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邓正来：我的学术之路更新完毕开始阅读7ef7e06348d7c1c708a1459d
但是思想是在30岁以前就已经成熟了，已经定了，而且那个时候写的作品，比如说他的《实理公法全书》就是后来的那个《大同书》的定本。所以钱钟书先生在编定康有为著作时把这两种《大同书》（一种就是《实理公法全书》，一种就是康有为去世（1927年）八年以后的1935年才完全出版《大同书》）编到一起，称做两种《大同书》。钱钟书先生是有他的用途的。这些东西同样也可以在经验当中找到应证，对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样一个作家，我们不能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常人的这样一个意识上来看待。所以我是反对柏拉图思想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早、中、晚的分期，这个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因为你的对象搞错了。对于我们来说你分成早、中、晚期，我也一样反对，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早、中期可分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就不成熟，到老了仍然是不成熟，我们始终就没有找到路。这两者是一致的，对人的思想做这样的一种划分是不可以。古谚云：“人看其早，马看其爪。”马一生下来就定型了，提起来一看就知道是劣马还是良马；你这个人也是，“三岁看小，七岁看老”，我可以看出你的未来。所以逻辑上可以证明它，我们回到经验当中同样可以讨论和证明这一点，对于早、中、晚的这种思想分期是没有意义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实际上浓缩了柏拉图全部的文本的主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就在这个地方叫停，停止朗读）这是他另外一个轮回的讨论的开始。那么这个主题是什么？就是公正、正义问题！提到公正时，说“你确实道出了一种高尚的区别”，高尚与神相关。《法律篇》开篇提到神，《理想国》结尾提到神。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先删诗，后对诗又逐渐肯定，乃至到第十卷柏拉图自己也像诗人一样讲述一个神话。柏拉图的主题之一确实是哲人与诗人之争，这牵涉到真理的传达表达如何可能，而这又涉及立法。问题是人根据谁立法，立法权归谁。人？神？或者《理想国》中的哲学王？立法权归谁，柏拉图之前的智者派已经提出过。另外梭伦立法对西方影响深远，而梭伦以阿波罗的神谕立法。但不管立法权归神（不管是哪一代神）还是归人，都要追求公正、正义。这是大家都认可的。
讨论地点在路上，从城邦到宙斯山洞的路上。从大家都认可的地方开始，而且这与第一代神相关。第一代神最少人化的色彩。中间又提到在“高大的树木”下休息，这是西塞罗高度注意的细节。“高大的树木”象征大自然、大宇宙。西方哲学正是以大自然为反思对象而起步的。大自然最纯粹，可从中发现秩序。本段定下主题，即人神关系、公正、正义等问题。其他均没定下来，需要接下来讨论。柏拉图晚年把一生思考的所有重要问题都已在此挑出，而其他地方没挑明。相关问题浓缩于此，重新加以讨论,而且问题非常明确，不仅是柏拉图个人的问题。《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是教训人的导师形象，而在《法律篇》苏格拉底则退场。发生的场地、时间等细节很重要。讨论为什么发生在城邦之外？ 王恒：
《法律篇》苏格拉底退场，这与《法律篇》的讨论对象有关。老年人较顽固，不易改变。而《理想国》主要针对年轻人，具有可塑性，可以通过教育改变。 朱学平：
这三个人具有代表性，而且全是老人。他们分别来自雅典、斯巴达、克里特，这是保存最好的三个城邦。 王恒：
讨论需要旗鼓相当的参照。相对于理想国，雅典不好，斯巴达的政体却更接近于理想国。但在现实中，雅典比斯巴达更好。另外需注意提到的是那些神。《理想国》开篇提到的猎神腾狄斯。打猎时人与动物是不对等的，强者他有复杂的等级秩序在那里。人杀死动物是理所当然的，是不存在什么不正义的问题，因此他这里对色拉叙马霍斯谈到的不正义是指按照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的力量差距，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强者的利益是人与人之间的强者，不是在人与动物之间，但是《理想国》开篇提到的猎神腾狄斯，后来观察到的问题引起细节的注意是在卡夫卡的《审判》中注意到这个问题。《审判》第九章，一个画家——他是跟法律有关系的。画家画了一幅正义女神，后来K就发现那个不像正义女神，正义女神应该手持天平站得稳稳的，可是这个正义女神的身体已经歪了。画家在它面前添了两笔，看起来就更不像正义女神，而像胜利女神。胜利女神是否意味着强者就是正当的？后来K又观察了一下，好像又不是胜利女神，更像狩猎女神，因此后来李猛说真正的狩猎女神才让我们感觉真正恐怖的：她只是将箭瞄着你，让你感觉不安全的状态，至于什么时候射出来还不清楚。因此在这里我感觉《理想国》同样以神开端可能与理想国中讨论正义有关，他讨论正义不是以悲剧而是以喜剧的方式开始的。理想国最佳的政体不能实现，在我们看来可能是人类的悲剧。按施特劳斯学派的解读告诉我们，理想国只能以喜剧的态度而不能以悲剧态度去读，不能把最佳政体（哲人王的统治）不能实现看做是人类的悲剧。正因为它不能实现，人类的政治应按反讽式去看的，政治有其存在的边界。理想国的主题就是给政治和哲学的关系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哲学与政治你都不要超越自己的范围。《法律篇》对神的探讨显然和《理想国》的开篇不一样，在于《理想国》是对年轻人说的，而且是有哲学潜质的人，因此要告诫无论是格劳孔还是阿达曼托斯不要想着去人间实现哲人王，真正的哲学王是存在于言辞中，只能在意识中实现的而不能在人行动中实现的。但是《法律篇》不是讨论最佳政体，那是在《理想国》或《政治家》中讨论的，它讨论的是现实的政体，因此哲学就不那么重要了，因此苏格拉底没有出场。因此宗教和神的位置就重要得多。即使对它质疑也不能像《理想国》中的那种喜剧态度了。我觉得《法律篇》不是以喜剧性语言或喜剧性的风格写出来的，没有什么喜剧性或轻佻性的话，因此可以看出柏拉图对最佳政体、对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中这两本书反映了喜剧和悲剧不同的立场的。因此都是以神为开头，但是他对神的处理是不一样的。《法律篇》中的神的位置更重要了。《法律篇》是柏拉图最虔诚的著作。
另外一点，书中提到克里特的立法者弥诺斯，但是斯巴达的立法者他提到的是阿波罗，但是后来的如卢梭和马基雅维
利都提到古代的立法者中，雅典的都提梭伦，斯巴达的莱克古士，但是为何他这里不提莱克古士？克里特的都提弥诺斯，为什么不提吕库古而提阿波罗呢？阿波罗在这里是比较含混的，他恰好是界于第一代神和第二代神之间的，出现在神谱里面，被称为宙斯的儿子，因此在这里作为宙斯之外提到的另一个神，一方面，告诉我们第一代神可能是不可挽回的，阿波罗即使再出现也以第二代神的特征出现，已经有人的形象，尽管他仍是有太阳等这些自然的特征，同时阿波罗神与他在古代的身份有关，当时与政治或者法律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看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对酒神和日神的描述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这里提月神而不提其他的神可能与立法的问题有关。古代的立法与月神有关，而酒神恰好是通过立法的秩序。而苏格拉底在《斐多篇》里也提到要作一首歌献给日神。没有谈喝酒的问题，音乐是清醒的理性的象征，苏格拉底最后没有走到酒神那里去，他回到日神既是向奥林匹亚诸神的妥协，而又反映了他的坚定的立场。这就是后来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的解释。在这里我们注意到，日神开篇就提到但后来马上又转到对饮酒的讨论，酒神虽然没有明确出现，但是后来还是对酒神高度的赞美。这里谈到了酒神与两个老人的关系，如果不喝点酒就没法精神焕发，传统就没法改变，但是我觉得，可能在处理《理想国》法律篇的主题时，他这里是谈论奴隶法问题，不是谈统治问题。统治，是哲人王的问题，而立法，是涉及现实的城邦问题，因此就涉及哲人离开理想中的城邦，在现实中的城邦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苏格拉底在《斐多篇》的最后（《斐多篇》是苏格拉底临终前的名著），表面上他是以阿波罗开头的，不是以酒神而沉醉，但是在这里他是强调悲剧与喜剧的激活才能算是真正的哲学，哲学揭示到生活中可能要统治的政治和法律必须融合悲剧和喜剧的因素，才能保证大家的和谐和稳定，大家都太清醒了，这个社会可能会觉得没法统治；大家都沉醉了，这个社会也就没法统治了，因此在真正考察政治和哲学之后，他说哲学是悲剧和喜剧的综合，那是针对政治说的话，政治生活有些如果太严肃了，可能会让大多数人受不了；如果太沉醉了，可能就会像阿尔基比亚德那样，就会不切实际地发动西西里的远征，在这里，阿波罗的清醒是和后来的剧情是有关系的，这里的剧情，大家注意到开头，据我所知在对话里提到了树木和阴凉，在那个《斐德诺篇》里面，是一段比较清醒的对话。而既然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和政治中，它必然是以欲望和激情作为根基的，但这种根基必然要给它定一个很好的方向，但是你不能取消欲望和激情，就在理想的城邦中，这是个纯粹理性的城邦，所以《理想国》第五卷里面讨论共产主义的问题。
但是在开篇的句子中，我觉得还有几个问题值得讨论，这联系西塞罗对柏拉图的模仿，他是在真正政治因素上对柏拉图的模仿。
青年苏格拉底缺乏一种哲学的机智与克制。哲学王、理想国从言辞进入现实，应该采取什么方式？理想国从言辞进入现实肯定不能太直接。哲学面对政治时太沉醉、太清醒都不行。太清醒、太直接，否则如尼采所说，蛋和蛋壳都碎了。 赵明：
我觉得王恒仍然没有摆脱所谓柏拉图的思想分期的观点，所以才在《理想国》与《法律篇》的讨论中才会有这番宏论。我们为何不这样考虑：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出现了，但在《法篇》中出现了清醒的理智的，这是苏格拉底接近的品质，在这里开始引出阿波罗，后来又不讨论他，因为现在不是哲人的建构了。另外，我们应该考虑到整个《理想国》要建立一种纯粹的标准，而不是理想国能否在实践中实现的问题。而是要把这种标准建立起来。哲学是反思，这样，在反思我们现实当中的城邦的所有政体法律问题时我们才有一个尺度，而《理想国》就是要建立一个尺度。苏格拉底作为哲人的代表，把这样的标准建立起来之后就没必要再出现了，如果出现也只能变成一个教导者。我们很多人是不可能让他自己带上去的。所以《法篇》没有幼稚地把《理想国》中的东西打乱。《理想国》中奴隶也要受些教育，要回忆，知识是自己上辈子的东西，是我启发给你的，是你自己建立起的，不是我硬塞给你的，没有强制性。到了这里让它自由地释放，教导者就要退出。柏拉图的思想当中这个标准已经确立，神圣不可动摇。《法篇》讨论的是经验问题不是讨论统治者的问题，不是哲学王而是立法者的问题。正因为《理想国》中建立了标准，现在只是按照那个标准尺度去建立的问题，所以就不存在所谓柏拉图到了晚年那个实现不了，没办法才提出《法篇》那个第二等好的方案，我们永远不可能接近尺度本身，达到标准。这就是“镜子理论”，我们用镜子能照出我们的不干净、污垢，但我们永远接近不了镜子本身。镜子就是镜子，如果我们把脸贴在镜子上，不会看得更清楚，只会漆黑一片。你硬闯进去既打碎镜子，也只能伤害你自己，镜子本身也要受到伤害。镜子正因为不可接近，是理想的东西，你一接近，它的现实性就丧失了，它的尺度的意义标准就丧失了。所以根本就不是所谓现实当中实现不了理想国，所以就来《法篇》中第二等好的。柏拉图也许认为，在这种标准下、这种理性之光照耀下，你最好的地步也只能达到“法治”的状态，再往前走就连标准本身也要伤害。这是我解读柏拉图的一个核心的观点。你最好只能到此了，再往前就连标准都要破坏了。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根本没有作出什么贡献，就是抄袭他老师的，不过他最读懂了他的老师了。他用另外一种语言，一种文体把《法篇》中的思想给表述了一下，仅此而已。所以我才是彻底摆脱了柏拉图的早中晚的分期的说法。我感觉王恒还没有摆脱。
至于你提到的神，猎神跟强者，我觉得很有道理，有可能。但是至于港口，苏格拉底的死也和那个港口有关。那个港口有它的重要意义。《理想国》中提到了的港口。苏格拉底的死刑要等出海的人回来，否则是对神的不敬。最后没有等到回来就杀了。所以《理想国》确实有哀悼的语调，但是一旦建立起来了就没有必要再提了，所以西方法治真正的源头绝对是柏拉图。没有什么柏拉图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向。凡是提到法治，亚里士多德一定不提到他的老师，而批他老师一定提到柏拉图。“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真正的含义应该是“我爱我的老师体现在我爱真理上面”，而不是一个转折的问题，这才符合这句话的真正意义，所以并不是批判他的老师。这更符合希腊哲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