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上篇：张爱玲的文学特点与她的悲剧(在香港岭南大学张爱玲研讨会的发言稿)更新完毕开始阅读8556786127d3240c8447ef2d
自己天才的特点。她以为自己的成功在于表现凡人琐事，表现与“飞扬”对立的“和谐”（〈金锁记〉中魔鬼般的冲突，哪里谈得上和谐），以为“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自己的文章>），其实这要看作家处于什么时代，是处于“诗歌时代”还是“散文时代”。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现代社会之前的古典时代可称为诗歌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符号是英雄、理想、战争与革命，在这个时代里（如希腊时代），英雄当然比凡人更能代表时代的总量；而散文式的现代社会，则没有英雄、理想与革命。在这日常的生活状态中，凡人确实更能代表时代的总量。张爱玲不了解，她的成功关键并不在于写了凡人细节，而在于超越了政治、国家、历史而进入了宇宙、哲学的永恒之境，即超越《桃花扇》之境而进入《红楼梦》之境。
<金锁记〉与<倾城之恋>这两部代表作直到今天还让人们说不尽，正是它的内核是《红楼梦》性质，即哲学、宇宙、文学性质。它写的是人的生命状态与生活状态，是“一切时代”皆有皆通的人性状态，这既不是政治的、国家的、历史的，也不是伦理道德的。从<金锁记>的表面上看，一切都有报应，人的自私、刻薄，家长式的统治等等，都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连七巧的儿子与女儿也是这种结果的牺牲品，不错，这里也有道德问题，但是，这只是表象，而在表象底下，则是冥冥之中那种支配人的命运和左右这命运的不可抗拒的魔鬼——人性的欲望。关于这一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对歌德（Goethe）的中篇小说《亲和力》（Elective affinities）的评论值得参考。《亲和力》描写了一对夫妻的婚外恋故事。男主角爱德华爱上了妻子的侄女奥狄丽，而爱德华的妻子夏洛特却爱上丈夫的朋友上尉。在彼此追寻性感快乐之时，一个偶然的场合，爱德华和夏洛特的孩子落水淹死。此事震撼了所有的人，奥狄丽因此受到内心极大的谴责以至自杀身亡。爱德华也因为伤心过度而死。夏洛特与上尉虽然活了下来，但死亡的阴影总是笼罩着他们，怎样也抹不掉良心上的罪责。对于这部小说，许多评论者都认为歌德是在强调婚姻的神圣性和婚外恋的不道德。而本雅明不作这种一般性的道德评论，他直追这个婚外恋故事中所蕴含的人类难以抗拒的命运。他说：
《亲和力》的主题不是婚姻，在作品中看不到婚姻的伦理力量，这种力量从一开始就在消失中，彷佛潮水退去的海滩，婚姻在这里不是伦理问题，也不是社会问题，更不是资产阶级的行为方式。在婚姻的解体过程中，一切人性的东西显现出来，只有神化性仍然是其本质的内核。
在本雅明看来，歌德《亲和力》中几个人物的悲剧，不是道德的悲剧，也不是历史的悲剧，而是带有神秘性质的哲学性与宇宙性悲剧，即人的力量无法驾驭、无法抗拒命运的悲剧。这就是所谓“神话性”。如果能对<金锁记〉与<倾城之恋>作本雅明式的阅读，就可读出它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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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邃的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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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尽管我不喜欢“英雄排座次”的写法，但不是说，文学评价没有高低之分。然而，有些成就卓著的作家，由于他们各自带有不同的文学特点，又很难分出高低。例如，我们如果要在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李劼人、萧红这五个作家中选择一个最卓越的作家，那么，把票投给谁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赞成雨果“并列高峰”的提法，不要硬分高低，但如果一定要分，我肯定会在鲁迅与张爱玲之间选择，然后把票投给鲁迅。这是因为，这两位文学家，一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鲁迅；一个却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张爱玲。而天才只有具备彻底性，才最具光辉。可惜，张爱玲在迅速把自己的创作推向高峰之后也迅速地抛弃自身的审美特点，演成一场悲剧，这场悲剧使张爱玲的创作高峰期过于短暂，从而变成一个夭折的天才。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有绝望感的作家只有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张爱玲。鲁迅虽然绝望，但他反抗绝望，因此，总的风格表现为感愤；而张爱玲感到绝望却陷入绝望，因此风格表现为苍凉。鲁迅看透人生，但又直面人生，努力与人生肉搏，因此形成男性的悲壮；张爱玲看透人生，却没有力量面对人生，结果总是逃避到世俗的细节里，从而形成特殊的女性语言。两者虽有区别，但都是描写中国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高手。不过，鲁迅的精神内涵显然比张爱玲的精神内涵更为深广，而且深广得很多很多。
张爱玲的悲剧是从《十八春》（1950年）与<小艾>（1951年）开始发生的。这两部小说写于中国新旧政权之交。与<金锁记>、〈倾城之恋>这两部一流的作品相比，《十八春》与〈小艾>只能算二，三流作品，但是阅读这两部作品的前半部时仍然可以感到张爱玲才华的光泽，尤其是<小艾> ，它把中国社会底层妇女的悲惨命运写得相当感人，然而，这两部作品的结构尤其是作品的归宿，却明显地迎合时势。因为并不违背生活的真相，因此很难说这种迎合有违作家的良心，但是，作为一个宣称远离革命的才女，却暴露出她的困境。
<小艾>这部中篇对于研究张爱玲是很重要的。这是张爱玲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彷徨时期的作品，也是她守不住早期文学方向的彷徨无地的产物。在<自己的文章>（写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中，张爱玲声明“我用的是参差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可是，<小艾>却不得不放弃这一审美立场，而采取原先自己反对的善恶对立，善恶冲突的写法。一九五O年，新中国成立，这对张爱玲的内心，自然会引起很大的冲击，在大时代潮流面前，她为了表明拥护新政权的政治态度，把小艾的命运放在新旧政权，新旧社会交替之际，写了这个九岁就当小丫环，十四岁就被主人（小官僚席景藩）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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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怀孕并被主人的姨太大踢伤肚子堕胎致病的女子暗无天日的悲惨故事。张爱玲直接用“吃人的社会”这一极端政治化概念来形容代表恶的旧社会，还直接用“蒋匪帮”这个大政治概念来诅咒旧社会的统治者。小艾在旧社会受尽压迫、污辱、摧残，让人读后不能不气愤填膺。小艾这个女主人公不仅从自己的悲惨身世中认识了旧社会，而且从其他女丫环走投无路的更悲惨的结局中加深了认识。她在席家饱受苦难之后曾想逃离虎穴，但是，整个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到处吃人，根本无处可逃。张爱玲特别描写一段和小艾同在席家的另一个丫环的故事以及小艾听到这一故事后的感受：
……从前三太大有一个丫头，就是和她同时买来的，比她大几岁，很机灵的那个，名叫连喜，后来逃走了，小艾那时候还小，但是对于这桩事情印象非常深。后来却又听见说，有人碰见连喜，已经做了沿街拉客的妓女，她是遇见了坏人，对她说介绍她到工厂去做工，把她骗了卖掉了。小艾听到这话，心里非常难受，对于这吃人的社会却多了一层认识。
小艾在绝望中偶而遇到印刷厂的排字工人金槐，并产生感情。小艾向金槐诉苦，怪她父母卖了她，使得“人人把她当作一种低级动物对待”，而金槐启发她的阶级觉悟，告诉她，整个社会都是如此。小说描写道：
金槐听着，也沉默了一会，回道：“其实我想也不能怪你的父母，他们一定也是给逼迫得实在没有办法，也难怪你，你在他们这种人家长大的，乡下那种情形你当然是不知道。”他就讲给她听种田的人怎样被剥削，就连收成好的时候自己都吃不饱，遇到年成不好的时候，交不出租子，拖欠下来，就被人家重利盘剥，逼得无路可走，只好卖儿卖女来抵偿。……
小艾和金槐结婚之后尚在旧社会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但是，最后终于盼来了新社会。张爱玲描写道：
那是蒋匪帮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春天，五月里就解放了。……解放后，金槐非常热心的学习，又像从前小艾刚认识他那时候一样，总拿着本书，到印刷所去也带来带去，在电车上看，在家里也常常把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史讲给她们听。小艾显然很喜欢他发议论：她仿佛有一种观念，认为理论是男子的一种装饰品，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她虽是带着得意的微笑听着，却不求甚解。她最切身地感到是现在物价平稳，生活安定，但是人是健忘的动物，几天好日子一过，把从前那种噩梦似的经历也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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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艾>中，张爱玲回到明确的政治判断与道德判断：旧社会“吃人”，新社会救人；从前是“噩梦”，现在是光明；过去“被剥削”，如今得解放；一边是恶，一边是善。而过去的苦难之源就是“蒋匪帮”。小艾就是这一切的历史证人，她带着满身的伤痕和苦痛召唤人们，勿做“健忘的动物”，勿忘阶级苦，勿忘“噩梦”似的吃人时代。<小艾>笔调冷静，但对旧社会的控诉却很尖锐，是一份忆苦思甜的进行阶级教育的极好教材。张爱玲并没有歪曲现实，我们此时也不必对张爱玲的善恶判断和政治判断再做判断，但是可以从这篇小说的政治取向中看到：早期那个纯文学、纯审美的追求永恒的张爱玲已不存在了。她在一九五O年时已“很政治”了，三、四年后她到香港写《赤地之恋》（写于一九五四年），只是政治立场的一百八十度转弯。我所以要详细地解读〈小艾> ，只是想说明，张爱玲天才的夭折是时代的结果，不仅是美国新闻处工作的结果。时代已无追求超时代作家的存身之所，不管是在上海还是香港，都逼迫张爱玲起来否定原来的张爱玲。悲剧正是从这里开始发生。
二十世纪中期，中国两位杰出的女作家，从完全相反的政治方向演出同样的悲剧，这就是丁玲与张爱玲。二“玲”的悲剧不是政治教训，而是典型的美学教训。丁玲原是“五四”后产生的很有才华的女作家，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我在霞村的时候》都是杰作，然而，她最后却奉命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把小说变成土地改革政策的图解。张爱玲虽然和丁玲的政治立场相反，但她从写作〈金锁记>到写作《赤地之恋》，其悲剧之路却与丁玲相同。张爱玲写“赤地”与丁玲写“红区”，异曲同工，其创作动机与创作方式，都是在政治意志的驱使下进入创作，并把小说变成政治工具和时代号筒。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对很有趣的“悲剧同构”现象，也可以说是“悲剧反向同构”现象。
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里大胆地触及女性的身体和欲望的问题，揭示了五四运动虽然带来了女性的解放，却没有解决女性真正的困境。丁玲的女性写作特点在这篇成名作中很突出，她不只是提出社会问题，而且走进了女性的内心世界，书写了女性在传统与现代交接中复杂的位置与身体需求。这部作品无论是意旨还是笔调，都是新颖的，不愧是后五四时代的文学杰作。后来尽管她的政治倾向导致了她写作路子的转变，但仍未放弃女性命运的思考。她在延安整风前夕所写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最能体现她的政治思想与女性意识的冲突。这篇小说中的叙述者“我”，很有丁玲的影子。当“我”从政治部被派到基层的村子时，结识了一个名叫贞贞的女子。贞贞被日军强奸后，成了慰安妇，但仍向往光明，同时为共产党做间谍工作。用王德威的话说，她的身体既被日军利用，又被共产党利用。得了性病后，她回到自己的村子，却被愚昧的民众看不起，这时叙述者“我”对贞贞充满同情。她对贞贞的同情是对一个女性悲惨命运的同情，无形中却与“大众”对立。最后，有个性的贞贞拒绝了男友的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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