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北魏民族融合与融合文化更新完毕开始阅读7f312da41eb91a37f0115c3e
那么这清商音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其中又有些什么乐器？翻遍史籍找不到文字记载，也无图画，让人感到难以捉模。那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云冈石窟，看看这石窟中的音乐，这里有详细的记载。云冈是北魏生活的写照，或称石化了的北魏生活，即北魏王朝的活化石。那不但是一座石刻艺术宝库、佛教艺术宝库，和建筑艺术宝库，也是一座极其生动的音乐艺术的殿堂。全窟现存组合乐队雕刻画面60 余组，伎乐天飞天2400多身。她们有的持乐器演奏，有的翩翩起舞，有的昻首高歌，分布于各窟的藻井、龛楣和佛像之间，再现了1600年前北魏的音乐。特别是12 窟最为引人注目，那是窟群中内容最丰富的一窟，通称“五华洞”，又称佛赖洞。是一座生灵活现的音乐殿堂，内容为庆祝释迦牟尼成道的盛会。窟前四根雕着千佛的通顶石柱，托举着窟檐的横楣。其后的石窟为方形，分前后两室，前室东西宽8米，南北进深4,2米，高6,7米。横楣内侧雕着释迦四尊修身像，后面是连接内室的一道隔壁，中间上部开着明窗，下部是通向后室的门。明窗与正门两侧，各雕两尊跏跌坐佛，东西两壁均为仿木式的两层殿宇式的佛龛。上层各雕跏跌佛像三躯，下层东壁是二佛并坐像，西壁是降伏毒火龙图像。众佛的周围上下，密布着手持乐器的伎乐天，和舞态婆娑的飞天。在莲花窟顶四周，还有六个较大的伎乐人浮雕像，中间一人呈指挥状，手持乐器的五人为主奏，与窟中所有的伎乐天飞天相呼应，构成一幅气势恢宏场面雄壮的音乐大合奏表演画面。纵观这些伎乐天所持的乐器，有鼙鼓、排簫、曲頚琵琶、羌笛、筝、筚篥、竖箜篌、琴、羯鼓、筑、细腰鼓、篪 、五弦琵琶、埙、吹指等，共15种47件。这便是12窟的状况。此外据云冈中晚期22个洞窟中的统计，有各类乐器70 余种，700余件。既有横笛、排簫、筚篥、笙、埙、角、贝、长笛、吹指、管、唢呐等吹奏乐器；又有琵琶、箜篌、五弦、大阮、琴、筝、筑等拨弦乐器；还有腰鼓、齐鼓、魏鼓、羌鼓、手鼓、铁鼓、铜鼓、碰铃等打击乐器。当然北魏太和年间的乐器远不只这些，还有角色化装载歌载舞的歌舞表演。按逻辑云冈洞窟乐器中应该有钟、罄、大鼓，但很明显这里被删除了。这三种乐器都是中国传统雅乐，尽管冯太后和孝文帝一再强调要“雅曲正声”。可钟即编钟，大小成组悬挂于架子上，罄与大鼓同样是悬挂的乐器。因其十分累赘，与马上音乐相背，所以被剔除在清商音乐之外，被安排在寺庙的钟鼓楼和供桌上，从此也就改变了它们的命运。
这一时期的音乐融合了北方各少数民族、西域、中亚各国、南方吴楚，和汉族传统雅乐的精华，形成了北魏特色。尽管洞窟中的音乐是刻在石头上的，若是通晓韵律者，看了这些乐器后，便可从中听出天籁般交响之音；若是通晓舞蹈者，便可从那些飞天的姿态中，领略其舞蹈艺术的美妙。至于歌的内容，有鲜卑人的《真代歌》和冯太后孝文帝和大臣们写得歌辞，粗犷豪放，质朴刚健，慷慨激昂，通称北魏乐府。但这些歌辞大都失传，难以找到其踪迹。北魏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特别是太和改制，有好多重大的创举。当时推行的均田制，是耕者有其田，轻徭薄赋，为我国历史上最好的土地制度，使其国有九年粮，民有三年之备，创造了北魏的鼎盛时期。当时所推行的汉化政策，使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信赖，实现了民族大融合，为中华民族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北魏的音乐异彩纷呈，是多地区多民族音乐的融合而成，为盛唐音乐开启了先河。流传至今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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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流水》、《平沙落雁》、十面埋伏》、《夕阳蕭鼓》、《汉宫秋月》、《胡笳十八拍》等古曲，无不带有那个时代优美的旋律。北魏的音乐，是中华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个结点，可称是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为中华民族音乐做出巨大的贡献。
三、魏碑书体独树一帜
书法为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虽说书法自觉成为书法是在东汉的事，但其艺术存在应视为汉字萌芽之时。目前发现的有关资料，学界公认为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秦统一中国后，也统一了文字，即汉字，删繁就简创出籀篆。进入汉代籀篆变为隶书，中国的汉字发展已齐备，到东汉时隶书进入成熟期。魏晋为汉隶定型为方块字，孕育了真书、行书和草书，
从实用开始步入艺术。到北魏时出现了魏碑。
这魏碑是北魏盛行的一种刀刻斧凿书体，因此称“魏碑”，或“北碑体”。它是正书的一种，取代了隶书。透过刀锋看笔锋，书风古拙朴茂，庄重雄浑，苍劲峻厚，或称方重遒劲，刚健质朴，硬朗开阔，棱角分明，带有原生态的艺术特征，为人称道。魏碑在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历代著名书家作品莫不是从中汲取其精髓，对隋唐楷书形成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长期受歧视，北魏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因此魏碑书体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一直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唐代书法大家褚遂良、殴阳询、孙过庭的书品，很明显都是由魏碑演变而来，且烙印很深。不少书评家说他们的字有魏碑成分，但他们自己却羞于与少数民族为伍，都不敢承认。因此这魏碑书体一直是藏在深宫人未识。经历漫长的时间直到清代，康有为、梁启超、阮元、包世臣等，一些学者突破局限，似乎才发限魏碑的美学价值，便大声疾呼，宣扬其艺术价质和历史意义，并为其昭雪正名。康有为还为魏碑写了专著，名为《广艺舟双楫》，称赞魏碑有十大优势，即“魄力雄健，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梁启超步其尊师后尘，也写了不少论述。再加上一些碑刻的发现，魏碑这一书体才被社会公认。但北魏在大同定都近百年，加上前后南都北都之称，有近200年之久，可人们每言魏碑必提洛阳，更离不开龙门二十品。好像魏碑就等同于洛阳，等同于龙门，实在是有些偏颇。连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些名满中华的人物，也是这种观点。
殊不知北魏在平城建都的时间最长，北魏历史上为人称道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平城，比如几项翻天复地的改革和民族融合，无一不是在平城进行的。平城时代是北魏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北魏的黄金时代。魏碑书体最早就在平城产生，而平城可称是魏碑书体的发祥地和源头。魏碑是碑刻、墓志铭、造像题记、摩崖石刻的总称。继东晋王羲之父子之后，北魏平城近百年间，也是我国书法史上一个最为辉煌的时期。当时最有名的书法家，有崔浩父子、卢渊、高允、李冲、江式、蒋少游、寇谦之、沈法会、刘芳、刘仁之,包括孝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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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太后等一大批人，可惜如今难以看到他们的作品。未留下名的书法家也有很多很多，却为我们留下了大批的重要书迹。这些书迹有云冈造像题记30多种，40 余题；有《昙媚造像题记》、《破多罗太夫人漆皮题记》、《司马金龙墓木板漆书》、《嘎仙洞祝文》、《晖福寺碑》、《太武帝东巡碑》、《文成帝南巡颂》，还有《孙恪墓铭》、《班变墓铭》、《中洪之墓铭》、《钦文姬辰墓铭》、《司马金龙墓表》和《墓铭》等。此外也发现“大代万岁”、“皇魏万岁”、“富贵万岁”、“传祚无穷”等瓦当文和瓦刻文近400 余件。大同书法家殷宪积数十年调查之功，对这些造像题记、碑刻、墓铭、瓦当文和瓦刻文，进行系统的整理，并列出详实的条目。这些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更是证明平城为魏碑发祥地的铁证。
那么这魏碑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呢？史料找不到证据，考古也未发现蛛丝蚂迹。论者说法不一，且都十分抽象笼统，让人感到十分糢糊。此事历时久远又无实证，这确实是个难以说清的问题。笔者依据多年对北魏史料的研究，从几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希图将这一问题能说得清楚一些。第一是汉文化的崩溃。西晋之乱后，十六国兴起，中原烽火连天，战乱不堪。好多文人学士逃到南方，书家自然也属在逃之列。有史料称当时是十室九空，中原文化停滞瘫痪，以至是崩溃，出现了文化空白。这就给魏碑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第二是以汉制治国。北魏统一中原后，大量地启用汉族文人名士，以汉族典章制度治理国家。这样一来首先是确立了汉字在朝中的使用机制，再加上崔玄伯、崔浩、卢渊、郑玄等，一大批有名书法家在朝为官。汉字的使用不只得到普及，书写自然也就讲究起来，书法也就受到朝廷重视。如史籍所载，太武帝看到崔浩字写得很好，便经常把他带在身边，令其随时起草诏书文告。皇帝对书法的欣赏和重视，这就给魏碑的形成提供了又一重要条件。
第三是大兴儒学。史载公元398年，道武帝定都平城后，便置五经群书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公元426年，太武帝在城东起太学，祀孔子，以颜渊配；公元444年，太武帝下诏“自王公以下卿士，其子悉皆谐太学。”冯太后临朝称制后，改太学为皇宗学，京城设四门小学，郡设郡学，县设县学，乡设乡序，鼓励私人办学，并立孔庙。而且每位皇帝对学子要求很严，还不断检查他们的学习，对优秀者进行鼓励。一代代的鲜卑人，就这样在学校学到汉文化。可那时所学的文化，不只是阅读经史，每日最重要一课是习字，即学习书法。也就是从红模、写仿到自书，是每个生员必修的课程。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等几位皇帝，少年时不只是经史学习很好，毛笔字写得也都很出众。明元帝接帝位后，在从政的百忙中，还采诸经史，撰写《新集》十三篇；太武帝命大臣们整饰汉字，新增汉字一千多个。孝文帝受皇祖母冯太后的教导，在这方面最为出色。前已提到，他才藻富胆，好为方章，马上口授，一字不改。太和十年后所有诏书，还都出至他手。他写得《吊比干文》，名扬千古，一直为人称道。书法艺术是作者心理、情感和审美观念的反映。这些皇帝在书写中，将他们民族弯弓挥刀驰骋草原情趣流露于笔端，使所书字体发生变异。皇权如同魔杖，这一变异在朝野上下便产生影响。因北魏佛帝合一，他们既是帝也是佛，这一变异的书体既是帝体也是佛体，既为众人肯定，也成为众人的学习模式。这就成了魏碑形成极重要的因素。
第四是雕刻艺术的影响。北魏佛教的盛行，推动了石窟造像艺术的迅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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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雕刻渗透人们生活中，已是社会上一种普遍现象。人们不只在雕像中雕几行字作为题记，也雕庙碑、墓碑，还喜欢把《五经》雕在石头上，拓片后供人学习，称做“经碑”。司徒崔浩还把《北魏史》刻成碑，称做“史碑”，却由此引来杀身之祸。有人说，书与画是姐妹艺术。其实雕刻和魏碑可称是母子关系。雕在石头上的字刀锋所向，呈现着刚劲硬朗、棱角分明之美，让人喜爱。于是大家都模仿，都学习,朝野上下尉然风。这便是魏碑形成的又一个不忽视的因素。
第五是写经的推动力。中国的印刷术产生于隋朝，北魏还不知何为印刷。当时佛教的发展，除口头传播而外，完全依靠抄写《佛经》传播。佛徒对佛都十分虔诚，一些王公贵族豪富营功积德修营来世，便不惜一切财力组织写经。北魏景穆太子拓跋晃，是当年皇族中写经最早最多者之一。他宫中就养着师贤、惠始等一些有名高僧，为他们提供方便让他们译经写经。冯太后的兄长冯熙在朝位高权重，是北魏最崇敬佛教的人物。他一生不只倾其家资兴建寺庙外，还组织写经16部，23360卷。19世纪敦煌发现大量洞藏的手写经书中，还有他出资写的几部。执笔写经更是一种对佛教虔诚礼敬的表示，也最受善男信女们尊敬。因此不少文人学士都写经。特别是有些僧人把写经视为天职，终生都写经不辍。这样一来青出于蓝而盛于蓝，字便越写越好，给魏碑书体的形成增光添彩。
笔者初步认定，以上的五种因素，无一不与魏碑书体兴成有关。虽然魏碑的发展，经过了平城时代、洛阳时代、东魏和西魏漫长的时期，但平城是魏碑的发祥地，是源头。尽管这魏碑是众多艺术门类中的一个门类，但它跟北魏的重大改革和民族融合同样的重要。这魏碑书体庄重雄厚、刚健古朴、苍劲开阔，独树一帜，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和接力站。它上承魏晋下启隋唐，为唐楷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魏碑和雕塑、太和乐等一样，是平城历史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历史为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财富。尽管曾经一直不被重视，在历史尘埃中埋没了千余年，但丝毫无损于它的价值。目前大同地区发现的北魏题记、碑刻、墓志，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还有大量的埋在地下。东汉蔡邕在太学门前，将《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刻成石经，用碑石46 块。有资料透露，说崔浩刻“史碑”与“经碑”，从邺城取石虎文室屋基60余块，用工程300万雕刻而成。立于城西祭天郊坛东3里的大道旁，占地方圆百余步。据说崔浩被告诛这些碑也被打碎，可那么多的碑石碎片究竟埋藏在那里？到如今没发现一块。寻找这些遗物，还原其本来面貌，对挖掘魏碑文化，再造魏碑碑林，以至建设魏碑之都很有意义。这不只有利于增强大同知名度，也是大同文化强市的重要内容。是历史付予我们的责任。
2004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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