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上篇：张爱玲的文学特点与她的悲剧（在香港岭南大学张爱玲研讨会的发言稿）更新完毕开始阅读8556786127d3240c8447ef2d
打算投向延安治病。丁玲的这篇小说虽然传达了政治观念，可是她对女性命运的关切，使得她实际上对延安的意识形态产生了一种质疑：看来即使在代表“祖国的光明”的土地上，女性的命运一样没有得到保证。这篇小说后来和她的〈三八节有感>一起受到批评，争议很大，但是却显示出了丁玲在政治写作中还尽力保持自己作为女性的声音。可惜延安整风后，她的这种个体声音和女性声音越来越微弱，到了一九四八年发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则完全丧失。这部小说在一九五一年获得斯大林文学二等奖。小说被誉为“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农村从未有过的巨大变革”，可是，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不过是政治的符号。其中黑妮这个女性形象，虽还残存一点人性，但终于被视为一种异质声音而消亡。从莎菲到贞贞到黑妮，说明丁玲的个性最后完全被政治意识形态所替代。我和林岗合写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与<二十世纪中国广义革命文学的终结〉，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方式进行了认真的批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来成为大陆小说的基调，但丁玲的文学生涯却从此走向末路。而张爱玲的悲剧则是比丁玲的悲剧更加深刻的悲剧。之所以更深刻，原因在于：丁玲本来就是紧跟时代潮流的弄潮儿，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虽对女性解放的困境有所反思，但还在潮流之内，总倾向是“顺潮流”的。到了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之交，革命潮流汹涌澎湃，她抹掉犹豫，决意为革命潮流而牺牲艺术，还是可以找到一点内在的线索与逻辑。而张爱玲则不是时代的弄潮儿，她在文坛上崛起，她的最初几部小说能获得成功，恰恰是因为“反潮流”。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潮流席卷一切，但她刻意站在潮流之外。她的成功是人格力量与艺术选择力量的成功，是把时代潮流从生命中抛掷出去的成功。正如她自己所说的：
……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我存着这个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不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自己的文章>）
这段话写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当时张爱玲的头脑多么清楚。她告诉读者：第一，她写“一切时代”，即超时代、“超时代纪念碑”的题材，也就是永恒性题材。（这也足以证明张爱玲早期作品的精神特点不是“历史意识”，而是反历史意识；不是时代意识，而是“一切时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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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与此思想相应，她从时髦的“战争与革命”的大题材走出来，而写属于“一切时代”的永恒人性，即男女情爱等。在当时，能够和“战争与革命”拉开距离，把这种大潮流与大题材从自己的脑中和笔下抛掷出去，是需要艺术信念和内在力量的。今天我们重新阅读张爱玲在上海所写的代表作品和早期短篇，会发觉她的确是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她对人、对社会、对生命都不作任何道德价值判断。她的小说，既没有大英雄，也没有大奸大恶之辈，有的只是小人物，这些人物在生活中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挣扎，而精打细算，而变得世故。她笔下的女子，常常是世俗世界中自私的女子，在爱情的纠纷中有心防、会打算的女子，在大时代的变动中又有些怅惘的女子，与革命女子相距甚远。这些女子，从未想过要改变社会，只是小心谨慎地挣扎在生活的细节中，像张爱玲在<更衣记>中所说的，“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个人的衣服里。”衣服也成了她们逃避人生苦难的避难所，成了她们喘息的帐篷。
当我们重温一九四四年在<自己的文章>中表明文学立场时的张爱玲，会惊讶地发现，十年之后，在香港写作《赤地之恋》的张爱玲，完全判若两人。她不再是抒写“一切时代”都存在的题材，而是写大变动时代的题材，她不再回避战争与革命，而是偏偏书写战争与革命，她不再反潮流，而是紧紧拥抱潮流，俯就潮流，把潮流拉到自己的笔下。
无论是《秧歌》还是《赤地之恋》，都是在经济的压力下写就的“遵命文学”。一九五二年，她到香港后，停留了三年，与美国新闻处开始了合作关系，于是这两本小说的政治构架便不能不与当时美国的反共意识形态相通。两本书涉及到一九四九年后最尖锐的“革命与战争”：农村的土地改革，城市的“三反”运动，以及“抗美援朝”等政治事件，其反共的动机与立场，非常明显。王德威对这两本小说的细读，非常有意思，他读出了张爱玲政治小说写作中暗藏的仍是属于她自己的“风格”。比如说，《秧歌》同样是象征着饥饿，比起祥林嫂和郭素娥这些代表苦难的社会符号，月香则未消失女性的主体性，反而浑身散发着女性的生命力，不局限于只是一个简单的政治符号。这两本书比起来，《秧歌》确实还可读，张爱玲把饥饿写得真好。《赤地之恋》的政治性则大大压倒文学性。就连小说中的情爱描写，也一样充满了政治暗示。像戈珊的放荡和富有心机，是张爱玲故意对所谓纯洁的“革命女性”的反讽，戈珊其实变成了小说中“反共”的政治符号，成了另一种“男性政治”的负载物。而《赤地之恋》的结尾，反共的宣传文字实在太显露，主人公刘荃因个人的爱情悲剧而赴朝作战，被俘后居然放弃到台湾“投奔自由”的机会，转回大陆走上反共前线。作为个体存在的刘荃从这一个政治阵营奔向另一个政治阵营，生命价值完全消失了。他个人以及整部小说全成了政治寓言品。一个以描写“一切时代”永恒人性为宗旨的作家，一个曾经以抛开政治潮流而获得成功的作家，此时却让自己的小说充当政治宣传品，这不是悲剧是什么？可以说，张爱玲进入《赤地之恋》之后，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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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立场和文学立场已一片混乱，奉命所写所作的一切恰恰是她十年前所反对的一切。所以，可以把《赤地之恋》视为她的天才夭折的标志。对于这种悲剧，我在一九九六年的短文中也曾作过叹惜：
张爱玲早期的作品比中、晚期的作品更令人喜爱。她在青年时代登上文坛不久就登上自己创作的高峰，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可惜，她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开辟的独特的文学道路，因此，在创作《赤地之恋》与《秧歌》时，很快就远离自己，远离了冷静地思考宇宙人生的自己，远离了具有形上特色的自己。她早期的精彩是永恒性的思索压倒时代性的思索，而到了中晚期则相反，现实的政治倾向性显然压倒了审美形式也压倒早期那些带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哲学意蕴。她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城市而走向陌生的乡村，离开了独特的、属于她的意象而走向世俗的共同的意象，也离开了灵魂细致化和心理细致化的审美王国而走向性格与命运图解化的不幸王国。总之，她放下文学的超越视角而走进了世俗视角。这就使她在青年时代所获得的成就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以至未能杰出到足以和世界第一流作家比肩的水平。
我非常喜欢阅读张爱玲的作品，但不想制造她的神话。我曾经进入鲁迅的神话之中，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好容易才扬弃了鲁迅的复仇情结和“一个也不宽恕”的情结，从神话中逃亡出来。现在可不能再陷入另一种神话之中。任何天才都是有缺陷的，张爱玲的自恋、自虐、世故以及她最后完全封闭在自己的躯壳之中等性格，我虽能理解，但难以崇奉。如同不能接受鲁迅的某些戾气一样，我也不能接受张爱玲的一些俗气和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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