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世界秩序观之组成方式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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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一身之昼夜也;气交为春,万物糅错,对秋而言,天之画夜也。」这里所显示的道理或秩序,显然不能只用「人间秩序」来形容,而必须扩大到包含阴阳五行、身心性命的「世界秩序」。更进一步分析,在古人来说,所谓人间的伦理秩序,也必须源本于人的身心性命,而合乎宇宙的秩序。在朱子与张载的思想中,宇宙、国、家与我身好比四个同心的圆,具有一致的基本原理且层层相涵。其中的道理只能说是互相映照,一气相通,却不能说是谁决定了谁。人生努力的方向在于推扩我的心量,使我能照顾关怀更多的人与物,极其所至,乃与天地同体。然而人毕竟有此身与小我的限制,所以道理虽然只是一个,行为上却只能循着修齐治平的道路,一层一层地向外推扩。

宇宙、国、家与此身既然分享相同一的道理,在构造上也有类似之处。〈西铭〉以天地比父母,以天子比父母的宗子,以天下人为我的同胞,万物为我的同类。推「爱亲」、「事亲」之心于爱国、爱天下人与事君。这是典型的化家为国,乃至化家为宇宙的思想。如此说来,身、家、国、天下皆为一体,又为一层层扩大的同心圆。家人与我一体,处处血肉相关。而天下及天地万物与我的关系,则好比扩大的家庭,亦为扩大的「身体」。这种构造固然反映了所谓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人间秩序,也表现了扩充后的身体与心灵。然而真正贯串其间的,与其说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人间秩序,不如说是一体之仁。而此一体之仁的背后,则是以天地之仁德为中心,「理一而分殊」的世界观。朱子说:

西铭大纲是理一而分自尔殊。然有二说: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别;自万殊观之,其中亦自有分别。不可认是一理了,只滚做一看,这里各自有等级差别。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级之别。所以干则称父,坤则称母,不可弃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与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别。龟山疑其兼爱,想亦未深晓西铭之意。西铭一篇,正在「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两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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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他不是说孝,是将孝来形容这仁;事亲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样子。人且逐日自把身心来体察一遍,便见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帅;许多人物生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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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蒙?太和篇〉,9~10。 《语类》,卷九十八,页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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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间,同此一气,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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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躯与天下人与物同气,我的心灵与天下人与物性情,我既感天下一切的人物与我同体同性情,乃产生有痛养相关的一体之感。这贯串其间的,是所谓一体之仁。天下万物,随其与我的亲疏远近不同,而有不同的对待,这就是理一分殊。《朱子语类》载:

因问:「如先生后论云:『推亲亲之恩以示无我之公,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实。』看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铭一篇之统体,可见得『理一分殊』处分晓。」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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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推亲亲之恩」与「事亲」的主体,是具有一体之仁的我的生命。若无此主体,则一切皆无。所以与其说朱子及张载的世界观是「人间秩序」的反射,不如说它源于那一体仁之理一,而随其与我关系的「等级差别」表现出万殊面貌的世界秩序。〈西铭〉所要追求的,与其说是某种固定的人间秩序,还不如说是那种「民胞物与」的胸怀。只要有此胸怀,就能致力于建构理想的人间与世界秩序。这种以一体之仁与理一分殊为中心的世界观,源自理学家对于身心性命的探讨,也来自于他们对于天道的长期体会。这些探讨与体会固然与人间秩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却不能化约为人间秩序的投射。简单地说,若无以家庭宗法为中心的人间伦理,固然不可能产生以〈西铭〉为中心的思想;然而若无张、程、朱子等人对于「一贯之道」、「法天」、「一体之仁」、「无我」等以人合天,大其心胸的追求,也不可能产生如此恢弘的思想与无私的感情。

四、内化的超越

前述朱子的一贯之道与理一分殊的思想,其实源于中国古代的「此世一元观」。宋人不谈超越的造物主或创世神话,而认此天地自然为真实,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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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类》,卷九十八,页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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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类》,卷九十八,页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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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其中的一切同出于一源且同具一种道理。既然不论是否别有超越的根源,于是全心经营此世,并以此世的存在为真实的代表。从西方现代哲学来看,这是一种「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ior to essence)的思想;或更正确的说,这是一种「即存在即本质」的思想。既然是「即存在即本质」,所以「理一」不可离天地万物而别寻,只能「分殊」地显现于万事万物之中:

如这众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张三,有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张三不可为李四。如阴阳,西铭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又曰:「分得愈见不同,愈见得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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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分歧,都有他的道理。而且是「分得愈见不同,愈见得理大。」也就是说那终极、根本与至高的道理,只内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离此天地人物的繁变,并无他处可寻一超越至高的道。世界的伟大,正表现在他的丰富性上。这种思想,既不离开现世以追求终极的超越,也不拘限于现世的生活或价值之中,而要追求那含容一切的理一或曰大道。这样的思想,我们无以名之,只好称之为「内化的超越」秩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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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参拙作,〈朱子的世界观之基本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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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类》,卷六,页三。

学界早有关于传统儒学「内在超越」问题的讨论,可与此相参。然而各人对于何谓内在超越的理解与定义颇有不同。学界最早提出此说者当推余英时先生,其贡献不可磨灭。(参见: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北:时报文化,民73)];辛华,任菁编,《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近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1992)然而余先生对于儒学,尤其是其中涉及天道的看法,与本文所论实有所不同。另外汤一介先生曾为此问题出过《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一书。汤先生认为在程朱的思想中:「天理是客观的精神,心性是主观的精神,客观的精神与主观的精神只是一个内在的超越精神。」(汤一介,〈内在超越问题〉,哲学在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这与本文所强调「理一分殊」、「天人合一」式的「内化超越」又颇为不同。为避免混淆,本文特别用了「内化的超越」一词。「内在超越」是相对于基督教与理性主义的「外在超越」传统而言。「内化的超越」则兼指「理一」即在「分殊」之中,此超越之道,不在外求,而已内化于事事物物当行之理之中。张灏先生也曾用过「内化超越」一词。他说:「天人合一的思想则以内化超越为前提,蕴含了权威二元化的激烈批判意识。」(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40)又说:「内化道德以内化超越为前提,内化超越则以‘天人合一’的观念出现。」(〈儒家的超越意识与批判意识〉,杜维明主编,《儒家发展的宏观透视》﹝台北:正中书局, 1997﹞,285)其强调天人合一的观点与本文相通。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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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化的超越」思想及「此世一元」的世界观之最大特质,就是他们所强调世界的「一体不可分性」。在朱子来看,要包含此处处相关相应,一体不可分的世界,才是道理的全体与真实。为了要形容这处处不同,却又一体不可分的世界,他所用的语言乃与本于「分析观点」建立的现代语言大为不同:

问:「『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则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各有一太极。』如此,则是太极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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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之前的分析,朱子认为天地万物的道理只能是一个,所以万物莫不源于此理。他以「太极」或「月」来形容此抽象的道理之全体。万物同出于此一,所以「自各全具一太极」。然而看单一事物,却又不足以认识此理一,而必需就天地万物的繁变去认识那一贯之道,由此而有朱子的格物致知说。他一再强调离开分殊或万物存在之实,别无他处可寻此抽象的一。却又时时提醒人不能忘却一切的事物本为一理。这种以此世为中心的世界观,合一与多,超越与实存为一,是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最大特质。所谓「理一分殊」说,最重要的是表现天地万物的「一体不可分性」,所以程朱之学乃以强调「一体不可分性」的〈西铭〉为其世界秩序观的代表。既然他所强调的是天地万物的一体不可分性,其中所言的道理并不分天道或人事,反而强调天道与人事的合一。这种天道与人事合一的思想,其实是宋代理学家共同的信念。此天道与人事合一,并不是用形上宇宙观去规范人生,也不是直接将人生观投射到形上宇宙观上,而是天人之间不断的交流融合。

张先生偏重「内化道德」,并认为从朱子相信「礼制也是植基于超越的天」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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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一种变相的宇宙神话仍然盘据在朱子的思想里。」(《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45-47)仍然从自然与人文二分的现代观点来批判朱子的思想。笔者则认为朱子「整体观」的思维方式,必然企图将宇宙的道理与人生的道理融合为一。其思想似乎不限于「内化道德」,也不宜简单地用「宇宙神话」来批判他所建立的世界秩序中「上合天道」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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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类》,卷九十四,页三十五。

乾隆皇帝题「长春书屋」诗句:「人心小天地,闻之宋儒语。一气总涵春,所以首四序。」也充分反映了这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