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民族融合与融合文化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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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的场所,列孔庙与宗庙为四时之祭。她还祭唐尧于平阳,祭虞舜广宁,祭周文于洛阳,大兴尊儒崇圣之风,又封孔子二十七代孙孔乘为崇圣大夫。乡间党里,各选德高望重老者为教授,对百姓不分良贱也不分种族,都教之以三纲五常,已成为一种制度。实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目的,以协三才和宁万方。至此可说是经术弥显,学业大盛,朝野上下一片尊孔崇圣的气氛。儒学已是北魏国家重要的意识形态,浸入鲜卑人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他们在这极其浓厚的文化环境中,洗脑的洗脑,换血的换血,无形之中都洗心革面,成为民族融合的强大的动力。

二、农佛交织 推动融合

尊儒崇圣,经学为先之外,改牧从农和佛教的发展,也是促使北魏民族融合极重要因素。中国的农业历史十分久远,始于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相传原于神农氏。历经数千年的发展,精耕细作和品种的培植,种植的种类非常之多,土地成了人们安生立命之本。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女织,自力自强,居安思危,丰年则储,荒年直给,生活安定,乐天知足。且形成了一种被称之为崇尚礼仪的农耕文明。这是人类社会由采集狩猎和游牧的一次伟大的飞跃,也是产生君主专政制度的土壤,或称做是产生君主专政制温床。

鲜卑人游牧为业,逐水草而行,居无定处,生产受生态的左右,骤兴骤衰,生活清苦自不必言,每遇暴风雪和干旱天灾,便难以应对。他们在南迁中与汉人接触,十分羡慕汉人的生活。特别是他们的首领,更看上这产生君主专政体制的土壤,梦想登上皇位过过皇帝的日子。道武帝拓跋珪进入中原,建立北魏定都平城后,首要问题是劝课农桑。在这里“劝”和“课”是同意字,都是督促发展之意,也就是千方百计发展农业生产。并实行“离散部落,分土定居”政策。也就是解散鲜卑族原有部落,令他们在指定地区住下成为编户,分给土地让他们耕种,令其改牧从农,放弃游牧从事农业。由于战争的破坏,北方大量土地荒芜。除离散部落改牧从农之外,他还采取了移民的政策,大量的移民。如登国元年(391年),他迁山胡业易等3000家于马邑;皇始元年(396年),他迁广宁太守刘沆泥整个部落于平城;天兴元年(398年),迁后燕中山和山东六州民吏和高丽杂夷百工伎巧36 万于平城;同年迁盛乐拓跋游牧10 余万人,于平城周围;天兴二年(399年 ),又迁高车30 余部70000人于平城。有人做了统计,光道武帝在位其间,迁移各地大量人口于平城周围,充实荒芜的土地,营造农耕文明环境。加上明元帝和太武帝两帝,迁至平城的各族民众有150余万之多。这种大量移民现象世上罕见,迁来的民众除百工伎巧外,其余都实行“计口授田”,也就是按人口分给土地,令他们都从事农业生产。到献文帝即位后,冯太后临朝称制,她便采取“解除禁田,改牧从农”办法,让牧民都种地,更有效地推进地农业文明,促使鲜卑氏族社会向着封建社会发展。

游牧之众的鲜卑人,进入中原后,一些王公贵胄皇亲国戚等上层人士,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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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胜利者自居,到处圈地划野为牧场。有的面积千顷,有的包容山泽,大批农田被占,好多的村庄被毁,称做禁田。意思是不准百姓再来耕种,有来耕种者便乱箭射死。这样一来便致使流民四起。无以数计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不是打家劫舍,便是啸聚山林反抗,激化民族矛盾。尽管从道武帝到文成帝四帝,都在“劝课农桑”,都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但因这圈禁田的人,不是皇亲国戚、朝中原老重臣,便是功勋显赫的将帅。对他们不是惹不起,便是有意宽容,网开一面未加过问,使这圈地划野为禁田之风愈演愈烈。因此在献文帝接位后,冯太后临朝称制时,各地流民暴乱起义之事便此起彼伏,威协着国家的安全。不解决这禁田问题,就没有好日子过。况且冯太后胸怀大志,是个敢作敢为的女性。她先是派出使臣巡行州县进行调查,了解圈禁田的具体情况,然后便颁发诏命,令圈地划野者退出耕地,责令牧守令长招还流民回归本土务农。在全国范围内解除禁田。但这事遭到皇亲国戚和献文帝的强烈反对,她不得不狠下决心逼献文帝禅位,罢黜诛杀那些皇亲国戚和反对她的大臣,继续解除禁田。并给不少的牧民分配土地,使其放弃牧业从事农业。但最彻底的改牧从农是太和十年(485年),冯太后和皇孙孝文帝实施的均田制。西晋之后中原丧乱,土地高度集中,坞壁遍地。这些坞壁主都是豪强富户,又称宗主督户。他们不只控制着坞壁和大量的土地,也拥有大批武装起来的奴隶和佃户,可称是一个个的独立王国。既隐丁漏口逃瞒租税,又与朝廷争民争利,还威协着社会和国家的安全。因此冯太后和皇孙将土地全部收归国有,一律分给的百姓耕种,史称均田。这均田就是均田地之不均,均贫富之不均,亦即自由之不均。不分种族也不论贵贱,实行登记户口,按人头授给耕地。男子年15 以上者,授粮田40 亩,桑田20 亩,女子授粮田20亩,桑田10亩。无桑之地授给麻田。奴隶与常人一样也给分田。这就不只使原来的耕者有了自己的田地,也让牧民分到了自己的土地,大批的奴隶和佃户从富豪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都有了自由。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社会,男布于田垄,女勤于织绩,使北魏由农牧混杂,彻底转变成为一个农耕文明社会。

这均田是中国史无前例一场伟大的土地革命,一次农牧产业的大组合,一种民族融合巨大的推动力。从此进入中原之地的少数民族,全面进入农耕文明时代。他们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与汉人的同一农业劳作中,不断地改变着自己。首先他们的食物由以肉食为主变为以谷物为主,住所由毡帐改变为房屋或窑洞,生活方式由策马扬鞭追逐水草,而变为在固定的土地上生活。他们与耕牛、锄头、镰刀、碾磨为伴,耕着土地,锄着杂草,割着谷物,碾着米磨着面,向汉人学习,与汉人交流,一点点地改变着自己的习俗和思想。农耕文明渗透他们的骨髓,浸入他们的内心,使他们增进与汉人的感情,思想文化与汉人认同,消除民族界线,相互融为一体。这样就不只安定了国家,也大力发的展了农业生产。农耕文明的本质是善文明,是和谐文明,有极大的包容性、含盖力、亲和力和渗透力。它不只推动了胡汉民族的融合,也促使北魏王朝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也创造北魏王朝的鼎盛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对后世产生着深远影响。

除此之外,佛教的发展对民族融合,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历史上有儒、法、道、墨四家。儒家主张亲亲、尊尊、爱有等级,法家主张君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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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主张遗世发展个性;墨家则主张兼爱,却受到排斥。因此中国是个等级严森的社会,官贵民贱,大汉族主义盛行,少数民族就更没有地位。佛教教义的核心,是众生平等,大慈大悲,众缘和合,传入中国后则对儒法道三家是个极大的挑战。众生平等理念,本身就蕴含着各民族平等。而民族平等,又是民族融合的前题。众生平等的依据则是大慈大悲理念,即众生在值得怜悯上一般无二。因而民族融合就获得了佛教众缘和合的支持和推动。这就是说佛教本身有着强大的亲和力和包容性,可称之为民族之间沟通的桥梁、融合的纽带和催化剂。佛教的发展对民族融合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当时著名的高僧昙鸾和他的弟子们,还对佛教众生平等和众缘和合的思想,专门做了阐释,并大加宣扬,既推动了佛教发展,又为促使民族融合起着重要作用。

西晋之后,十六国之乱,烽烟四起,战火遍地,人们逃灾避难,痛苦不堪,便拜倒释迦牟尼慈悲为坏,救苦救难的旗下,信佛的人们越来越多,佛教成了人们的保护神,佛教便在民间得到了认同和发展。道武帝建立北魏后,顺应民意把佛教奉为国教,因而佛教得到了快速发展;以至寺庙召纳僧人之多,寺庙经济与国家争民争利,影响了他们对外的战争,便出现了太武灭佛。虽有不少僧尼被杀,无数寺庙被焚毁,却无关大局。文成帝复佛后,佛教更是大为发展,寺庙建设和佛事盛况空前。除开凿云冈石窟外,全国到处修建寺庙。特别是孝文接位冯太后临朝称制其间,通过对朝政的改革,经济发展国力大盛,寺庙的建设越来越多,而且建筑越来越雄伟越辉煌。永宁寺号称天下第一,建明寺号称京华壮观,天宫寺号称京华一绝,吸引着无数善男信女和各路高僧。有史料记载,到太和年间,平城之内的寺庙多达百所,僧尼两千多;全国范围内的寺庙有六千余所,僧尼达七万之众,善男信女之多无以数计。北魏成为一个佛国,平城成为佛教的圣地,无以数记的男男女女,不论种族不分贵贱都崇信佛。焚香拜佛诵经祈祷,已是当时社会生活中极为普遍现象。各族民众都怀着同一信仰,同一愿望,同一目的,平等地在寺庙中做着同一种仪式。这种仪式无论对少数民族还是汉人,无论是有文化人还没文化人,无论是豪富还是穷人,也无论男女,都是一种无可估计的力量。这种力量洗涤人们的灵魂,使人虔诚,促人心灵向善,灵魂净化。让不同民族在诵经拜佛中,消除民族隔阂和界线,彼此亲和认同,增进友爱和感情,都为佛家弟子,相互融合。这佛教的发展和改牧从农一样,对推动民族融合有着重要的作用。农耕文明与佛教交织,如两条河流交汇并流,推动民族融合快速发展。这是北魏王朝民族融合的又一大特点。

三、移风易俗,全面汉化

北魏的民族融合历经尊儒崇圣,经学为先,改牧从农和佛教的发展的推动,取得一定的成绩。到孝文帝继位冯太后临朝称制期间,干脆采取移风易俗,推行汉化政策,促进鲜卑人和汉人彻底融合。这种做法最为有效,是直接消除民族差别,抹杀民族界限,全面推进民族融合最有力的一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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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太后是汉人,她们的国家北燕被北魏灭亡,父亲投降北魏后被杀,她被掠入宫中为奴受尽了凌辱。有人说她家仇国恨积于一身,她推行汉化政策,是一种复仇行为;也有人说她既然临朝称制,就是君临天下,这北魏是她的国家,只有改革和推行汉化,才能使北魏强盛起来。两种说法各执一辞,谁对谁错,无从考证。但她解除禁田,班禄、均田、建立三长,移风易俗,全面推行汉化,是不争的铁的事实。中国古代社会,既非法治社会,也非人治社会,而是礼制与法治相结合的社会,通称礼制社会。礼制在中国的历史悠久,春秋时期,诸候称霸,礼崩乐坏。孔子和他的弟子总结和完善周朝治国的方略。也就是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内缘人子之情,外协尊卑长幼之序,安上治下维护皇权至尊。这就是说礼制是建立国家根本,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法。

鲜卑人游牧民族,兰天下放牧,聚族而居,氏族社会,既无长幼之序,又无男女之戒,粗疏为俗,简易为化,文化十分落后。“父死子妻其妻妾”,“兄死弟妻其嫂”,已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也就是说父亲死后,儿子除其生母外,可以把他父亲的妻妾都娶过来;哥哥死后,弟弟可娶他的嫂子为妻。同姓为婚,一家为婚,一族为婚,乱伦之类的事,屡见不鲜,习以为常。王公贵族的府第匹于帝宫,车马舆杖华彩威严,超越皇室,有辱皇威,已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冯太后做为汉人,对这种陋俗早已不能容忍,很早就想革除。在解除禁田、班禄、均田,和建三长、改革税赋的同时,她大兴礼制,移风易俗,便严格禁止“父死子妻其妻妾,兄死弟妻其嫂”,和同姓为婚, 一家为婚。并诏告天下:淳风行于上古,礼化用于近世,殷夏不结一族之婚,周世绝乎同姓之娶,令结他族之亲,行二合之好。还著之律令以为定准,也就是载入法律,有犯者以违制论处,要严加制裁。鲜卑人信仰原始宗教,有他们自己特殊的习俗。每年四月四日,都要在西郊设坛祭天。坛上立七七四十九个大木人,高一丈许,头戴白绩,身着白衣。并选族中壮汉七人,置七个木桶盛酒,牲祭品为白驹、黄牛、白羊。女巫摇鼓升坛,皇帝和皇后率嫔妃大臣祭拜,七个壮汉以木瓢盛酒,边舞边洒向空中,谓之年祭。鲜卑族人死了哀哭,葬时却载歌载舞相送于路,还选一大犬,以五彩绳牵着,取死者生前衣物,在灵堂前焚烧,称累犬护魂归赤山,也就是归大鲜卑山。她改革鲜卑人的这种习俗,取消西郊祭天,依汉制实行南郊祭天,禁止巫觋,举行圆丘行礼大典,以九鼎盛各种食品玉帛为牲醴。皇帝在大臣陪同下祭拜,祈福迎祥,希望上天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同时改革葬俗,既不要牵犬,也不焚烧死者衣物,一切都按照汉人的办法处理。

接着她又改革者朝仪,尊君抑臣,大树皇威。组织有关大臣厘定车马舆杖等级之序;也就是将不同职位官员和黎民分成许许多多的等级,各级有各级的车马舆杖包括房屋,不得超越;婚姻嫁娶祝寿等,也有明确的规定,等级严森,违者治罪。当时的大臣多为鲜卑人和汉人,朝堂上人们交流,用得是鲜卑语和汉语两种语言,还设有专职翻译。她下令朝堂上断胡语,从正音,也就是不得说鲜卑语,一律说汉话,有违者免官。当时官员上朝也没有统一的服装,汉人穿汉装,鲜卑人穿胡服。色调杂呈,样式各异,有如占山为王的绿林一样,毫无皇朝威仪。她命蒋少游为官员设计制做了法服,并和皇孙孝文帝一起,为五等以上官员颁发朝服,玉佩,和大小组绶。令他们穿着参加朝会,随皇上祭祀天地祖宗,和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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