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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制度创新中的技术支撑
王列生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在文化制度创新中的合谋关系，论证技术支撑在文化制度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这种支撑所带来的正面效果和负面价值的可能性。当技术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主体性力量之际，不仅推动文化制度的社会变革，而且与制度理性一起共同谋划人类文化生存的现实进展，并在工具价值层面介入具体制度环节的有效功能配置，从而提高文化制度的效率与效力。但是，一旦这种技术支撑越过其临界位置，就会成为颠覆精神守护和文化自由的技术暴力，其价值功能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因此，在文化制度创新中，技术支撑是一把必须谨慎把持的双刃剑。
作者简介：王列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公共文化政策研究中心。
在传统的思维定势里，技术要素在介入制度运行过程中充其量只能是工具性功能延伸，只能看作物质意义上的辅助性事实，无论在制度设计还是在政策工具操作程序中，都无需过多考虑技术要素或者说非功能性物质工具的介入问题。今天，科技与社会仍显示出清晰的二元对立关系，尽管“边界的急速消失是我们所有社会关系的明确趋势”①，尽管其兼容性远非古典时代所能比拟。
然而在现代和后现代背景下，更大的转折出现了，那就是科技与社会的本体性合谋。外在的工具价值定位已经不足以描述两者之间的实际关系，技术已经不仅仅是为社会追求意义生成和价值实现的辅助性工具手段，而是更多地表现为社
会意义生成和价值实现本身。技术突进至少在公共生活领域里让一切技术神话失效，于是，“鉴于现代的科学导致了世界的祛魅和科学本身的祛魅，今天，一些因素正在聚集起来，形成一种后现代的有机论；在这种有机论中，科学和世界都开始祛魅”②。毫无疑问，这样一个宏大的转折也发生在文化制度创新的进程之中，而且是在一种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多层次结合中形成某种文化制度创新效果及其创新目标，从而使技术支撑成为文化制度创新的本体驱动力。 一
制度理性虽然并非纯粹意识形态命题，但由于其所涉及的主要是现实社会的利益安排问题，或则呈现为竞争性政党制度的“政党可以具有各自不同的目标和组织结构，而且可以在极为不同的政治环境中活动。因此，它们在利益综合方面的作为也大不相同”③，或则呈现为福利政府制度的“把利益占有从阶级地位基点转换为公民性基点”④，所以，问题的重心在于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均衡性以及通过制度安排实现这些均衡目标。即使在公共生活转型和公民社会背景下，制度理性也不可能与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立场无关，就仿佛高喊自由主义至上的美国，在其公共制度设计中既直接受到共和、民主两党政治理念的夹击，也间接受到不同利益集团利益诉求的合围，导致“集团与决策者之间关系往往微妙，实施着双重影响”⑤。
技术理性的情况则与此不同。尽管它在本体性融入过程中会与利益主体甚至利益博弈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所谓“公共部门的技术创新也必须立足于公共部门服务环境的公共化”⑥，就足以表明技术理性已经贯彻于制度建构的整个过程，这种情况，在边沁、穆勒时代和洛克政府构造蓝图里完全不可想象。问题是，至少在公共政策知识域或者更高层面的政治学知识谱系里，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都
不足以构成平行关系，在确定的对话结构里很难寻找其意义可换算性或者场域内的价值交往，制度理性所关注的诸如“政府作为公共利益受托人”议题，同技术理性所关注的诸如技术史和科学史，基本没有知识谱系上的相关性。尽管现代经济学家越来越趋向于把科学技术视为第一生产力，而且世界市场时代里技术主体也越来越自觉地追求技术价值的社会功能转化，但技术理性的边界并没有大规模向社会领域延伸，更没有深入到与制度理性进行深度合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技术理性与制度理性的逻辑链接还没有从学理上有效解决。
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学理链接缺位，导致公共文化政策专家在进行文化制度设计之际，往往就在充分运用制度理性时完全漠视技术理性，认为它们之间至少存在三种意义换算障碍：本体分离、谱系错位和价值失约。
所谓“本体分离”是指，虽然制度理性和技术理性最终都以人的主体性作为意义载体，但却分属于社会本性与自然本性的不同存在界域。它们分别来自经验科学和形而上学，而这两者间的知识形态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都持此观点，波普尔更进一步阐述道：“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内在无意义的证明必须对每一种前后一贯的语言都有效，而不仅仅对每一种足以满足经验科学的语言有效。形而上学者很少会说形而上学陈述属于经验科学领域，没有人会因为听说形而上学陈述不能在经验科学范畴内（或某种适合于经验科学的语言中）加以表述而放弃形而上学。”⑦
所谓“谱系错位”是指，如果在知识操控的实际进程中同时站在制度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知识立场对问题进行反思，不仅在“意识的限度”允许阈限内受困于“意识中不能同时容纳几件事情”⑧，而且会在“谱系的乱麻”现象中出现诺尔—塞蒂娜那种“我们已经论证了这种转换的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在超科学领域
中运作的社会联结的机制，而这种社会联结是由利益的分裂和利益的融合来调节的”⑨随意性知识乱伦，而且是功利主义观的乱伦。在两个种属不同而且级阶不等的谱系位置进行知识链接，不仅难以逾越知识范式的边界，而且难以形成知识点的聚焦效应，更何况技术理性乃是总体性概念，而制度理性至少只能处在另一总体性概念的四阶蔓延位置，所以任何直接谱系链接都会具有知识暴力意味，就仿佛国际关系中强行安排联合国去与斯里兰卡猛虎组织的某分支机构讨论提交一个和平方案的国际文本。
所谓“价值失约”是指，虽然人在愿望上始终追求人类一切行为的价值最大化，但制度理性中的人和技术理性中的人却往往会朝完全不同的价值向度努力，于是进程中事实态与价值态的分离就使二者难以实现价值互约。在更深层次上，这种失约很可能还是自觉排斥的价值冲突后果，技术理性会认为制度理性压根儿就是伪命题，制度思考不仅不能体现出理性甚至更多地体现反理性，体现利益至上主义乃至狭隘利益主义。反之，技术理性恪守的诸如“处在等值性良好的背景知识状况下，最简单的可能就最具真理性”⑩，在制度理性知识域就会被看作不可理喻的简单化。
但是这种传统知识背景的紧张对峙，在后现代语境中已经在不经意间自然消解。几乎所有的清规戒律甚至学理边界被颠覆，极端的主体中心主义和当下操作主义使得制度理性和技术理性都成为可供功能拼接和知识拼贴的随机性对象，从而使二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条件限制中进行意义换算。冲破旧有的换算障碍主要有三：绝对本体的消亡，知识拼贴对知识体系的置换，以及技术从奴隶到主人的地位转变。
就第一点而论，从19世纪抛弃形而上学、质疑本体论到20世纪中叶“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