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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人争着当红军嘞。”忆当年，87岁的老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当时仅有23万人口的兴国，就有8万人参加红军。当年红军有一个师就叫“兴国模范师”。在共和国第一代将军中，仅来自兴国的就有2位上将、5位中将和47位少将。 毛主席曾赞扬“兴国的同志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他亲笔题写的“模范兴国”巨匾，在兴国县城的四个城门上，一直高悬到长征前夕。
“兴国是江西开展革命较早的地方，毛主席曾7次来到兴国。”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收集党史资料的胡玉春说，在这里，毛主席留下了《兴国县土地法》《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不朽篇章。
周恩来则用“中国外国不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金”来表达他对兴国和瑞金的赞誉。不久，苏区百姓便把这句话演绎为“美国英国比不上兴国，南京北京比不上瑞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瑞金曾一度改名瑞京)”。 “小鬼，好好干！”17岁那年毛主席的这句话，激励了长冈乡塘石村黄玉荣一生。“那时候真年轻呀，我们县苏维埃的姐妹们，每天都是乐呵呵的。” “节省每一个钢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当时，从中央政府主席到像黄玉荣这样的普通苏区干部，没有什么薪饷。“我们每天只吃两餐，节约一餐支援前线。” “本地干部不仅不要伙食费，还从家中带米去办公。”黄玉荣至今记得那首苏区百姓中流传的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 正是从这样的干部身上看到希望，兴国人民纷纷参加红军，为着“苏维埃”而奋斗。
“可惜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90岁的黄玉荣至今也不明白，是什么导致红军离开了这片红色土地。
苏区越来越小，红军不得不实施战略转移。
“红军集中7个主力师在兴国县城以北组织兴国保卫战，为主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胡玉春说，陈毅在老营盘战斗中负了重伤，是当地老表用简易的青竹担架将他送往红军后方医院。 事后，陈毅感慨地说：“我这条命，是兴国人民用青竹杠子救回来的！” 胡玉春说，在中央苏区5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在兴国先后组织军规模战斗11场，投入兵力20多万人次，歼敌4万余人。“兴国县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革命烈士血染的土地；兴国县的每一座山头，都曾是埋葬敌人的英勇战场。” 为支援红军突围转移，兴国在当时80%的青壮年都已参军的前提下，又一次性扩红5000余人；苏区人民节衣缩食，捐出大量钱粮和衣物。“当时觉得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打回来。”黄玉荣说。 在兴国山歌的凄婉旋律中，15岁的钟发镇告别了故土乡亲，踏上漫漫远征路。谁也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二万五千里。 和平的阳光下，当年的兴国伢子早已成了垂暮老人。每当听起这些熟悉而富有激情的红军歌曲，老人仍会激动地站起身来。 廖国兴和钟发镇是幸运的，毕竟，经过千难万险之后，他们活着回来了。一大批与他们同时远征的年轻生命却永远长眠在了长征路上。 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侵占中央苏区，红色根据地顿时陷入白色恐怖之中。96岁高龄的老红军凌联佐，至今珍藏着一个小本，它记载着老人对自己红军生涯的宝贵记忆。老人说，红军走后，敌人肆意屠杀苏区人民，全县革命干部和群众被杀害2142人，被捕6934人，3410人不得不逃亡。“真苦啊！”这位早在1929年便参加了红军、长征前负伤被迫留在苏区的老人说，敌人来后，自己也成了逃亡群众中的一员，直到1938年才回到家乡。岁月悠悠。今天，70多万兴国儿女正如昔日火热的苏区时期一样，努力建设着兴国。走进这个昔日“模
范县”的县委办公楼，记者发现，这个使用了近20年的办公楼中，很少能看见空调，连墙壁，也只经过了简单粉刷。
“我们正在兴起一场运动，发扬苏区作风，建设全新兴国。”县委党史办主任刘建明说。（新华社南昌8月21日电 记者梅世雄 徐壮志 胡锦武)
在井冈山时 毛泽东的军
用地图从何而来
井冈山初创时，毛泽东指挥红军战斗却没有一张像样的军用地图。
一天，击败国民党的“会剿”后，毛泽东站在山坡上，望着远方发呆，仍在为没有军用地图而焦虑和发愁。
这时，朱德大步朝他走来，递给他一封信：“这是上海地下党转给你的！” 毛泽东拆开信看罢，说：“李明灏！是不是1924年，经常请我和恩来到广州陆军讲武堂讲课的那位教育长啊？”
“正是他，听地下党同志讲，在‘马日事变’中他营救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工农分子，结果被人告到老蒋那里，要不是一些人力保，险些脑袋搬家，但他没有后退，继续与聂荣瑧同志秘密联系，又帮助我们收集了不少重要军事情报，并从中得知蒋介石又要向井冈山发动更大‘会剿’，所以，他要求上山，说是要助你一臂之力！”
朱德说完，毛泽东对李明灏更加信任和好感。 他正为井冈山反“会剿”没有军用地图而憔愁，便对他说：“助我一臂之力，这很好哇，能不能请他帮我们搞一些反“围剿”用的军用地图哇？” 正在上海等候上山的李明灏得到毛泽东的请求，立即赶回武汉，利用过去的老关系，打进了设在武汉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并担任少将参议，负责作战业务。面对一张张精致的军用地图，他心急手痒，恨不得一时将所有军用地图卷走送到井冈山上。 当时，武汉“剿匪”总司令是蒋介石，副总司令是张学良，主持日常工作的是秘书长杨永泰。杨永泰此人奸诈，诡计多端。李明灏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借图”是万分困难的。于是，他平下心来，借来十几张军用地图，趴在桌上不时用绘图尺，这里量量，那里比比，在地图上画着各种符号。他恨不得自己能背着画出图来。一天，正当他聚精会神描图时，一位长官模样的大人物，走到他跟前认真看了好一阵后说：“好极了，我们这里就需要这样精通作战业务的人才，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李明灏陡地站起，非常礼貌地一一作答。当此人知道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早期毕业生时，更加满意地说：“你在这里搞作战业务正好对口，今后你负责整个总部作战业务的研究工作。”他还叫来机要室女秘书：“这位是李参议，今后作战室业务研究小组的军用地图均由他一人负责借用，要尽量提供方便。”这人就是蒋介石的心腹、主持日常工作的秘书长杨永泰。
历史的半边天空：六位女红军讲那过去的故事
从左至右：钟月林、徐文惠（徐海东之女）、邓六金、 刘英、谢飞、陈兰（邓子恢的夫人）、王定国。
刘英
她们用弱小的身躯撑起了历史的半边天空
她们亲历了那场腥风血雨、艰苦卓绝的奋斗，走过雪山、草地让我们拂去岁月的烟尘，走进昨天——
刘英：走完了长征再结婚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又一次占领遵义城。我和几个战友在街上遇到张闻天，张闻天邀我到他的驻地聊天。张闻天和我自从在莫斯科认识后，交谈一直比较随和，这次却有些拘谨，我预感到他有什么要紧的话要说。沉默了一会儿，张闻天终于开口了。他有些不自然，吞吞吐吐地说：“我们互相都很了解，我希望我们不仅要做一般的朋友，而且??”
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对张闻天向来怀着一种敬爱的感情，从没有往“恋爱”两个字上想过。
从“敬爱”到“恋爱”，其间有一大段距离。长征开始，每天累得要命，有时连绑腿都不愿松，
倒下去就睡，事实上也没有功夫想到“恋爱”两个字。所以，我就直接回答：“我早有打算，5年内不结婚！”
然而，这次谈话却在我的心中播下了爱情的种子。说实在的，我的话虽然说得很坚决，但内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一幕幕往事都涌上脑际：刚到中央苏区不久，是他来的一个电话，喊着我的俄文名字“尤克娜”，要打我的“土豪”（即让我请客）；在中央苏区那座小楼里打乒乓球，总要喊“刘英，来一盘！”第一次到于都开展扩大红军工作，幸亏收到他写给我们的长信，使我们的工作进展顺利；第二次扩红，毛主席在于都打摆子，高烧不退，他立即派傅连暲星夜赶到于都，把毛主席的病治好了??这些事情当时一点都没在意，这时回想起来，觉得闻天同志确实可亲可爱。不能否认，我对他的感情确实在向恋爱转化。我不断警告自己，把爱情的种子深深埋藏起来，现在可不是谈恋爱、结婚的时候。我认准了一个理儿，在长征途中，要做工作，就不能结婚、生孩子；要生孩子，就别想工作。我不能选择后者。
1935年4月，我任中央纵队的秘书长。从此，张闻天和我的接触多了、了解多了。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我接受了张闻天的爱。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张闻天对我说：“红军有了家了，咱们也该有个家了吧？”我幸福地点点头。
1936年6月，我和张闻天在瓦窑堡（今子长县）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两个人的行李卷到一起就算成了家。倒是毛主席到瓦窑堡后，来闹了一闹，算是补上了“闹新房”的一课。当时毛主席率领红军在直罗镇打了胜仗，回来后情绪很好，来到我们的住处，一进门就喊：“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我说：“拿什么请客呀？又没钱，又没东西！”毛主席笑着说：“有东西！”接着又说：“我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呢！”然后读了起来：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当今洛甫作皇帝，爱江山又爱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