老师讲了很多他的故事，最深的感受就三个字——“好心情”。邓老师刚才讲了他的学术生涯，三位老师也做了评价，以及邓老师有关他的“平实”和“持恒”的格言，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他这种好心情的基础上。当然在交谈过程中间，我更加惊讶的是，他在接受吉林大学的邀请时所提出的条件中的其中一项，就注定他一生中都是这种好心情。这个条件是什么呢？这个条件就是他不参加学校有关活动。（掌声）据我们所知，在中国1949年以后，（笑声）第一个成功达成这种条件、实现这种要求的就是邓正来。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当时准备让他北上，他说可以，条件之一就是不参加政治学习，这个在当时当然不行，所以他没有去成。我们邓老师实现这个愿望了。邓老师在这个地方希望得到的是一个“好心情”。这个“好心情”就是他纯粹、专心、自由地研究。他说他不愿意在吉林大学担任任何带“长”的职务，同时也不参加任何学术评价，比如说学术委员会，也不参加，其他人当不当教授、副教授与我无关。这种心情我们有吗？如果没有这种心情，你怎么做学问？（掌声）邓老师这样一说，我发现我的心情特别地“坏”。（笑声）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好心情”。我们想，邓老师这种“好心情”怎么来的呢？托尔斯泰当年在他的农场里面，每天早上起来就坐在他的小木椅上，慢慢削着鹅毛笔，仆人把咖啡端过来，喝完就开始写他的《战争与和平》。但是邓老师好像不是这种情况。他14岁就当童工，他不是贵族，一直当到22岁，考入四川外语学院。但是他所盼望的，他自己做到了。而邓老师的这样一种“好心情”，我总觉得应该是每一个学人应该做到的。没有这种“好心情”的人，我认为还不是一种真正的学者。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但愿我们自认为学者的人和邓老师一样，每天都有“好心情”。谢谢大家。（掌声） 付子堂： 下面请龙宗智教授做一个评论。（掌声） 龙宗智： 听到一个好的讲座，总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甚至有一种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所以主动要求发言。其实邓正来教授给我们做的讲座，可能是我们学校近两年来时间最短的一个讲座，而且并没有介绍多少自己的学术观点。但仍然能使我们感触到一种学术大家的思想风范与学术路径。我有三点感想：第一点，一个做学问的人，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我们在座的，有学习法学的，也有学习政治、经济、新闻、外语、管理等学科的，我们进行学习与研究的时候，不应当受到具体知识领域的局限，应当在社会科学至少是中国社会科学总体的知识背景之下研究我们面对的具体问题。因此，应当有一种宏观的、开阔的视野，应当关注问题后面的东西并且不断地追问，从而成为一个思想家。第二点，是我们应该有一种准确、敏锐的问题意识，包括善于捕捉最有意义的问题，而且对问题做准确的把握。邓正来教授在学术历史上的三大关注点：一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问题，推动市民社会的运动；二是对学术研究的反思以及学术规范的确立；三是中国的自由主义问题。这几个问题，邓教授是“始作俑者”，而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近年来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有些人提出“假问题”，然后制造“假学问”，为真正的学人所摒弃。做学问就必须准确地把握重大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