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中国外交的起源 - 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更新完毕开始阅读8641e3bf9ec3d5bbfd0a74b8
随着中国外交事务的增加和国际影响的扩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要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除了学习、借鉴西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的研究成果，不断总结中国越来越丰富的外交实践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外，还必须汲取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明的养料。 从汲取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的养料的角度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很值得系统和深入研究的。但与此同时，以春秋战国的历史作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的研究起点，又会遭遇两个很大的学术困惑。笔者发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和出版《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8月)后，有不少读者提出质疑，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春秋时期的周王室是否还是天下共主?春秋时期的诸侯国是不是具有独立主权国家的性质?因此，如何理解东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就成为研究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的两大关键问题。这也是中国外交的起源问题。本文试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初步分析。(注：春秋年代的划分有不同的说法：即公元前481年(以《春秋》史起止年月记)、公元前485年(依郭沫若观点)、公元前453年(依杨宽说)。本文以魏韩赵三家分晋为界。)
一、从“天下共主”到“特殊国家”：春秋时期周王室性质的变化
1、关于东周王室性质的不同观点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春秋时期的周天子是一个天下共主，它是一个对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国和周边的部族政权有很大权威的统治者，是一个凌驾于各诸侯国和其他主体之上的“上层结构”。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周王室的存在，构成了春秋时期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和近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论据。但可惜，这种印象是不真实的，这个结论也是不能成立的。 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对周王室的作用、性质和权威存在一种误解。
有学者认为，西周时，周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国，“凡是华夏诸侯(包括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都是由它分封或得到它承认的，华夏诸侯也都认它是‘共主’，或者称之为‘宗周’”，“周克商后，周已成为华夏诸侯的共主”。(注：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59、1008页 。)
所以，认为周王室是东周时期的天下共主也没有错。笔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东周初期时的周天子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对各诸侯国是一个很大的制约。
但如果把这种观点作为观察整个东周时期的周天子作用的一个基本观点，就可能会与历史事实出现很大的偏差。其实，在中国史学界，对周王室的作用、性质的认识是有很大分歧的，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
其一，周天子在西周时也不完全是天下共主，东周时更不是。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周天子的影响和作用大大夸大了，它表达的是一种观念，而非实际存在的景象。周王朝对“天下”的控制是很不稳定的，当周朝强大时，它的影响也大，当它的力量下降时，其影响也小。而且有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西周的周天子对各诸侯国也没有绝对统治权，没有直接统治权，它的权力是一种象征性的，其中对诸侯国来说，有两点是最重要的，一是周天子无权废立各国的国君，无权干涉各国内政，二是在经济上，周天子只能收取各诸侯国的职贡，但无权对各国征收税赋，各国税赋均归各国，周天子的财政来自于直接统治和治理的王畿，以及诸侯及四方的纳贡。“诸侯对王室的义务不过按期纳贡朝觐，出兵助王征伐，以及救济畿内的灾患而已，诸侯国的内政几乎完全自主，而王室开国初
年的武王成王过去以后，诸侯对王室的义务也就成了具文。”(注：石井宏明著：《东周王朝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28页；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1页。)而且实际上在西周中后期时，诸侯不贡，相互争战甚至反过来干涉周王室的内部事务的事情已经比较多了。可见，即使在西周时期，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关系也不是后来人们理解的那样，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也不是服从关系。它是一种不平等的但松散的政治经济关系，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其二，周天子在春秋时期已经不是什么天下共主了。“春秋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周王室名存实亡，不绝若线；四方诸侯更相崛起，争霸天下。”(注：张京华：《五霸七雄》，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第2页。)“西周既东，原有王权失去了约束力，于是各国受到当地变化及当地利益的影响，纷纷有离心倾向。”(注：许倬云：《东周到秦：国家形态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随着领主制危机的不断加深，周天子的统治力量日益衰落，逐渐丧失了控制各诸侯国的权力和维护中原地区领主制统治秩序的能力”，“终于从原来‘天下共主’沦落到不如一个诸侯的地位。”(注：张志哲：《震荡与整合——春秋历史文化流程》，黄山书社，1991年， 第73、74页。)周桓王兴四国之师伐郑，被郑所败，桓王被射伤，“从此，天子的威信更加低落，仅存共主的虚名。这时尚有诸侯国一百余个，但多不再听命于天子。”(注：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其三，周天子在春秋时期是天下共主，但到了战国已经不是了。上述同一本《中国通史》，也承认“战国以后，客观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周王室已名存实亡了”，公元前344年，齐魏“会徐州相王”，已开始诸侯称王。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韩、赵、魏、燕、中山“五国相王”。楚在春秋时期，就一直称王。诸侯称王事实上已不承认周宗主国或者共主了。公元前367年，威公去世，少子根和公子朝争立。韩、赵两国帮助少子根即位于巩(今河南巩县西南)，是为东周惠公。这样，周已分裂为西周(以河南为中心)和东周(以巩和洛阳为中心)两个小国。它们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公元前256年，以韩、赵为首的伊阙合从攻秦之战，西周也参加了。失败后，西周君献出了土地和人民，就灭亡了。(注：上引《中国通史》，第874页。)
但不论什么观点，周王室在东周时大大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实际上，司马迁写历史时，并没有太重视春秋时的周王室，《史记》共130卷，他只用了其中的一卷来写西周到东周的历史，他写的大量的世家、列传涉及到众多的人物和历史，但几乎没有专门的篇幅来写东周的王或有名的人物；在《史记·周本记》中，司马迁写道，“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实际上也持周王室影响越来越小的观点。而专门论述东周历史的《春秋》和《左传》，并不以周王室的纪年为载体来记载历史，说明两书的作者也不以东周王室为中心。
2、周王室从天下共主衰落成普通国家的表现
童书业先生在总结西周历史时曾指出，西周时武力极强，西周王室富裕，文化也发达，统治也很牢固，曾有周夷王杀齐哀公、周厉王以武力止楚人称王、周宣王伐鲁更鲁君而各诸侯国不敢反抗之威权。(注：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13页。)西周时，如果诸侯没有完成自己纳贡的义务，周朝就有权力收回分封给诸侯的土地，取消它的封号，周朝可以派大夫到各国巡视，周朝自己有强大的军队，可以去征讨那些不按周礼行事的诸侯；周朝可以调动各国的国君和军队，讨伐不听命的诸侯国，或对外征讨，或
抵御外部入侵。周朝有防务或劳务需要时，分封国家有义务提供劳动力和军队。周朝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但东周时的周王室已经不是西周那个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它已经全面的衰落了。
军队的衰落是周王室控制力下降的标志。西周时有殷八师和周六师，军事力量强大，如果一师有一万人的话，那么，周王的军队就有十四万人之众，这在当时是一支强大的军队，也是周王室居于统治中心的物质基础。东周时周王室的军队大大下降，刚开始时，它还有力量出兵攻击那些它不满的诸侯国，后下降到无力攻击诸侯国，但还能维持周王室自身的稳定，能平定内部的叛乱，再后来不能平定内部的叛乱，要依靠诸侯国的力量，最后和越来越强大的诸侯国相比，周天子几乎完全丧失了军力。周天子军事力量完全丧失的标志，是公元前520—前502年的王子朝之乱，由于内乱，周朝完全丧失了军事力量，此后，历史上没有任何关于周朝军事活动的记载，只剩下能勉强行使维护治安职能的保安队伍。没有军队，怎么能维护周王室对诸侯国的影响力呢? 周王室逐渐失去了会盟的影响力。在周王室强大的时候，对外交往是周天子垄断的权力，只有周王室才能召集各诸侯国国君在一起讨论事情，否则，如果各诸侯国之间未经天子允许而私自交往，则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合法的事情，“外交”在当时的观念中，就是一种不合法的诸侯国私下对外交往的行为。但春秋时期，有记载的盟会就有480多次，但这其中没有几次是以周王室为中心的，有时霸权国让周王室参加，以壮大自己的声威，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不让周王室参加。诸侯国相互交往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不让周王室参加的盟会完全公开化和合法化。
各国对周朝的职贡的变化。周朝强大时，各诸侯国都定期交纳职贡，因为如果不纳贡，可能引起周天子的愤怒而兴师问罪。根据史家的研究，西周时按规定诸侯应当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期，这是天子行使政治权力的重要标志。但到东周时期，没有几个国家愿意自愿交贡，而周天子又没有能力强迫各国交职贡，因此能不能收到职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诸侯国对周朝的态度，尤其是那些霸权国，如果它们对周朝态度好，就会让其他中小国家在为自己交贡时，也顺便向周天子交贡，或者打着让各中小国 家向周天子交贡的名义，实际上是强迫各中小国家向霸权国自己纳贡。据史家考查周与鲁、齐、晋等国的纳贡情况，“鲁之朝王者二，如京师者一，而如齐至十有一，如晋至二十，天王来聘者七，而鲁大夫之聘周者仅四，其聘齐至十有六，聘晋至二十四”(注：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第3册，第362页。)，按照最守规矩的鲁国的史官的记载，在整个春秋时期的260多年中，鲁国国君仅朝周王三次，鲁国大夫聘周仅四次，如果像与周王室有着最亲近关系的鲁国这样一个小国都如此，其他国家对周王室的态度也可想而知。另外，这一记载还说明，鲁国向齐晋等大国的纳贡和朝觐远超过了向周王室的纳贡和朝觐，霸权国地位远超过了周王室的重要性。 西周时，天下的土地名义上都归周朝；除各诸侯国的国君以周朝的名义直接统治和管理外，西周时，周王室还直接统治相当大面积的王畿，从陕西中部渭水流域到河南中部黄河流域，有王畿地千里；东周时，把陕西的大部分王畿赐给了秦国，后把河南荥阳的虎牢和酒泉等一部分王畿给了郑国和虢国，后来由于一些戎族部落的入侵，周王室失去了更多的王畿；在周王室王畿大大减少的同时，不少诸侯国都经过有为之君或名臣贤相辅助的治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司马迁在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卷十四》中指出，“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但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一些诸侯国发展成了有地几百里、上千里甚至二千里的大国，成为综合实力很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大国，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周王室。
随着周王室王畿的缩小，再加上周王室统治的残酷，引起民众的反抗和逃亡，人口也减少了。土地和人口减少引起的直接结果，是削弱了周王室统治的经济基础。独立性越来越大
的诸侯国对周王室纳贡的大量减少，也无异是雪上加霜。周王室炫耀其财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公元前717年，周境内发生灾荒，周王室不得不向鲁国“求籴”(要粮)，鲁国自己也没有多少余粮，于是鲁隐公出面向宋卫齐郑等国求援；公元前702年，周平王死后，周王室又向鲁国“求赙”(丧葬费)；公元前697年，周桓王又向鲁国“求车”，而按过去的惯例，都是周王室给诸侯国以车服；如果说前三例都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公元前618年，周王室公开向鲁国“求金”，就有些太不像话，以至于《谷梁传》评论说：“求车，尚可；求金，甚矣!”(注：参见张志哲：《震荡与整合——春秋历史文化流程》，第76—77页。)
与此同时，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关系也在发生质变。西周时，从未发生过诸侯国与周王室平起平坐之事，更无诸侯国凌驾于周王室之上的事情。而东周时，周王室不但不能对诸侯国指手划脚，而且许多时候，还要看诸侯国的脸色，甚至被诸侯国欺负。还在东周初期，就有过“周郑交质”之事，周平王和郑庄公相互交换人质，后来，周桓王时，郑国又是派人抢割周地之麦，取成周之禾，周桓王愤而罢郑庄公所兼的周室之卿士位，郑庄公干脆不朝，周桓王起陈蔡卫三国之兵问罪，反被郑军“射王中肩”，使周王室本已摇摇欲坠的天下共主牌位，终于落到了地上，王室之尊已失，“与诸侯无异”(注：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第3册，第362页。)。由于力量的弱小，周王室也没有能力来保护那些它自己分封的小国了。公元前706年，纪国受到郑国和齐国的威胁，一开始请求周王室的执政大夫鲁桓公来调解，但鲁国国君没有以周天子名义来调和的能力。纪国只好与周王室联姻来加强自己与周天子的联系，期望此事能帮助巩固纪国的地位，但齐国到公元前690年前后已经开始成长为一个霸权国，全然不顾纪国与周天子的关系，对纪国进行威胁。纪国国内自己在压力面前也发生了分裂，纪国国君的兄长带着自己的土地投奔了齐国，齐国不久就公开吞并了纪国，后又吞并了遂国 。
西周时的战争主要在周王室与周边的西北戎和东南夷之间进行，或在周王室统治的内部进行，周与各诸侯国之间很少进行战争，大体上维护了体系内200多年的和平。但到东周时，周王室与周边的夷戎部族仍在进行战争，但它们已经退居次要，体系内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成为影响东周时期和平的重大问题。围绕着谁当霸主，在齐、晋、楚、秦以及后来的吴越之间进行了多次大战，还有无数的中小战争及盟会等，仅在春秋史上有记载的战争就有483次，盟会朝聘有450次，共933次。按过去的周礼，只有周王室才有权进行征伐和盟会，但春秋时期的战争和盟会大都与周王室没有关系。这也是东周时周王室权威和影响下降的一种表现。
周朝名义上的人事任命权的丧失。在西周时，根据周制，各大国的正卿都要经过周朝任命。但到东周时，各大国的正卿都少有经过周朝，历史书上也少有这样的记载，仅有一个例外是晋景公在晋国实力还较小时，曾一度请周王室任命其主要的官员，晋国后来的主要官员都不再要周王室任命，其他大国也没有这样的记载。 公元前516年，周王室王子朝发表了致各诸侯的信，承认周王室权力的衰弱并请求各诸侯干涉周王室的内部事务。这封公开信对周王室的衰败作了总结。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夷王时期是周王室的顶盛时期，在五王统治时期，周王室有很高的威信，以至在夷王生病时各诸侯竞相为其祈求；厉王幽王开始了周王室的衰败的进程，到幽王被杀周王室被迫东迁时，诸侯已经开始左右周王室，惠襄二王都要靠晋国这样的霸权国扶持。现在周王室在周敬王时又发生了内乱，作为诸侯国的晋国公然帮助叛乱的周王室的章刘二臣，破坏周朝的立长不立幼的规则，拥立年幼者为王，而他，王子朝，周王朝当然的继承者却不得不流落楚国，因此希望各诸侯出来为他主持公道。(注：《春秋左传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