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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与红色恐怖 仇恨与复仇
从政府成立那天，布党便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铁腕。 1917年12月，罢工在彼得格勒的印刷厂爆发，列宁当即下令，罢工工人应作流氓处理。如果罢工继续下去，就该逮捕他们。他责备苏维埃政权太软弱了，下令 对公民实行系统的“登记与监督”，以刑罚作为威慑手段，强迫所有的人劳动：
“这个登记与监督制度的目的很清楚也通俗易懂：每个人都应 当有面包，有象样的衣着鞋袜能让他到处走动，有个温暖的住处，应当自觉地工作；无赖（包括任何想逃避工作的人）都不得闲逛而应该关在监牢里，或是以从事最 沉重的强制劳动服满刑期；这些无赖的命运也理所当然是富人的命运——所有试图规避社会主义规定与法律的富人都该有同样下场。” [1]
1917年12月25日，列宁在《如何组织竞赛？》一文中再次强调必须铁腕镇压所谓“流氓”（亦即罢工工人）：
“ 富人和流氓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他们是资本主义哺育出来的两种主要的寄生虫；他们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些敌人必须置于全民的特殊监视之下，必须为他们最 轻微的违反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和规定而受到无情惩罚。在这方面表现出任何软弱，犹豫或温情脉脉，都是对社会主义的巨大犯罪。” [2]
在 同一篇文章中，他还制定了对“富人、流氓以及逃避工作的工人”的各种惩罚措施：将其投入监牢；令他们去扫厕所；在他们刑满被释后发给“黄卡”，以便所有的 人都将其作为具有特殊危害的人加以监视；从每十个闲人中抽出一个来当场枪决；可改正的则交保释放。这些措施中，最结棍的还是对闲人逢十毙一，而这种野蛮规 定居然也就收在《列宁全集》中，用以指导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在1918年4月出版的《苏维埃政府目前的任务》中，他强调指出：“专政 是铁的权威，在镇压剥削者以及流氓的时刻，它必须具有革命的大胆、迅速与无情。”“任何工厂、农场、企业中一切违反劳动纪律的人都对饥饿与失业负有罪责 ”，“我们必须知道怎样发现这些有罪的人，将其送交审判，予以无情惩罚。”[3] 当工人遵循多年来的传统，不顾布党禁令，在5月的“圣尼古拉节”休息而不来上班时，他拒绝向传统屈服，命令：“与?尼古拉? 节妥协是愚蠢的。我们应该让契卡全部出动，枪毙那些因为?尼古拉?节而不来上班的人。”他还要求，类似的“预防性暴力”也该在耶诞节和新年前准备 好。[4]
1918年8月8日，列宁在党内通信中强调以大规模的恐怖“恢复革命秩序 ”：
“我们必须采取根本行动：大规模搜查，枪毙拥有武器的人，大量除去孟什维克和不可靠的人，撤换仓库的卫兵，代之以可靠的人。”[5]
对工人如此，对农民又如何？由于布党对粮食购销实行国家垄断，农民不愿以贱价出售粮食，城里出现粮荒，列宁便于1918年1月14日下令派出武装抢粮队到农村去抢夺粮食：
“（人民委员会）向全俄粮食供应委员会以及粮食供应人民委员部提出：加紧派出政治委员们以及人数众多的武装工作队，采取最革命的措施，进行运载、征集和分配谷物等的运动；加强与投机倒把者的无情斗争，直接向地方苏维埃提出就地枪决抓到的投机倒把分子与破坏分子。”[6]
列宁还命令在农村成立所谓的“贫农委员会”，由所谓“贫农”作卧底，领着“余粮征集队”去抢劫村里的“富农”。余粮征集队再把抢来的粮食分一点给那些所谓“贫农”，作为对他们的奖赏。
当 时俄国农村已经搞过土改，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土地由村社均分给村民，每户农家都有自己的份地。因此，农村的贫富差别是勤劳与否造成的，所谓“富农”其实 是勤农；而所谓“贫农”则是惰农。布党却依靠这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乡村二流子去抢夺勤劳苦干的农民，列宁甚至闹出理论笑话来，硬把“富农”说成是“农 村的资产阶级”，这完全是对马克思阶级划分理论的放肆嘲弄，与毛泽东异曲同工。与中国的痞子运动相似，俄国农村的“贫协”成了个藏垢纳污的去处，乡村二流 子们仗恃政府的武力撑腰，在村里作威作福，鱼肉乡民，不但敲诈所谓“富农”，而且敲诈到中农头上去，丑闻频出，连布党内部都啧有烦言。列宁只好在这政策实 行了大约一年后下令解散农村的“贫农委员会”。但他对农村“富农”们的莫名其妙的仇恨并未消散。
布党的暴政激起了农民的反抗。1918年8月5日，奔萨地区的农民不堪布党强抢谷物，起来武装反抗，起义迅速蔓延到周边地区。布党派出部队血腥镇压了起义。在此期间，列宁向奔萨地区领导发了几份电报。苏联解体后，这些电报被公诸于世。
8月11日列宁发的电报如下：
“同志们！应无情镇压五个富农地区发生的暴乱。整个革命的利益需要这么做，这是因为与富农的?最后的决战?现在正在各地展开，必须为此树立个榜样。
1、吊死（确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绞刑的执行）至少100个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
2、公布他们的名字。
3、抢走他们的全部谷物。
4、根据昨天的电报指定人质。
此事应办得让周围几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见、颤抖、知道、喊叫：?他们正在被绞死，并将窒息而死，那些吸血的富农们。?
收到电报后回电告知并报告执行情况。 你的， 列宁
找到一些真正坚强的人” [7]
8月19日，列宁又发电催促：
“古别尔尼亚执行委员会奔萨抄送古别尔尼亚共产党委员会
关于你们最后到底采取了什么严厉措施，去无情镇压五个区的富农并没收他们的谷物，我至今毫无所闻，对此我极端愤怒。你们的无所作为是犯罪。应将所有的努力集中于一个区，将该区的所有剩余谷物都抢光。任务完成后电覆。” [8]
本人的翻译水准太差，无法传达出原文的神韵来，例如上述第一份电报中那段话，英文译稿是：
“Do it in such a fashion that for hundreds of kilometers around the people might see, tremble, know, shout: ?they are strangling, and will strangle to death, the bloodsucking kulaks.?”
其中的施虐狂的语气，似乎根本不是中文能传达出来的，起码我没本事传达。尤其是人民颤抖着喊出来的话，无论怎么挑选字眼，都无法再现列宁想象中的那种恐惧入骨的呐喊，更无从表现出伊里奇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强烈欣快感。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是列宁完全颠倒了的价值观。在他看来，抢光农民的粮食、饿死他们不是犯罪，不这么做才是犯罪行为。这恰是国际共运的最本质特点，它颠倒了文明世界的一切价值观。
早在纳粹出世之前，布党就发明了人质制度，并大规模枪毙人质，而伊里奇乃是最热心的提倡者，并作了雄辩论证：
“将几十个或几百个煽动者（不管他们是罪犯还是无辜，是有意还是无意）投入监牢好些，还是损失几千名红军战士和工人好些？我绝对明确地认为，第一种更好。让我被指控为犯了死罪和践踏了自由吧——我承认有罪，但工人将因此获益。” [9]
所以，只要以工人阶级利益的名义，便可滥杀无辜。列宁生怕他的同志不明白这点，多次谆谆告诫他们，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与选举无关的无限暴力：
“专政就是直接依赖于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力量的权力。” [10]
“……苏维埃正是由这种专政（亦即一个不是基于法律而是直接建立在武装群众的力量上的权力）构成。” [11]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科学术语，它指明了起领导作用的阶级，以及称为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权力，亦即不是建立在法律或选举之上，而是直接建立在全体居民中某一特殊阶层的武装力量上的权力。” [12]
“专政意味着基于力量而不是基于法律的无限权力。在内战中，任何胜利的权力只能是专政。” [13]
这 些话其实说得不完整，“无产阶级专政”岂止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它同样也不受任何传统道德观念与一切文明原则的约束。正如斯大林在其读书眉批中指出的那 样：“软弱、懒惰与愚蠢是恶德，除这三者外，其他一切都是美德。”[14] 因此，为文明世界一致谴责的残暴、嗜杀、狠毒无情、欺骗、狡诈、背信弃义等等，只要符合革命需要，就都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激赏的美德，而慈悲、善良、仁爱、 富于同情心、怜悯心等等，都被布党视为“软弱”，乃是最大的恶德。
伊里奇的教导为同志们牢记在心，捷尓任斯基也力主抓捕人质：
“最有效的措施——根据你给出的名单，在资产阶级中抓捕人质以补偿资产阶级造成的损失……。逮捕所有的人质以及嫌疑人，并将其关押在集中营中。” [15]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也是列宁最好的学生，都深得“革命坚定性”的要旨，是列宁要找的那种“真正坚强的人”，因此都临危受命，去完成最困难的任务，两人的解决问题的手段一模一样——杀人杀到“阶级敌人”魂飞胆裂，再不敢反抗，乖乖屈服为止。
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列宁在1918年6月间把斯大林派到伏尔加流域的察里津去，那儿是俄国的传统粮仓。斯大林到那儿后立即开始大规模处决在黑市上抓到的做买卖的人、“反革命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保皇党人，等等。
法 国小说家、俄共党员Henri Barbusse 当时跟斯大林在一起，他回忆道：“没有一天当地的契卡总部不枪毙人。”夜里，卡车的引擎持续空转，好让引擎的轰鸣压下枪声和受害人的尖叫声。死者被装进麻 袋，在月光下被掩埋。次日受难者的亲属们便到处寻找掩埋的痕迹，把亲人们刨出来重新安葬。 [16]
斯大林确实做到了他在给列宁的电报中作出的保证：“放心好了，我们的手不会颤抖”。不久后，大批粮食便源源不绝地运往莫斯科。
托 洛茨基也是个“真正坚强的人”。内战爆发后，他出任革命军事人民委员，受命组建红军，去镇压白党的武装反抗。当时沙俄的军队早已不复存在，布党控制的一点 武装镇压手无寸铁的百姓犹可，要去与白军作战则根本没用。托洛茨基于是把沙皇军队的旧军官们找来，称之为“军事专家”，把他们的家属当成人质扣押起来，派 他们上前线去指挥作战。他还发明了政委制度，给每个军事指挥官派了个政委，规定任何命令没有政委的副署就无效。于是具有战斗力的红军就这么从无到有地组建 起来了。
这些都还在正常范围内。在整顿军纪中，托洛茨基才流露出了他“真正坚强”的本色。他规定，对于脱逃、不守军纪以及怯懦，其惩 罚都是枪毙。他强调指出：“训练我们的军队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任何过错都不能不惩罚，犯错之后必须立即惩罚。”[17] 他把列宁提出的“十个闲人中挑出一个来枪毙”的惩罚措施用于管理军队，在打了败仗的部队中每十人里挑出一个来枪毙。政委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毙人。如果他本 人被上面发现不够尽力，就连他也要被枪毙。因为枪毙了许多政治委员，托洛茨基得罪了老布尔什维克们，但列宁坚定地站在他一边。
因此，从布党上天那天起，红色恐怖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它本身就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存在前提，正如秘密警察头子捷尔任斯基在1918年7月14日回答记者问时说的那样：
“ 我们本身就代表有组织的恐怖，这点必须说得非常清楚。在革命时代，恐怖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的目标是与苏维埃政府的敌人作斗争，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我们判案 很快，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逮捕罪犯与作出判决之间只需一天。在几乎所有的案件中，当罪犯面对证据时就坦白认罪了。还能有什么争辩比罪犯自己的坦白更有份 量？” [18]
但布党公开宣布要在全国实行“大规模的红色恐怖”，还是1918年9月1日的事，其借口是两桩暗杀案。
1918年8月30日，列宁到莫斯科一家工厂去向工人演讲。演讲结束后，他走向自己的豪华轿车，却被一个女人叫住了。那女人在距他三步之处向他连开三枪， 有两枪打中了他。杀手被该厂的工人制服，交给了契卡，而列宁的司机则把伊里奇拉回了克里姆林宫。因为害怕再度遭到暗杀。列宁没到医院去，而是把大夫召进宫 来作了治疗。“红色经典电影”《列宁在1918》提供的官方版本与真实经过也差不多。
那杀手名叫卡普兰，是社会革命党人，也是个老革 命。社会革命党人干革命的方式，便是搞暗杀。这卡普兰当年就曾因谋刺沙皇政府的高级官员而被判终身苦役，坐了11年的牢，才因二月革命获释。她在牢里搞坏 了眼睛，几乎等于个盲人。然而她被捕后却把事情全揽在自己身上，说那是她一人干的，与他人无关，而且拒绝说出手枪是谁给的。就连神通广大的契卡都无法粉碎 她的坚强意志，逼她供出同伙来，只好在三天后把她枪毙了。这案件到现在也有争论，因为卡普兰几乎是个盲人，要完成暗杀任务简直就没有可能。然而也有学者认 为就是她干的，说正因为她几乎是盲人，才会在距离三步之处开枪还无法杀死列宁。本人觉得这似乎不太有说服力：既然几乎是盲人，她还怎么能认出谁是列宁？但 此事与主题无关，按下不表。
同日，彼得格勒的契卡头子乌里茨基被一位青年士官生暗杀。那杀手是为了他的朋友和军官被无辜处决而复仇。[19] 这两件暗杀案，便成了布党公开推行“红色恐怖”的借口。
从这点上最能看出新旧政权的本质区别来。前文介绍过，1881年，俄国的改革明君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炸死。当时大臣们极度悲愤，曾考虑过是否实行连坐法，以后不管哪个革命党人犯罪，都要让所有的革命党人负责，但他们毕竟有所不为，最后还是没敢这么做。 [20]
革命政府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列宁伤势未愈便下令：“必须秘密和紧急地准备恐怖。”[21] 据此，1918年8月 31日，《真理报》庄严宣告：
“如果我们不想让资产阶级毁灭我们，我们就必须毁灭他们，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我们的城市必须无情地清除腐恶的资产阶级。所有那些绅士们都是算帐的对象，任何对革命阶级构成危险的人都要毁灭……工人阶级的赞美诗将是仇恨与复仇之歌！” [22]
9月1日，布党的报纸《红色报》（Красная газета）宣布将在全国实行大规模红色恐怖，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庄严誓言：
“ 我们将把自己的心化为钢，让它在自由战士的苦难和血液的烈火中得到锤炼。我们将让我们的心变得残忍、坚硬与不可感动，使得怜悯无法进入我们的心脏，使得它 们在见到敌人的血海时绝不发抖。我们将打开那血海的闸门，绝不怜悯，绝不饶恕，我们将成百成千地杀死敌人。让他们在自己的血里淹死。为了列宁以及乌里茨 基、季诺维也夫和弗洛达尔斯基的鲜血 ，[23]让资产阶级的鲜血流成洪水——更多的鲜血，尽可能多的鲜血。” [24]
9月3日, 捷尓任斯基在《消息报》上号召：
“让工人阶级用大规模的恐怖粉碎反革命妖魔！让工人阶级的敌人知道，任何携带枪支的人被抓到都将被就地枪决，任何胆敢散布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最微不足道的谣言的人，都将被立即逮捕并投入集中营！” [25]
9月中旬，季诺维也夫宣布要消灭一千万人：“在苏维埃一亿人口中，我们将与九千万一道前进，对其余那些人，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必须被消灭。” [26]
这 可不是虚声恫吓。共产党人历来是“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乌里茨基被刺案发生后，契卡立即枪决了500名人质，他们的全部罪责就是“ 被推翻的阶级的代表人”，还在喀琅施塔德枪决了400名前军官。同月，根据列宁开出的名单，25名沙皇政府的部长和高官， 765 名沙俄军官在莫斯科被枪决。 [27]
布党当时贴出的传单，标题是：“对白色恐怖的回应”
9月5日，苏俄政府三位高官联衔下令实行红色恐怖，命令全文如下：
“经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家委员会建议 决定